二黑搞齐文化研究之十：北宋临淄著名文史学家———王闢之

二黑姜建

临淄区委宣传部齐文化研究中心    姜建
（一）
王闢之(1031年——？)，字圣涂，北宋临淄人。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进士。
宋哲宗元祐年间（1086—1094年），他担任任河东县（今山西省永济县）知县，曾“废撤淫祠之屋”，作伯夷叔齐庙，以“贵德尚贤”闻名。
绍圣二年（1095年），他知忠州(今重庆市忠县)。在任期间，政绩卓著，“拊养柔良，锄治奸滑”，使境内人民安居乐业。曾经有手下的官吏受贿，别人在告发这个官吏时把王闢之也一块告了，王闢之神色不变，对上级来调查的人说：“白头老翁安能畏吏苛民耶？”意思是说自己是清白的，不怕上级调查，也决不对错告他的老百姓打击报复。后来上级查明了事实真相，王闢之是无辜的。王闢之对古代先贤十分思慕敬佩，不但为曾经在忠州做官的刘晏（唐代理财家，曾被贬为忠州刺史）、陆贽（唐代骈文家，曾被贬为忠州别驾）、李吉甫（唐代地理学家，曾被贬为忠州刺史）、白居易（唐代著名诗人，曾被贬为忠州刺史）修了“四贤祠”，而且以这些名官为榜样，“兴旧起废，慨然不倦”，以廉洁勤政、务实爱民赢得了当地百姓的拥戴。北宋著名词家、书法家黄庭坚在《忠州复古记》中，高度称赞他“知务乐善，击强拨烦，才有余地”。
绍圣四年（1097年），王闢之从忠州任上致仕还乡。回到家乡临淄后，他隐居在渑水河畔，过着饮酒赋诗、悠闲自得的生活。渑水发源于临淄齐故城小城西由南向北，经长胡同、督府巷、东石桥、邵家圈，至王青庄南分为两支，北流经广饶入博兴者为渑水，西流经梧台入画水者为系水。民国九年《临淄县志》载：“渑水与系水同源。”渑水附近，齐文化内涵丰富。《左传·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30年）记载：晋昭公与齐景公在宴席上投壶，齐景公说：“有酒如渑”，形容其酒之多。《淮南子》载：善于烹饪的齐桓公宠臣易牙，能尝辨出淄水与渑水的味道。《史记·鲁仲连列传》记载：鲁仲连谓“田单黄金横带，骋于淄渑之间”。在渑水河畔这个人文荟萃的地方，喜欢文学的王闢之经常和朋友们欢宴，追古抚今，指点江山，畅谈一些风土人情和官场趣闻。后来他把这些听来的故事，整理成了《渑水燕谈录》十卷。《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均著录于子部小说家类。《郡斋读书志》题《渑水燕录》，作王辟撰。
（二）
从体裁上来说，《渑水燕谈录》属于笔记文中的史料笔记。笔记文是一种随笔记录的文体，“笔记”之“笔”即文笔之分的“笔”，意谓散记、随笔、琐记。笔记文包括史料笔记、考据笔记和笔记小说。在魏晋南北朝时已有此体,其渊源还可以远溯至东汉。唐代笔记已多,到宋代又有发展。用“笔记”两个字作书名的，则始于北宋宋祁的《笔记》3卷。宋代的笔记文以史料笔记一类为最发达。其主要特点在于多就“亲历”、“亲见”和“亲闻”来记叙本朝的轶事与掌故，内容较为切实，不乏第一手材料。《渑水燕谈录》就是北宋史料笔记中的代表性作品。
从写作目的上来看， 与众多宋代笔记的作者一样，王闢之脱离仕宦，悠游林下，追忆平生经历见闻，笔之于书，博记杂识，主要是为了 “谈谑”。 “谈谑”，也就是说玩笑话。这种“谈谑”式的著述动机，是宋代笔记的普遍倾向，是当时士大夫阶层的一种风气与时尚。王闢之在作于绍圣二年（1095）的《渑水燕谈录》序言中写到： “今且老矣，仕不出乎州县，身不脱乎饥寒，不得与闻朝廷之论、史官所书；闲接贤士大夫谈议，有可取者，辄记之，久而得三百六十余事，私编之为十卷，蓄之中橐，以为南亩北窗、倚杖鼓腹之资，且用消阻志、遣余年耳。”，很直接、明白的写出了自己的创作心理：编《渑水燕谈录》的目的是为了做酒后谈资，做晚年消遣。但是，我们从序言中“今且老矣，仕不出乎州县，身不脱乎饥寒，不得与闻朝廷之论、史官所书”之句能够读出王闢之“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虽然年老但关心政治的情怀；从“有可取者，辄记之”等句看出王闢之在记录、整理佚闻趣事时，是有政治倾向性和审美倾向性的，并不是不加选择，随手编成。所以，从序言中可以看出，《渑水燕谈录》虽然表面上是一部谈谑类的悠闲之作，但实际上蕴含了作者的政治理想和道德判断，是一部创作动机严肃、目的纯正、品位高雅的史料笔记。
从写作内容和范围来看，《渑水燕谈录》所记大都是宋哲宗绍圣年间（1094年）以前到北宋开国（960年）之间140余年的北宋杂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今考此书，皆记绍圣以前杂事”。共分为十七类：帝德、谠论、名臣、知人、奇节、忠孝、才识、高逸、官制、贡举、文儒、先兆、歌咏、书画、事志、杂录、谈谑，记录了360多个故事和片段。
从写作特色上说，《渑水燕谈录》的价值有三：
1．内容丰富，体裁广泛，为后世对北宋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历史研究，特别是对一些政治家、文学家的生平研究以及山东省的地方史研究、宋诗研究，提供了大量真实可靠的史料。
王闢之长期担任北宋基层地方官吏，交际范围主要是官场，所以对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些传闻故事非常感兴趣也十分熟悉。书中的前半部分如帝德、谠论、名臣、知人、奇节、忠孝、才识等篇记录了大量明君、贤臣的历史事迹，如“杯酒释兵权”、“开卷有益”的宋太祖赵匡胤、“治最为天下第一”并修岳阳楼的滕子京、力主革新变法的王安石、品行高尚的司马光、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以及大将军狄青、名臣寇准等，很有史料价值；同时，王闢之又是一个文人，对诗人、书画家等文艺界的轶闻趣事非常关注，如著名文学家苏轼、欧阳修、尹洙、苏辙，山水画家李成、著名词人柳永等人的事迹也时时出现在书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书中的“官制”、“贡举”、“文儒”等部分，准确、翔实的记录了当时的官制、科举情况，为后人留下了非常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为研究北宋官制和科举提供了大量真实的佐证；“歌咏”、“书画”部分，记录了大量诗人、书画家的创作经历和艺术理论，是我们研究宋代文学史、书画史时不可不读的参考文献。
王闢之是临淄人，晚年大部分时间又在临淄度过，所以《渑水燕谈录》记录了大量北宋时期临淄以及周边地区的人和事，比如以著书扶道为己任、著《山东野录》七篇的临淄人贾公疏；教子有方、少寡情欲的临淄长寿老人麻希孟；博学醇德的临淄名儒赵师民等。书中对范仲淹知青州的事迹也记之甚详，有近十条之多。
另外，王闢之的《渑水燕谈录》还在有意无意之间创造了几个第一：
第一，《卷八•事志》中有我国对“瓦当”的最早记载，这在瓦当的收藏、研究史上可谓前无古人，因而意义极大。原文是：“秦武公作羽阳宫，在凤翔宝鸡县界。岁久，不可究知其处。元?六年正月，直县门之东百步，居民权氏浚池，得古铜瓦，五皆破，独一瓦完。面径四寸四分。瓦面隐起四字，曰羽阳千岁，篆字随势为之，不取方正。始知即羽阳旧址也。其地北负高原，南临渭水，前对群峰，形势雄壮，真胜地也。武公之初年，距今千有七百八十八年矣。武功游景叔方总秦凤刑狱，摹刊于石，置之岐阳宪台之瑞丰亭，以贻好事者。”由此可见，从一千年前的北宋时期开始,瓦当就已经成为文人雅士案头的赏玩了。
第二，我国古典文学史上关于“三苏”并称最早也源于本书。据《卷四·才识》记载：“眉山苏洵，少不喜学，壮岁犹不知书。年二十七，始发愤读书。举进士，又举茂才，皆不中。曰：“此未足为吾学也。”焚其文，闭户读书，五六年，乃大究《六经》、百家书说。嘉?初，与二子轼、辙至京师。欧阳文忠公献其书于朝，士大夫争持其文，二子举进士亦皆在高等。于是，父子名动京师。而苏氏文章擅天下，目其文曰三苏，盖洵为老苏、轼为大苏、辙为小苏也。”本书还记载了许多苏轼的事迹，对我们今天研究宋代文学有很珍贵的价值。特别是书中提到，宋使张芸叟奉旨出使辽国，在幽州的旅馆里发现有辽国人在墙上抄录的苏轼诗歌，还听说范阳的书店曾经刊刻苏轼的诗集等事，对我们研究苏轼诗歌的影响和传播有重要意义。
   第三，对青州范公亭、范公泉的记载是最早的。《卷八·事志》记载：“皇佑中，范文正公镇青州，龙兴僧舍西南阳溪中有醴泉涌出，公构一亭泉上，刻石记之。其后青人思公之德，名之曰范公泉。环泉古木茂密，尘迹不到，去市廛才数百步而如在深山中。自是，幽人逋客，往往赋诗鸣琴，烹茶其上。日光玲珑，珍禽上下，真物外之游……最为营丘佳处。”
第四，书中对“虹桥”的记载是最早的，以至于不了解王闢之历史的某些当代桥梁史专家给王闢之冠以了古代桥梁专家的称号。据《卷八事志》记载，青州太守夏竦见城中的桥梁常被大水冲坏，便想办法改建。这时，他正好得到了牢城中的一个“废卒”。“废卒”就是关押在监牢的残废士兵。这个人有“智思”，也就是有超常的智慧。这个“废卒”取来数十根大木，相贯为桥，无柱的虹桥就这样造出来了。这是我国历史上有据可查的最早的“虹桥”之一。
另外，“开卷有益”、“高下其手”两个成语源于本书，对淮安点心“蜂糖糕”、江南“建茶”、纸牌、麻将的前身“叶子”、安南椰子等物产的记载也是较早的。书中还有 “用长松治麻风病”的最早药方。
2．作者站在封建士大夫的道德立场，歌颂了爱民尊贤、勇于纳谏的明君以及廉洁务实、克己奉公的清官； 赞美了一些文学家高洁傲岸的品质和灵敏机智的创作才华；对弄虚作假、不切实际、残害百姓等丑恶现象进行了讽刺和批判。
比如《卷一·帝德》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宋真宗曾经对一个外放到地方做官的郎官印象很好，称赞他品德高尚，做事得体，答应在合适的时机把他调回中央，委以重任。但是这个郎官回京之后托关系，走后门，到处行贿当朝重臣。事情被真宗知道后，便没有重用提拔他。这个故事表现了宋真宗对那些跑官要官者的憎恨，赞扬了宋真宗坚持原则的品格，对今天的人们很有教育意义。
再比如《卷二·谠论》中记载，宋仁宗的时候，京城出现日食，但由于当时阴云密布，京城的人都没看见。掌管天文历法的官员以此奏请皇帝，认为日食是不祥之兆，可现在在京城却没有看到，这说明皇帝吉祥，天下太平，应该大宴群臣，庆贺一下。司马光劝谏皇帝说：“日食，全国其他地方都看见了而唯独京城看不见，老天好像在说皇帝您正在被阴邪小人所蒙蔽，天下人都知道而唯独朝廷不知道，这是很不吉利的事情，不应庆贺。”宋仁宗听从了司马光的劝告，没有进行劳民伤财的祝贺仪式。在这个故事里，司马光仗义直言、耿直机敏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宋仁宗勇于纳谏、善于听取别人意见的精神也可见一斑，贤相、明君的风范在极端的篇幅里展现无遗。
又比如《卷九·杂录》中有一个故事《游僧》，揭露了江南某寺院让僧人扮成罗汉堂里的罗汉，装神弄鬼，骗人钱财的伎俩。这个故事说，江南某县郊野有个古庙，只因地僻山险，所以人烟稀少。一次，有位游方和尚到那古庙，便想出个吸引香客的妙法。庙里有500 罗汉，他穿戴上一个罗汉的衣服、笠帽，拄着那罗汉的禅杖，下山到县城去剃头。剃时有意乱动，割破了头顶，这时他就解下了衣带，敷上了白药，并留下那禅杖作为抵押，约好日期叫剃头匠到庙里去，说将要送他一千钱相酬。剃头匠按照约定的日期去了，刚要进庙，看门人就扭住他殴打起来，说：“庙里罗汉丢了禅杖已半年了，原来是你偷的啊！”剃头匠说明了他得杖的经过，与看门的人一起去见方丈。大家感到很奇怪，于是一起打开罗汉堂，只见门上的锁已生锈，罗汉的座榻上布满了灰尘，好像很久没有打开门的样子。剃头匠审视那丢禅杖的罗汉，衣服、笠帽都是他所见到过的，头顶上还有割伤的地方，血渍和药敷的情况也和原先一样。罗汉座前有一千钱放在那里，都是些古钱，穿钱的绳子都快朽烂了。大家都惊叹起来。这件事马上传扬出去，于是天天都有施舍钱财的人来，这古庙也大大地兴旺起来。几年后，和尚中有人为钱财争吵，骗人的把戏才泄露出来。
还比如《卷十·谈谑》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说是王安石变法时，有些士大夫很喜欢谈论水利。有一人说要抽干梁山的水，把它改造成农田。别人便问他：“梁山泊是古代的巨野泽，面积有好几百里，现在抽干了它的水来造田，如果一秋夏之间洪水汇集，把它们容纳于何处呢？”刘贡父刚巧在屋，不慌不忙地说：“这有什么关系，只要在梁山泊的旁边凿一个大湖，面积大小正好与梁山泊等，不就可以容纳那些积水了吗。”满座的人大笑，那个胡说要改造梁山泊的人，羞得无地自容。这个故事既讽刺了一些不学无术、不切实际、夸夸其谈的官吏；又赞美了刘贡父的机智、俏皮，让人在忍俊不禁之中深思，很有深度。
总之，《渑水燕谈录》并不是一部完全以介绍知识、记录史实的纯史料性的著作。作者往往以小见大，寓深刻的褒贬于字里行间，其思想内涵还是丰富而深刻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作品并不是“无为而作“，而是“有为而作”。当然，由于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的原因，书中也有不少宣扬愚忠愚孝、因果报应、玄虚迷信的东西，这是我们在阅读此书时所必须注意的。
3．《渑水燕谈录》在艺术上颇有造诣。其语言简洁，叙事洗练，格调高雅，幽默诙谐。虽寥寥数语，但往往人物形象鲜明生动，寓意深刻。
    比如《卷十·谈谑》中记载了一篇欧阳修不喜欢佛教的故事：“欧阳文忠公不喜释氏，士有谈佛书者，必正色视之。而公之幼子小字和尚。或问：“公既不喜佛，排浮屠，而以和尚名子，何也”公曰：“所以贱之也，如今人家以牛驴名小儿耳。”问者大笑，且伏公之辨也。”文章篇幅虽然极为短小，但叙述简洁清楚，行文迭宕，把欧阳修正直、幽默的性格充分展现了出来，很有喜剧效果，给人看后轻松一笑，有一种观看小品或相声的感觉。
   再比如《卷二·名臣》中，作者写司马光品行高尚，德高望重，深得百姓喜爱，没有正面、直接的去写他的爱民事件,而是用“士大夫识与不识，称之曰君实”，“下至闾阎匹夫匹妇，莫不能道司马。”的侧面手法写出了司马光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人格魅力，特别是用“熙宁末，余夜宿青州北溜河马铺，晨起行，见村民百余人欢呼踊跃，自北而南。余惊问之，皆曰：传司马为宰相矣。”的典型事例，侧面写出司马光热爱人民、在人民中享有极高威望的事实，整段文章手法巧妙，表现了作者对司马光爱民的由衷敬仰。
总之，《渑水燕谈录》在文学性上是比较突出的，其行文洗练，言简意赅，生动风趣的风格对后世的笔记体小说创作有巨大的影响，甚至在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风格的痕迹。
综上所述，《渑水燕谈录》史料性强，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北宋的历史；思想性高，可以帮助我们思考社会、人生；艺术性好，可以帮助我们学习一些人物小传、小小说的技法。所以，说《渑水燕谈录》是一部很有价值和生命力的名著，是毫不为过的。

二黑姜建

和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