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危机：传统价值崩溃中的村落社会

沉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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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这幅曾在农家门楣上广为粘贴的对联，现在很少能够见到了。各级在在号召农民“少生快富”，老百姓向往“日进斗金”，贫困是现阶段中国农村的主要矛盾，脱贫致富乃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对于这句话的前半句，有很多人持怀疑态度，对后半句，相信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追求物质财富本身没有错，一直在贫困中挣扎的农民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更没有错，但物质财富一旦在农村社会升华为一种图腾、一个信仰，人们的整个生活和劳作简化为赚钱和消费的过程，这个社会就有问题了。无法去找家传的“忠厚”，不再需要继世的“诗书”，古道热肠，安贫乐道，乐天知命，老实常在，吃亏是福，还有仁、义、礼、智、信，这些祖辈人对我们耳提面命的辞藻，早被视为束缚我们思想的愚昧；而天理、因果报应、天地良心、天打五雷轰这类来自对上天和神灵的敬畏，更早已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大集体时代燃起的集体主义政治理想随着计划经济的解体而坍塌。在一个只剩下金钱可以崇拜的社会里，不可能有真正的精神支撑、终极关怀和正义品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传统村落不仅在经济发展上经受来自外部的榨取、挤压、冲击和遗弃，在内部，也在信仰危机导致的道德异化、精神空虚中茫然、局促和不知所措。
　　千百年来村落社会凝聚力的形成和稳定延续，除了自然环境的因素外，靠的就是村落内部共同的价值观念和精神追求。从最早的万物有灵到孔孟等思想家的说教，再到后来的佛道和其他宗教，村落社会浸润在各种混合文化里，通过不断取舍、更新和酝酿，逐步形成了自己的信仰。接受了道学先生了说教，就接受了礼教之下的等级和秩序。从小的方面说，人们崇尚勤俭持家、和睦邻里、与人为善；厌恶游手好闲、惹是生非、损人利己，修身、齐家，做个稳定的社会细胞。从大的方面说，那些能够实践道义崇高的人，能够得到世人的景仰、流芳后世、成为师表，他们本人也能从中获得身心的愉悦。接受了佛道和其他宗教的说教，有天国可景仰、有地狱可敬畏，践善行、修来世、度己度人，再次不过，也怕遭天谴和现世报，人能够超越生活的琐碎，站在更为广阔的境界给他的家人、邻里以宽容和理解，从而维系了社会组织的平稳和谐。所谓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我个人理解，就是附着在中华民族传统信仰这一本体上形成的民族精神的集粹，尽管这一信仰和它所统领的道德也不乏糟粕，但美的、善的东西还是其主流。遍看数千年村落的历史，只要是出现大的危机和动荡，从根本上讲，必是人们对信仰绝望、整个群体内心的冲突无法自抑，而导致整个社会道德沦葬的结果。道德说教和宗教感化，历来被教科书说成是统治者维持统治的工具，没错，统治者需要通过教化来制造稳定的社会秩序，但被统治者也需要一个清平的环境来安居乐业，健康的稳定，让两者“双赢”。自古以来，中国农民知足常乐，骨子里并没有天生的革命性和斗争性，但凡有起码的生活保障，就不会有大规模的“斩木为兵、揭竿为帜”，只有在官逼民反、农民觉得信仰已不可恃的情况下，才会突破传统道德的底线，挑战威权和秩序。
　　以“五四”运动为发端，各种纲常礼教和各类牛鬼蛇神在疾风暴雨的革命中跌落尘埃，新文化、新思想势如破竹一路摧枯拉朽，在新的社会环境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孔夫子、观音、关公们走下神坛，“德先生”和“赛先生”开始被当时的社会精英敬若神明。是的，信仰不仅有善和恶之分，也有先进和落后之分，当社会条件成熟时传统信仰中那些落后的东西注定要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这毫不可惜，问题是新的偶像——民主与科学并不能拯救20世纪初多灾多难的中国。人们最终认识到，离开彻底的社会批判和暴力革命，苦难深重的中国永远难见天日。于是，共产主义，作为一种信仰进入中国社会并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在这一信仰的鼓舞下，我们的祖辈和父辈、那些可敬的理想主义者们，前赴后继的奉献着自己的青春、热血和生命，建立了新中国。而在随后兴起的“文革”中，本来应该是一种科学信仰的共产主义，被人们奉献以宗教的狂热，“天才”的领袖人物“说一句顶一万句”，在宗教似的全民崇拜中走上神坛，而几千年延续、经“五四”运动冲击后残存的传统民族信仰被横扫一空，“孔老二”成了千古罪人，佛祖、玉帝自不必说，就连农家老太太供着的灶王爷，也被请下了神龛，中国传统的道德、习俗、惯例、礼义被毁掉，中华文化的脐带被切断，批判“封资修”，泼洗澡水连洗澡的孩子也一同泼掉了。都知道旧的思想观念具有顽固性，岂不知旧的思想观念中那些美好的东西往往十分脆弱而易碎。当文革走入历史，人们认识到自己刚刚踏入漫长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计划经济解体，附着在“一大二公”之上的集体主义理想随之幻灭，狂热的政治头脑骤然降温。当市场之手开始在配置资源上发挥主导作用，就连没有读过书的人都明白了“物质决定意识”这个道理。五四以来的社会动荡、尤其是“文革”的浩劫，在中国社会的延续过程中划下了一道鸿沟，在人们的记忆中，传统的信仰被丢在了沟对岸、早已模糊不清；而对于普通人来说，建国后逐渐树立起的远大政治理想似乎遥不可及，远水不解近渴，信仰开始出现真空。在这种情况下，扑面而来的追求物质利益的狂潮席卷了几乎每个人生活的全部。物质的力量无处不在，它驱赶着形形色色的人，象驱赶着一群奴隶。当信仰也开始物质化，人们的大脑便已经开始由真空变为黑洞。
　　中国农村，在上述历史变革中经历了全部。
　　“每个人对于应信仰什么几乎都是含混不清，无所适从，甚至惊慌失措的，这样就会导致大家像抓住救命稻草似地抓住并推崇那些极具破坏性的价值，而低估了它们的危害。”（李慎之语）成为黑洞的大脑在纳其所需的过程中容易失去它的辨别力，这就为邪恶提供了可乘之机。
　　对盛极一时的“法轮功”大家想必不会淡忘，在“法轮功”最兴盛的那段时间里，在我的老家，鲁北地区一个城镇的大集上，“法轮功”习练者扎起宽阔的舞台，组织声势浩大的“弘法”活动，一时间真可谓万人空巷，几乎所有逛集的人都聚拢了来，生意人也丢了他们的摊子。有人痴迷，有人半信半疑，也有人跟着看热闹。在当地，当代除了文革时期公社组织万人批斗会外，再没有过这么庞大的集会场面。那些漏洞百出的狂言诈语居然在很短是时间内迅速俘虏了这么多的农民群众，让他们丢下生计、丢下亲情、罔顾国法，去“上层次”、“求圆满”，甚至投入血腥和暴力，令人匪夷所思。就是那个阶段，以“练功”为旗号，“中功”、“香功”纷纷出笼，各种“佛子”、“大师”、“教主”离开他们的“仙山”、“道观”、甚至“天界”，在纭纭众生中粉墨登场，散布邪说、鼓惑人心，培养势力、抢占地盘。这不能不让人想起历史上狐鸣忽曰“大楚兴陈胜王”，想起“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想起“石人一只眼，挑起黄河天下反”，想起太平天国的“天父天兄”，想起义和团的符咒和刀枪不入。在中国，野心家们具有利用邪教实现野心的传统，农民也具有盲从和被利用、跟着野心家的笛声起舞的弱点。这一点并没有随着人类进入现代社会而出现彻底的改变。就在前几年，一种叫“灵灵教”或“黑教”的邪教曾在鲁北个别地方兴盛，该教宣扬“世界末日论”，说什么信教则存、不信则灭，号召信徒无父无母、无亲无故，放弃生产、专心享受、奉献教主，单等世界崩溃别人死掉，整个世界、整个人类建设的成果都归他们所有。在这一邪说的鼓惑下，很多农家田园荒芜、牲畜杀净、房屋变卖、骨肉不相顾，甚至暗自提前到城镇居民区去认领楼房、到机关部门去认领办公室和车辆。这么赤裸裸的瞎话居然有人听从，并且从者甚众、形成势力，就不是简单的把这些农民斥责为“愚昧”就能够解释得了的了。
　　在当代，邪教有市场，但也很容易被戳穿，现代人具有起码的科学文化素质，国家强大的专政机关也不容挑战，更何况现在根本没有自古以来邪教动员群众挑战社会时的客观环境。对邪教的崇信象一阵邪风刮过去了。错误的信仰，我们可以凭借宣传教育、凭借专政机关的强大力量去祛除，而正确的信仰是什么？我们靠什么来建立正确的信仰？
　　建立不起正确的信仰，即使我们的社会能够杜绝邪教，也杜绝不了人们道德的异化、价值的沦葬、精神的焦虑和行为的怪异。
　　在物质至上的环境中，我们村落社会一些优秀的传统价值正在失去。
　　祖辈和父辈们对我们说：“流自己汗，吃自己饭，靠天靠地靠祖宗，不算好汉”；我们从小读的教科书上说：“劳动最光荣”，“劳动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人”，“劳动人民当家做主”。而现在，劳动成了低贱的代名词。我们教育自己的孩子，总是说：“不好好读书长大了你就只能做建筑工人”，“考不上重点学校将来打发你回老家种棉花”。时下最流行的顺口溜从政府官员、厂长经理往下罗列了十等人，不用说，“修理地球的老农民”在这十种人中垫底。整个社会都在鄙视那些“在太阳下低头、流着汗水默默辛勤的工作”着的人，而原来授予石油工人、掏粪工人的“劳动模范”称号，也被越来越多的大小“老总”和干部们毫无愧色的占据——他们图的不是劳动带给他们的荣光，而是称号背后的待遇。所谓“勤劳致富”，人们崇尚“致富”，却鄙视“勤劳”，认为凭“勤劳”去“致富”是无能的表现。那些脱离了劳作的群体昂首挺胸，即使是到菜市场买把韭菜葱，都带着拉动内需、拯菜农于水火的成就感；而那些摸着锄头、拎着瓦刀的劳动者，却满脸无辜，象做错了什么事，象对不起什么人，显得没有底气，显得渺小而猥琐。而那些投机取巧的人、那些一夜暴富的人、那些让劳动者为自己创造财富却拖欠劳动者工资的人，被奉为了能人、有本事的人。就村落内部而言，一般家庭都只有一两个孩子，父母不愿意看到自己后辈象自己一样在泥土里挣扎，想方设法让孩子读书、想方设法送孩子到城市去谋求发展。有些孩子能不负希望能得遂父母心愿，但升学就业的机会毕竟有限，更多的孩子将难以得到更好的学习就业机会，但是，他们已经认可了家人和社会对劳动的鄙视，回乡不可能，留在城里没机会，眼高手低，高不成低不就，游荡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在正道与邪道间做着艰难的选择。鄙视基本的劳作，搀杂使假、空手套白狼、甚至用赌博、诈骗、盗窃，这些非法手段聚敛来的财富也可以拿出来炫耀和招摇而不再需要脸红。世道的变化让那些崇尚白手起家、艰苦奋斗的父辈、祖辈们越来越看不懂。我认可社会分工，也承认人的综合素质有高下之分，甚至也能理解市场规律下社会阶层的日益拉大，但社会发展的原始推动力毕竟来自那些基本的劳作，一旦全社会对基本的劳作失去起码的尊重，这个社会发展的基础肯定会出现问题。
　　谁都希望自己尊严的活着，但在目前，尊严是有成本和代价的。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如果与父母一起守在庄稼地里，顶烈日、冒风雨，抗锄头、抡镢头“修理地球”，她能为自己和家庭创造多少价值？一年到头能从父母那里获得几百块钱买身好看的衣服就不错了，但如果她们走进那些向她们敞开着的酒吧、发廊、歌舞厅、洗脚城去做“小姐”，几天，甚至一夜的收入，就赶得上在庄稼地里一年。传统的观念她们不知道吗？她们不想尊严的活着吗？都不是。但再牢固的观念、再想要活着的尊严，当一年与一夜的收入比实实在在摆到自己面前时，先不说那些没有多少文化的农家女孩子，即使是个正人君子，不知道你做何选择。当然，农村出生的女孩子并非只有庄稼地和出卖肉体两条道可以选择，更多的人彷徨在这两条看似极端的路中间，让我们明明白白的看着传统价值在物质利益冲击下的脆弱和无助。即使是上了年纪的人还能够坚守他们的道德底线，去诅咒、去漫骂、去痛心疾首，但社会大的发展趋势他们左右得了吗？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去突破禁忌，那些在老辈人眼里出格的事情，在那些年轻人看来就成了司空见惯，能够衣着光鲜、大把花钱、还不用再去“下庄稼地”，“贫”实可“笑”，“娼”不可“笑”。相信那些出入于灯红酒绿的“小姐”们，没有几个是自甘堕落的富裕且有社会地位人家的女孩子，死要面子活受罪对于那些挣扎在农田里的女子也不公平。是越来越物质化的社会，在逼良为娼。
　　村落传统社会重视辈分、重视威望，天长日久居住在一起的各家各户难免有些摩擦，有了矛盾人们习惯找年龄大、辈分高、威望重的人居中说和，而这些德高望重热心公益的人也乐得在帮助别人在排解纠纷中树立自己在村落社会的影响。除非矛盾激化到不可收拾，一般人们很少找政府和打官司。后来户与户间只要动了拳脚一般都打110，110处理不及时、或者人们认为110处理不公，到外地花钱找黑恶势力帮自己出气的苗头开始在村落出现。出了矛盾和纠纷，矛盾双方不比谁的理、谁的非，而比谁的钱多能雇的起黑道。黑道也重视发展和培育自己的市场，有奶便是娘、有钱便是爹，招之即来，挥之不去，下手稳、准、狠，成了某些地方农民的噩梦。正所谓胜利者不受谴责，在黑道介入的纠纷中，出了气的身份骤增成了惹不起的大爷，挨了揍的人前矮了三分成了窝囊废。传统的是非观念没有了约束力，传统的排解纠纷的渠道也被遗弃，正气无处伸张，邪气四处弥漫，村落社会风气在这样的氛围里迅速恶化。
　　失去对神灵的敬畏，摆脱了传统道德和集体主义意识形态的束缚，不再相信因果报应，不再相信来世，仁义道德、政治理想和高尚情操不当饭吃，只有既得利益能让人看得见、摸的着、用的上，廓清了精神迷雾人们都站在了实用主义的土地上，纷纷跟着感觉走。市场化让人计算投入和产出、计算成本，这也包括人际交往。亲情、友情和乡土观念在淡漠，人往高处走，人们的生活和事业圈子在无限扩大，而在村落中的交往渐少，村落内部被广泛认同的价值观正在分解，社会的凝聚力降低，负责任的社会成员越来越少，维护群体的利益、担负社会道义的势力逐渐衰落。信奉关系、后门、势力，而不再相信公平和正义。在贫富反差间失去心理平衡，贫富反差的加大增强了某种嫉恨和仇视。物质的力量左右村落政治和舆论，土财主、爆发户、拳头硬、家族大的人以及依附在他们周围混日子的群体左右村落的人际关系、利益分配和发展机会。
　　在城市的强力吸纳下，农民依附村落的意愿大幅降低，大批农民弃耕，转而带着他们的体力、智慧和所积累的财富到城市寻求新机会，城乡发展失衡加剧了村落信仰的危机。
　　生存是人的第一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群众起码温饱问题难以保证的情况下，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脱贫致富步伐是应该的而且是必须的。问题是人除了物质需要，同时也有精神需要。生活条件的改善，并不必然意味着消除了人们精神的焦渴与困顿。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知礼节”的前提是“仓廪实”，但“仓廪实”后并不必然“知礼节”，何况整个社会的“仓廪实”，并不意味着每个社会成员的碗里都有饭，更不意味着每个社会成员的碗里有相同的饭。要想让大家都“知礼节”，需要用制度去规范，更需要用理论和与之配套的方法去教化。
　　信仰危机的出现，与教化理论和方法的苍白有直接关系。
　　村落传统的教化一般有两大渠道，一是来自村落社会自身，包括家庭、亲属、邻里和村级管理阶层，二是来自行政机关与其掌握的新闻媒体。就前者而言，由于现在农村的孩子在学校、工作单位和外部社会的时间，越来越比在家庭的时间多，接受家庭及村里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少，面对越来越激烈的社会竞争，作为施教者也越来越迷茫：谁也不会教自己的孩子和亲属去巧取豪夺、投机钻营、挺而走险，但是，老实、本分在社会上根本“吃不开”，他们也清楚的知道，传统观念的灌输只能束缚孩子的手脚，并且他们的道理常常被从外面回来的孩子批驳的体无完肤。他们不得不承认：世道变了，也许让孩子由着自己闯荡，在接受历练中自我完善更好一些。就后者而言，作为各级行政管理机构，在集体化走进历史、建立在集体化基础之上的集体主义精神失去号召力之后，向群众灌输什么？怎样灌输？本来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一方面群众生产散、生活散、人心散，缺乏接受灌输的主动性；另一方面在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背景下，这一复杂而艰苦的摸索又缺乏内在的动力。书本、报纸、电视、广播、甚至因特网，传输手段越来越现代化，媒体强力覆盖下的农村并不缺乏了解国家大政方针的渠道，但是，国家的政治意图能否让群众理解、政治意志能否让群众接受，并不一定与宣传手段的现代化程度成正比。应当首先肯定，一些正面宣传、尤其是一些关于法制的宣传对推动农村文明进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不可否认，宣传内容的苍白、宣传方式的轻浮，以及触目皆是的拜金主义影响，也使得一些宣传工具让农民茫然、未知可否、甚至嗤之以鼻。一些记者、编剧、演员高高在上，脱离实际、照猫画虎，主题先行、粉饰太平，把改革开放后的农村描绘的莺歌燕舞、一派升平景象，甚至比城里人都富足、都奢侈、都小康，比如在农民群众中影响较大的赵本山、黄宏、巩汉林等，在他们的小品中，农民不是楼上楼下学英语（《实话实说》），就是抗着摄象机进北京（《找镜头》），再不就是拿钱接济城里的老板（《求求你》），万千小品一个主题：“多亏了好政策”。百编不厌、百演不厌、百播不厌，就是不顾农村的实际和农民的胃口。脱离了农村社会和农民生活的实际，竟日枯坐书斋、或躺在星级宾馆的沙发上凭想当然构思农村、塑造农民，一碗又一碗的端出夹生饭让农民吃，农民哪里咽得下去。这些假、大、空的东西，别说农民，恐怕连那些演员、导演自己都难以说服。在市场化程度越来越深入的情况下，媒体也不是生存在真空之中，当然也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铺天盖地的纯广告、和铺天盖地的披着新闻和文艺外衣的另类广告，引领着生活时尚，引领着人生追求，演绎着人生的真谛。作为市场竞争下弱势的农民，如何从中获得人文关怀、道义支持和精神寄托？“喉舌”和那些“灵魂的工程师们”在一片似锦繁花中自我陶醉、自我兴盛，就是忘记了自己的职责和使命。
　　市场经济猛烈冲击下的村落社会，需要外部的支持和关怀，也需要从内部树起坚强的精神支柱。农民需要物质上脱贫，也同样需要精神上解困。由于历史的原因，农村大众心灵最崇高的位置空旷着，需要一个可信的目标去信；给他们一种可以信靠的、能够净化心灵的精神力量，让他们用以指引自身实践、阐释生活真意、精神认知和价值索求，并据此来在个人与社会、现实与理想、理性和非理性之间保持一种合理而适度的张力，他们才会充实的、负责任的、积极的活着。
　　　
　　　　　　　　　　　　　　　　　　　　　　　　　　　　　　　　　　（2004年10月6日）
　　

秋萍

沉醉，佩服你！
我过会回复你。

文刀若凡

市场经济猛烈冲击下的村落社会，需要外部的支持和关怀，也需要从内部树起坚强的精神支柱。农民需要物质上脱贫，也同样需要精神上解困。由于历史的原因，农村大众心灵最崇高的位置空旷着，需要一个可信的目标去信；给他们一种可以信靠的、能够净化心灵的精神力量，让他们用以指引自身实践、阐释生活真意、精神认知和价值索求，并据此来在个人与社会、现实与理想、理性和非理性之间保持一种合理而适度的张力，他们才会充实的、负责任的、积极的活着。

秋虫

写的好，但我觉得当代人的信仰危机是普遍存在的，是个社会问题，并不是单纯存在于农村中

天涯人

信仰危机，也是转机，有待实践，从新做起。

秋子

下面引用由天涯人在 2004/10/28 02:29pm 发表的内容：
信仰危机，也是转机，有待实践，从新做起。

说的非常对。

蓝沙

感触很深！

论坛主持

沉醉见识独到，笔力浑厚。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