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黑搞齐文化研究之十七:三个临淄县令给我们的启示

二黑姜建

最近，因为编书需要资料的缘故，笔者大量翻阅了一些地方史志。在翻阅史志的过程中，有三个临淄县令的事迹读后让人过目难忘，感慨万千。尽管他们是封建时代的官吏，有自己的阶级局限性和时代局限性，但他们爱民的言行足以成为后世楷模，受人世代景仰。特别是在当前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形势下，更具有鲜明的借鉴意义。
第一个令人敬佩的临淄县令叫曹摅(shū)，字颜远，谯国谯人，是西晋时期著名的清官、诗人。他在任临淄县令时，做了一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惊世骇俗的奇事。据《晋书·列传六十》记载，有一年大年三十，曹摅到临淄县监狱视察，对囚犯们无法回家与家人团聚过年深表同情，竟下令打开监狱，放囚犯们回家与家人欢度除夕，并约定大年初一早上必须返回。下属们对曹县令的举动大惑不解，纷纷反对，认为放囚犯们回家是放虎归山，他们一定一去不复返。曹摅对下属们说：“这些囚犯虽然犯了罪，但如果你诚实、仁慈的对待他们，想来他们也不会辜负你，我觉得他们明天一定会按时归来。如果出了问题，我负责。”结果第二天清晨，这些获准回家欢度除夕的犯人们，都按时返回了监狱，一个逃跑的都没有。全县的老百姓听说了这件事，都很敬佩曹县令的做法，称他为圣君。
当然，官员私自放囚犯回家从法律上是说不过去的，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不违背法律的基础上，曹县令能照顾到犯人的情感和精神需要，正是以人为本理念的具体体现。如果曹县令不是在过年的特殊时期，不是和犯人约定明天一早返回，而是任何时候都放囚犯，放了不能采取措施令其返回，那就是纵容犯罪、糊涂昏庸的坏官了。在当时的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作为一个封建官吏，能如此体察人之常情，并做出同情囚犯的举动，实在是很不容易的。再说了，连囚犯都能尊重其合理需求，更不用说一般百姓了；对囚犯都讲人情，对他们那么好，更不用说对人民群众了；这件事足以说明曹县令是一个爱民的清官。另外，从曹县令放囚犯，囚犯按时回监这个事件的过程，我们还可以发现，“官爱民，民必爱官”、“以诚动人，人必以诚待己”的道理。一个领导干部，如果能象曹县令那样，在与人民群众的交往和施政过程中，以人为本，以诚动人，把工作做到老百姓心头上，那么他的执政，一定会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一定会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可和肯定。
第二个令人敬佩的临淄县令是明朝的欧阳铭。欧阳铭，字日新，江西庐陵泰和人。《明史·列传第二十八》和康熙《临淄县志》、民国《临淄县志》都记载了他洪武年间在临淄为官的事迹。史志说他“为治廉静平恕”，“政平讼理”，是一个勤政爱民的好官。他重视发展教育、文化事业，“兵火之余，能创建县治学宫”，“暇辄进诸生讲文艺”，还重视农业，常常亲自自己一个人骑着马深入农村调查问询，督促农业生产。尤其令人称道的是，他“执法不阿”，不畏权势，严惩害民扰民者的故事。有一次，大将常遇春的部队经过临淄。他手下的一些士兵到老百姓的酒店里喝酒，不但不给钱，还打伤了店家。欧阳铭按照法律对这些肇事的士兵进行了惩罚，狠狠的鞭打了他们一顿并遣送回军营。这些士兵回营以后，颠倒黑白，恶人先告状，对常遇春说欧阳铭目无尊上，辱骂常将军。常遇春非常生气，就前去找欧阳铭理论。欧阳铭不卑不亢的进行了解释：“士兵，是皇帝陛下的士兵，可老百姓，也是皇帝陛下的老百姓呀。现在老百姓被士兵差点打死，难道士兵不应该按照法律接受鞭刑么？我欧阳铭虽然很愚蠢，但不至于笨到敢骂大将军吧？大将军忠心为国，军纪严明，总不能为了偏爱几个士兵而阻挠我执行国法吧！”一席话有理有节，说得常遇春心悦诚服，最后他严厉斥责了违法乱纪的士兵，并亲自向临淄父老道歉。后来，大将军徐达的部队也路过临淄，士兵们互相告诫，认为欧阳铭是“健吏”，不可冒犯，结果在临淄驻军期间再也没有害民、扰民的事件发生。
一个小小的七品县令，敢与当朝德高望重、声名显赫的大将军顶着干，其勇气、胆识着实令人敬佩。欧阳铭的勇气来自何方？我认为，首先来自于他对于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其次来自于他对国家法律尊严的自觉维护。在欧阳铭看来，一个好官，光表面上喊爱民不行，还要有切切实实的爱民的举动，特别是当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受到不法侵害时，更要挺身而出，勇于站出来为老百姓说话，给老百姓撑腰，主持公道和正义，所以当常遇春的士兵侵犯了老百姓的利益，作为一县之长的他毅然决然的出来为民作主了。在欧阳铭看来，国家的法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无论是谁，违反了法律就要老老实实的接受惩罚，常遇春虽然是自己的上级，封建官场的规矩虽然是“打狗还得看主人”，但是这些都不能成为常遇春士兵目无国法，狗仗人势的理由，更不能任其逍遥法外，为所欲为。所以欧阳铭秉公执法，刚正不阿，狠狠的教训了那几个兵痞。欧阳铭的故事启示我们，作为一个优秀的领导者，为民除害、依法行政是其爱民的重要方面。见到害民的人或者事不管不问，漠不关心，见到违法乱纪的现象慑于对方权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与其沆瀣一气、同流合污、官官相卫，都不可能赢得人民的拥护和爱戴，都将站在人民群众的对立面而遭人唾弃。
第三个令人敬佩的临淄县令是明朝末年的耿荫楼（“荫”也写作“廕”或者“胤”）。耿荫楼，字旋极，北直灵寿人，天启五年进士，天启年间临淄知县。据《明史》和康熙、民国《临淄县志》记载，他在临淄当政期间，“沉毅有谋略”，踏踏实实为临淄人民做了几件好事。有一年临淄大旱，老百姓眼看着颗粒无收，个个心急如焚，用了种种抗旱的措施不见成效。这个时候耿县令站出来了，他身穿囚犯的衣服，常时间曝晒在烈日底下，在祈雨坛上放声大哭，希望上天惩罚自己而不要折腾百姓，祈求上天能降下甘霖以救苍生。结果心诚则灵，一会儿普降大雨，全县的旱情得到了彻底缓解。还有一年，几个“妖人”利用百姓愚昧迷信的心理，组织邪教，妖言惑众，骗人钱财，把整个临淄搞得乌烟瘴气。耿县令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没有采取一律镇压、造成社会动荡的过激行动，而是“擒贼先擒王”，用计一举将首恶分子抓获，从而稳定了临淄的社会局面，粉碎了邪教分子们的阴谋。尤其值得称颂的是，这位耿县令不但为官清正，务实能干，而且是一位专家型领导，极富创新精神。他是一位著名的农学专家，著有《国脉民天》，书中的 “养种之法”篇提出了粒选方法，是人工选择原理的较早阐述，在明朝的农业科技史上享有盛名。他还针对临淄实际，创造性的提出了一种叫作亲田（或者叫区田）的农业经营方法。指导农民将自己耕种的农田分为五份，五分之四的田亩正常耕种，五分之一的田亩做“亲田”，进行精耕细作，重点管理。遇到丰年可丰产，遇到旱涝灾害可保证粮食稳产，特别是遇到蝗虫灾害，可全家弃五分之四全力保五分之一“亲田”，“易于捕救，亦可免蝗。”而且五年轮亲一遍，这样就可以把自己耕种的田地“皆养成膏腴矣。”这种控制经营规模，在有限的耕地面积上，进行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倾斜投资，以少胜多的方法，大大促进了临淄农业的发展，明末清初的临淄，可以说是物阜民丰，百姓富足。
也许有人对耿县令祈雨的做法嗤之以鼻，甚至感觉滑稽好笑。是呀，今天看来，祈雨是封建迷信，如果有官员天旱也祈雨，那就是愚昧无知、完全反科学的举动，但不要忘了，耿县令祈雨的时代是明朝，是在封建社会科技不发达、老百姓完全靠天吃饭的历史背景下，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在那个时代，祈雨不仅是正常的，还符合人民利益、代表人民意愿。想想吧，一个一县之长，能和广大农民同呼吸共命运，能不惜用自残的方式为民请命，怎么不令人感动？过分的用今天的眼光来衡量、评论自己的祖先，对祖先是不公平的，如果我们用历史的、辩证的眼光冷静的加以分析，我们仍然可以从耿县令的身上看到他解民水火、救民苦难、心系百姓的真挚感情和高贵品质。
耿县令创造的亲田法充满了智慧，即使今天来看也很巧妙，来用也很有生命力。耿县令为什么能创造出亲田法？仅仅是因为他有天赋和创造力？我认为，亲田法的创造有耿县令的先天禀赋和知识经验储备方面的原因，但更多的来自于他后天广泛的参与农业指导实践，更多的来自于他向农民的调查、学习。耿县令为什么能广泛实践，为什么能向农民学习？因为他重视农业，知道在中国封建社会“无粮不稳”、“民以食为天”，农业在社会中的基础地位和核心作用。他为什么能重视农业？还是那句话：爱民。在封建时代里，一个清官因为爱民，所以重农；因为重农，所以务实勤政，能够向农民学习；因为大量实践，向农民学习，而且善于总结经验，将人民群众的智慧加以概括、提炼，所以他才搞出了亲田法，写出了《国脉民天》这部农学佳作。耿县令亲田法的创造过程，告诉我们：一切创造，一切能力的提高，都离不开爱民二字。如果不爱民，老百姓吃上饭吃不上饭与自己无关，他也就不会关注农业，也就不会深入实践，更不可能闭门造车，灵机一动，凭空想象出符合实际、符合人民利益的办法和举措。
综上所述，三个临淄县令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曹县令启示我们要以人为本，以诚待民，将心比心；欧阳县令启示我们要依法行政，不畏权势，切实把维护群众利益放在首位；耿县令启示我们勤政出方法，爱民能创新。我觉得，在当前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保持党员先进性、建设和谐社会的形势下，三个临淄县令的事迹和精神仍具有巨大的教育意义，仍值得我们这些后世子孙古为今用，去粗取精，好好学习，努力借鉴。

二黑姜建

嘿嘿

岳阳茶客

透彻！向你致敬！致力于淄博地域文化的研究。老兄的研究中有没有博山的内容，能发些就太好了。

蓝沙

下面引用由岳阳茶客在 2005/07/10 04:02pm 发表的内容：
透彻！向你致敬！致力于淄博地域文化的研究。老兄的研究中有没有博山的内容，能发些就太好了。

二黑，临淄人。研究多以齐文化为主。

岳阳茶客

下面引用由蓝沙在 2005/07/11 11:13am 发表的内容：
二黑，临淄人。研究多以齐文化为主。

谢蓝沙大姊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