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扇

小舟

扇子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先民出于招风取凉、驱赶虫蚊、掸拂灰尘、引火加热等种种需要，发明了扇子。它是人类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高度融合，具有浓郁的文化艺术特征。
扇子，几千年来，代有沿革，形制繁多。追溯扇子的产生，从考古资料推测，其应用至少不晚于新石器时代陶器出现之后。而见于史传最早的记载为西晋崔豹的《古今注》：“五明扇，舜所作也。”但它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引风逐暑的实用扇，当时扇的形制的利用，系扇的别体。所云舜受尧禅后，始作“五明扇”，系用以表示“广开视听，求贤以自辅”的仪仗扇。从舜制“五明扇”起，仪仗扇就有了表示统治者身份、地位的政治意义。作为仪具，它是“伟而立张”的长柄扇，由仆从执掌，故又名“掌扇”。自汉唐至明清，凡皇帝、后妃以及达官贵人等起居、住、行的场所，多以成双的仪仗扇来表示其高贵的社会地位。在清代及民国年间，民间婚丧嫁娶也有用掌扇作仪仗的风俗习惯。仪仗扇除了“仪仗示威”的主要功能外，尚有障日、蔽尘、装饰等功能。
实用扇一般为短柄扇，其主要功能是“引风逐暑”。我国最早的扇有羽制和竹制两种。羽扇创制的时代当比竹扇更早些。据王嘉《拾遗记》记载：羽扇始于周昭王时。晋代的陆羽有《羽扇赋》，说楚襄王会诸侯于章台之上，大夫宋玉、唐勒侍，皆操白鹤之羽以为扇。羽扇最早的产地是江南，其前期本由鸟类羽翅制成，后来用八羽、十羽并列，且加了木柄。目前所见较早的扇子形象是战国铜器上刻画的两件长柄大扇，以及江陵天星观楚墓出土的木柄羽扇残件。东汉班固有《竹扇赋》云：“度量异好有圆方，来风辟暑致清凉。”则是我国最早的扇赋。实用扇子在汉代称为“便面”。便面一律用细篾制成。现存最早的竹扇实物为湖北江陵战国墓出土的一把短柄竹扇，精美绝伦。“扇面略近梯形，用极细薄的红、黑两色篾片编成矩形纹，靠近柄的一侧有两个长方形孔，周边夹以较宽厚的竹片。纹饰十分规整，是一件技艺很高的竹编制品。”战国晚期至两汉，这种半规型“便面”成为扇子的主流。但由于其扇柄偏在一侧，使用时摇风致凉显得不便。因此后来出现的团扇已将扇柄装在扇的中轴，形成对称式扇面，这显然是一种改进。古人曾用“毫芒”来形容竹扇的篾丝扇骨，又用“蝉翼”来比喻团扇扇面的轻纱细绢。
随着汉代丝织手工业的发达，制扇原料多用绢、罗、纱、绫、缯为面料，而色尚素白，扇形尚圆。汉班婕妤《团扇歌》有“裁成合欢扇，团团似明月”之句，故时人称之为团扇或合欢扇。以纸作扇面，当是随着造纸技术的发展在隋、唐时出现的，同时丝织品扇面的团扇依然流行。团扇在唐宋时期，已流传海外邻国，据北宋赵汝适《诸蕃志》记述，从当时泉州港出口商品中，就有书画绢扇。
团扇自汉代定型以来，唐宋元明清历代沿用不衰。中国画人物故事、山水楼阁、花卉翎毛、仕女婴孩、风俗等题材，都进入到幅不盈尺的扇面之中。辽宁省博物馆藏唐代画家周防的《簪花仕女图》中的侍女所持的长柄团扇上，就画有作为衬景的紫玉兰、仙鹤等，反映了当时花鸟画的水平。唐代王建《调笑令》说：“团扇，团扇，美人并来遮面。”可见团扇已成为一种年轻女子显示风雅的实用艺术品。两宋时期，社会上书扇、画扇、卖扇、藏扇、玩扇的风气愈来愈浓，而且出现了画商和字铺。夏文彦《图绘宝鉴》记载“南宋赵彦，汴梁人，居临安，开字铺，画扇得名。”扇子已成为一种艺术商品广为流通。今故宫博物院收藏不少宋代团扇书画作品，但大部分不署作者名款，这是宋代书画家的习俗，如《雪霁图》、《罂粟花图》等。也有一些著名书画家的作品，如马麟的《郊原曳杖图》、林椿的《梅作寒禽图》等。而团扇书法极为罕见。上海博物馆藏宋徽宗赵佶的草书团扇，堪称稀世珍品。
我国关于折扇的记载起自北宋，一般认为北宋初从日本和朝鲜传入中国。张世南《游宦纪闻》称：“高丽国宣和六年九月遣使李资德、金富辙至本朝谢恩，私觌(di)之物有松扇三盒，折叠扇二只。”明代陆深《春风堂随笔》谓：“盖折扇自北宋已有之，”“倭人亦制为泥金面乌竹骨充贡。”这里所说的私觌物或贡物，系指礼物，说明北宋时折扇稀有，当时是纨(wan)扇占主要地位。北宋《清明上河图》中人物以百计，用扇却均为团扇，可作印证。古代称折扇为聚头扇，或称为撒扇，或折叠扇，因其使用时则敞开，不用时可叠起而取名。折扇自日本和朝鲜传入后，我国随之有扇肆制作与专门经营的店铺。南宋时生产已有相当规模。除南宋邓椿《画谜》中已提及“如市井中所制折叠扇者”外，在南宋《梦粱录》中也有“周家折叠扇铺”的记载。早期折扇扇骨较少，后来才用细骨。关于宋代已有自制折扇，在漆器图案中也可得到佐证。江苏武进县南宋墓出土的菱花形描金漆盒盖面绘有《柳荫拂暑图》，图中仕女，一人手执团扇，一人手执折扇，且扇骨历历可数。元代山西永乐宫壁画，保留了大量元人生活情景，折扇只出现于小市民手中。据刘廷玑《在园杂志》记载：“明永乐年间，成祖喜折扇卷舒之便，命工如式为之，自内传出，遂遍天下。”故从明永乐开始，折扇制造业日益兴旺发达。据《歙县志》记载，歙县郑泰时、朱柿、张士安、倪考等四家著名的扇商，就是因其制造折扇行销而成为巨富的。明代折扇，传世较多。故宫博物院所藏明宣宗朱瞻基(1426—1435年在位)所画的设色人物画大折扇，是现存最早的折扇。明代前期的扇面流传极少。目前能见到的有谢缙《汀树钓船图》、姚绶《松荫醉卧图》等。明成化以后扇面书画极为盛行。因折扇扇面具有呈半圆弧形、上宽下窄、向四周辐射这一特点，扇面书画无论行气与构图均别具风格，成为表现传统书画的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备受人们的喜爱。又因折扇扇骨的雕刻工艺在明代得到极大发展，扇骨有用紫檀木、红木、乌木、檀香木、象牙、雕漆、漆竹、湘妃竹等制作的，亦有采用螺钿镶嵌及玳瑁薄片粘贴的，无所不有。其中尤以竹制扇大骨的雕刻最具特色。我国竹刻至明代中期已形成专门艺术，如以明代三朱(朱松邻、朱小松、朱三松)为首的嘉定派的浅雕、透雕为其艺术特色。在扇骨上雕刻书画的技法多为阴刻，亦有阳刻和留青刻法的。扇骨一经名书画家落墨、竹刻家雕刻，折扇身价便随之大增。
由于折扇携带使用便利，素有“怀袖雅物”之称。文人墨客，风雅之士，更是讲究扇面书画、扇骨雕刻、视为珍玩。明代书画名家如沈周、唐寅、文徵明、仇英、祝允明、丁云鹏、蓝瑛、陈洪绶、董其昌等均有扇面书画佳作传留于世。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明代书画扇面多达2000余件。清代折扇更为盛行。尽管天气渐凉，士大夫还是照样手持折扇访亲会友，以示风雅。清初画扇名家则当推四王(王时敏、王鉴、王翠、王原祁)、吴(历)、恽(寿平)、四僧(渐江、石涛、八大、石溪)和金陵八家(龚贤、樊圻、吴宏、叶欣、高岑、胡慥、邹喆、谢荪)。清代中期以来，书画家几乎均擅扇面书画。清末扇画当以赵之谦、任伯年、吴昌硕、虚谷、任渭长(即任熊)、任薰、蒲作英等人的作品为代表。他们以生动活泼的花鸟画为主体，各树高标，留下了大量扇画作品，仅任伯年一人至少有300幅折扇扇面传世。苏州博物馆曾专门举办过一次别具特色的“清代状元书扇展”，展出了清代七十二科状元的72幅扇面，既有一个状元单独书写的，又有数科状元合写而成的。由于渊雅之士的直接介入，大大提高了扇子的艺术品位，文化内涵亦更趋深厚。
我国扇子的种类也很多，另有蒲葵扇、麦秸扇、棕榈扇、竹编扇、羽毛扇、麈尾扇等，且有悠远的历史。如蒲葵扇在我国使用得也相当早，在《晋书》中已有“蒲葵扇五万”的记载。唐代诗人白居易有，“坐把蒲葵扇，闲吟两三声”的诗句。在此不一一详述。
扇子因其实用而广泛流传至今，除了具有纳凉、装饰、道具、欣赏、娱乐等功能外，尚有作为历史文物的特殊功能。如梅兰芳藏有印度诗人泰戈尔亲书所赠的一把绢面纨扇，泰翁于 1924年看了梅兰芳演出的《洛神》后即兴题诗，扇上用毛笔写着孟加拉文和英文两种文字。鲁迅曾于1932年书赠日本友人杉本勇乘法师折扇面二幅，鲁迅书扇仅此二件。郑逸梅藏有记载雷峰塔考证及倾圮之日的纪念折扇。1990年在通州发现“军粮经纪密符扇面”，该折扇两面共画100个符，代表通州100家军粮经纪。这些密符形象抽象，还有不少是未解之谜……可见扇子中。蕴含与衍生着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
剧目和文学作品中有许多以扇为主题的，如“桃花扇”、“沉香扇”、“蕉扇记”、“孙悟空三借芭蕉扇”、“晴雯撕扇”等。扇上桃花，笔底波澜，孔尚任把桃花扇放置在戏曲结构组织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殊地位上，并用它来作为剧本的题名，“南朝兴亡，遂系之桃花扇底”，表现了作者艺术上的匠心。戏剧舞蹈中，扇子常常成为表演艺术的重要部分。演员借助扇子，通过挥、转、托、夹、合、遮、扑、抖、抛等动作的变化与组合，配合身段，衍化出各种舞姿，以展示人物的不同性格、心境、感情。《牡丹亭》中的杜丽娘、春香，《红梅阁)中的李慧娘，《西厢记》中的红娘，都有俏丽多姿的扑蝶舞扇动作，展示了女性的妩媚、娇美。梅兰芳演戏，讲究“扇子功”，他在(贵妃醉酒)中，运用扇子巧妙地表演了杨贵妃的醉态和复杂的内心世界。尽管当今已进入电扇和空调盛行的时代，但是扇子作为日用器物和艺术欣赏品仍然有它广泛的用途，特别是它的文化欣赏价值，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兴趣和珍视。尤以将我国书画艺术与传统工艺巧妙结合的扇子，更是深受国内外人士的喜爱，它内涵丰富，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被誉为“东方艺术的瑰宝”。扇子已不仅仅是一种重要的旅游文化商品，并广为世界各国的博物馆与个人所收藏，在中外文化交流中起到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