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可园的“可字想到的”—— 姚思敏

墨客

    第一次听说东莞有座可园时，便有些说不清的喜欢。可园，“可”是什么意思呢？定是可居、可游，秀色可餐，美丽可人的去处。但究竟是什么样子，却是想象不出。因为人们提起东莞，总易谈到它经济的迅猛发展，据说这座十年前还又脏又破的小城镇，而今已是全国（包括香港在内）经济综合能力排名第七位的现代化城市。这个业绩对搞经济的人来说，当然是令人向往的，可是，对文化人来说，恐怕总有些可疑。谁都知道，文化建设的进步决不是以十年为单位的，如果还想享有历史文化，那就更不好指望了，经济再腾飞也不能改变过去的历史啊，历史上真留下了文化遗产，今天才能拥有，否则，没有就是没有。那么，这座可园究竟有否可人之处呢？
本来我的个人画展定于今年五月在可园博物馆举行，不巧碰到“非典”，只好延期。与可园的相识又晚了一些，及至十月下旬，才得以与它谋面。
    原来它是那么的小！小小的门坊，小小的花园，小上的轩榭，小小的楼台。我浏览过规模宏大的皇家园林，品味过精美别致的苏州园林以及独具民风的蜀中园林，却真没见过这么小的南方园林！扑面而来的广东滋味：琉璃瓦，青砖墙，瓷花窗，三步一转，五步一拐，弯来弯去，眨眼的景致不同，不时令我想入非非：我要能在这园中住下该多好！天天就在这张钴蓝色的瓷凳上看书，在那条环碧廊中听雨。爬到巡山阁上去听琴，从那扇扇开启的窗口观景，也许还要在拜月台上作画。当然，这些都是不可能的。于是，我开始嫉恨起来：过去的有钱人怎么这么会享受。一百五十多年前的可院主人张敬修不过一个武人，虽出身书香，有些素养，但毕竟不是文人。有了钱与权，修幢豪宅到并不足为奇，问题是他怎么居然请到两位画家（居巢、居蒹）来家一住就是十年？且后来成为中国美术史上有名有姓的人物，岭南派的始祖。你想那武人在外面血雨腥风，咤叱风云，回到家里有人给他搞美术创作，今天一朵撞粉的花，明天几块撞水的石头，清新典雅，赏心悦目。同时，艺术家自有艺术的情怀，闲了一同登高望远，听琴品茶，吟诗作画，谈吐文章，吞吐清韵，余香四溢，这又是何等高雅而奢侈的精神享受啊！比起打麻将、抱二奶，真是无可比拟，只图当时快乐一阵，剩下的全是麻烦。
    可园今天的新主人似乎也秉承了旧主的血脉，小小的房间竟布置了那么些可看的东西，几帧名人真迹，几件古董珍品，几位收藏捐献者的图片事迹。细细品味，慢慢咀嚼，你会呼吸到历史的空气，感知岭南文化的气息，你会觉出确实有一段历史真真实实地存在过。你正与当年可园的主人和客人拥有同样的美，不过时空不同，人不同而已，且这些东西一旦有了，它就会永远存留下去，你的子孙后代在将来不同的时日也会感受与你相同的东西，这是一种怎样的趣味？
    与此同时，我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你说全国大大小小的历史名园、博物馆不算少了，哪一家没有点收藏，哪一家的收藏没有藏家的捐献。可是，像可园这样尊重藏家的义举又增加可园的观赏性，同时还在藏家中提倡和鼓励一种风气的做法却是不多见的。我不知道那些接受了别人的捐献却麻木不仁的管理者心里是怎么想的。但是，我敢肯定他是没有赠送过任何好东西给别人的人，至少，他对爱家的爱物情节没有丝毫的理解。试想，一个人要把自己心爱的东西无偿地送给国家，尽管有意义却是怎样的割舍？难道这样的割舍还不值得我们接受者在他心爱的宝贝旁边留下一点痕迹吗？可园的管理者深懂这一点。所以在他们的周围才会聚集着一大批藏家和传统文化的爱好者。
    可园博物馆的馆长告诉我，东莞爱好书画的人很多，特别是书法。他们正在积极筹办一个少儿书法大赛，一个少儿参加比赛就会牵动四五个家长的关注。是啊，一个藏家动用家里的资产收藏我们的文化，也会牵动其他家庭成员的关注，以此类推，我们还惧怕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东西会被电脑及其他外来文化的冲击这个令许多文化人共同担心的问题吗？相反，我们会利用更多的现代化成就扩大视野，享受比古人更多的乐趣。可园的旧主人只知道自己拥有一部价值连城的四大名琴之一，却没法知道其他三部是什么样子；只懂得修葺他的可园，却无法了解其它园林乃至世界园林的种种精彩，而这一切之于我们，实在是举手之劳，你只要在电脑上点击相关资料。这该是多大的占有和满足啊！
    漫步在曲折的回廊上，注视着一群小鸟在一汪清泽中嘻戏，我感到整个身心都被一种美丽簇拥着，被一种文化浸润着，被一种精神感动着，有这样一群人活跃在祖国文化的土地上，点点滴滴地维护并发扬着它的璀灿，让我们能完整而充分地享受这一切，我想这应该不是偶然的。我不禁又想起馆长的话：政府对我们很支持啊！从3.3亩扩大到30亩，再扩大到70亩，新近又拨了八千多万元用于修建新博物馆。从他那兴奋的目光中，我仿佛看到初到东莞的那个夜晚，在政府投入一个亿的文化广场上动人的场景：无数的东莞人聚合在巨大的广场上自愉自乐，那么多人在聚精会神地观看刚才还是观众的演员表演节目，那么多人在领舞的带动下跳街舞，那么多人幽闲地在广场上健身和散步，你说，这样的业余时间过得多么健康和积极。这中间又可减少多少无聊和犯罪。我忽然想起这些天似乎没听到谁发牢骚，（这在内地是无法想象的）无论哪种层次的人总是乐于告诉你将来的东莞将是什么样子：这里会建大型的购物中心，那里将会……。看来，东莞真不是“暴发户”，而是颇具经济实力和人心的“谦谦君子”。
    就要离开东莞，离开可园了，一位朋友对我说：再走走吧，多留点你的脚印……
    据说，可园得名于当时园子建成后，客人们佳许：可以，可以，于是名叫可园。而我也想用这样的话来结束此文：东莞的劳动者是有文化的劳动者，东莞的管理者是有文化的管理者，他们是一一可以的。

   姚思敏
2003年11月3日于成都画院

秋萍

[这个贴子最后由秋萍在 2004/02/20 01:01pm 编辑]

《工笔、意笔相互渗化的“边缘”艺术——姚思敏的中国画》——孙克

在当代中国画画坛上，才华横溢、功力扎实且极富创造力的女画家不断涌现。成都画院女画家姚思敏就是其中的一位。她不仅有出众的悟性、才情和聪慧，而且在艺术上不断地探索出新。万为可贵的是在当前各种流行思潮面前，她既不随波逐流，也不固步自封，而是多思明辨，坚定地走自己的道路。
    姚思敏是四川华阳人，从1976年开始跟随朱佩君先生学习工笔画。1980年进入成都画院后，又入四川美院中国画系研究生班 研修山水画，得到李文信、冯建吴等大家的指授。
    我从姚思敏那深厚的艺术功底和清朗正派的人格精神里，看到其从老师们那里获益良多。但她好像从来就有锐意进取的雄心，很早便勇敢地从羽护的温暖里跳到外面的世界。包括她学画山水画，另辟蹊径，并跑到遥远的大西北新疆、内蒙一些地方写生，心胸、视野一下子开阔起来。从她的作品风格上看，似乎又不是很急躁求变，求成，她并不准备立刻跳到工笔花鸟画之外去，而是渐进地、步步为营地扩张，几年之后不觉中已有了大的变化。所以她的工笔花鸟画画得越来越美，越来越有情味，而另一种山水、花鸟，工笔、意笔互相渗化的“边缘”艺术，也已经趋向成熟。
    大家知道，山水画的主旨在“畅神”。自宋元以后，文人水墨画的发展，令其美学精神定位在追求山水之“气韵”即客观山川的形貌风情与画家主观体征的情绪的契合，并由之得到的鲜明简约的意象。此种潇然纵放的山水画精神与工笔画锦心绣手的工谨写实风格的结合，的确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的新问题。所以当我看到姚思敏的花鸟画逐渐转向山水画风格的时候，感到她正是去追寻属于自己的境界与风格，并未完全参照别人的规范去作画。她在《我的主义》这篇精彩的文章里写道，她在那些幽邃美丽的山涧溪流和缤纷醉人的枝叶间得到深深的快乐和创造的自信，结论是“忠实于自然，忠实于自我”。
    几乎没有人说得清楚为什么姚思敏这样画就成功了。我手边有一本几年前荣宝斋为她出版的画集，其中有工笔花鸟画《芦苇》、《硕果》、《春雨》、《瓶花》、《黄昏》等，在这批作于20世纪90年代的近于传统工笔画即以线为基础，以渲染为主要手段的作品中，她更注重生活的观察和感受，她画的《芦苇》、《硕果》，更注意画面总体气氛和印象的表现，至于物象如实的、具体的刻画，显然不是首要目的了。我最喜欢她画的《春雨》，在这幅画里，春雨潇潇的绿叶从中，几只小鸟悠然伫立在枝条上，它们或缩着颈项，或昂首向天，画面是那么绿意融融，不禁令人想到画家那美好的心境。
    姚思敏的山水画是另一种样式，她画溪瀑和树从，大多是秋季树叶金黄或深秋黄叶零落之时。她以工笔画家特有的耐心给每片叶子填上颜色，在她的眼里每片叶子都有价值，都会放光，每一缕阳光都在闪烁。小溪奔流，光影晃动，还有一只随着枝条的摇曳欢唱的小鸟。这样的画面既是人们幽密的山林中时而见到的景致，又是画家姚思敏心象中一幅凝固的画，也是她不断酝酿、编织、增删而成的一个画面。同时，在作品完成的过程中，也把她性格中的爽朗、豪放和多年训练积淀的细腻、优美与操控的技艺很自然地结合起来，从而创造了一种清新、随意、深邃和具有幻梦感的独特样式。然而姚思敏在追求创新与自我的同时并没有背离和疏远传统，也没有改变一贯的自我。师辈的样式规范也没有束缚她，活跃的创造精神令她倾心于大自然的壮美与深邃的精神契合中，结合而孕育出即此即彼又非此非彼的新境界、新趣味、新风格。一个画家在某个阶段（不是大天才的高峰阶段）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和成就，应该说是很不容易，很了不起了，因为这个成就是自然而然的创造的结果，和太阳升起、果实红透、水流云行一样自然。

   孙克

墨客

《让我们都成熟起来》
只要涉及到艺术市场的问题，常常听到这样的抱怨：收藏爱好者说画价太高没法买，假画太多不敢买；画家说：奇怪得很，那么明显的假画、行画居然有人出重金购买；画商、经纪人说：画家和收藏家都埋怨我们从中渔利，难道我们在两者之间所进行的宣传、推广、交流不叫价值，不应该获得回报吗？
    二十年前我们就在呼唤中国画艺术市场的规范化，二十年后似乎仍是摸不着头绪。美术作品交易之怪现象比比皆是，令收藏家、画家、经纪人备感头痛和焦虑。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与我作品的经纪人及收藏爱好者坐在了一起，畅谈各自的观点和所面临的困惑，忽然之间似乎清醒了许多：艺术市场的正常发展正源于这三方成熟的认知和操作，缺一不可。任何把责任归结到其他两方的观点都是错误的。于是，让我们成熟起来的想法一时间充满了我的思想。
    我不是经济学家，不能用经济学的学说来阐述问题。但是，我有一种直观的认识也许能对艺术市场问题的研究有所脾益：如果画家是成熟的画家，收藏者是成熟的收藏家，经纪人是成熟的经纪人，那么，三者之间合作应该是相互依赖而有效果的。其中，经纪人是画家与收藏家之间的桥梁，如果没有这座桥梁，淌水过河总会面临更大的障碍。而在此之中，成熟是最根本的问题，否则，收藏者老是乱买，画家老是乱卖，经纪人老是乱操作，艺术市场再过一百年也是混乱。
    那么，怎样做才能成为成熟的收藏家呢？我想：一个成熟的收藏家至少应该明确地知道自已喜欢什么，进而知道什么样的作品值得喜欢，同时明确自己的收藏目的究竟是偏重欣赏还是偏重增值。这三个方面都有高中低不两只层次，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在购画之前有意识地考虑一下这几个问题，那么，我们所做出的选择就应该是相对成熟的。首先，如果仅仅为欣赏，无论价格高低，艺术质量高低，只要我十分喜欢，看见它心里就愉快，同时经济条件允许，那么，我就有理由做出选择，因为，艺术质量和价格的问题是一个比太空还复杂的问题，不可能等到把这么复杂的问题都解决好了才来买我想要的东西。所以，买自己喜欢的画，这是最起码的，但往往许多人就栽在这个最基本、最简单的问题上。听别人说该买什么便买什么，或者谁名气大就买谁的，结果化了重金，吃了大亏还是莫名其妙。需知，艺术品不是股票，它有一个重要的价值就是审美价值，而这种美只要对你的胃口，就是物有所值了。再说，名人的作品也是要精品才有价值，尤其是现在的名人。其次，我们要不断提高自己的审美能力，懂得什么样的东西值得喜欢。这就需要了解和比较，才会有鉴别。我的这位收藏爱好者朋友订了好几份全国重要的美术刊物，对中国画现状有较多的了解，因此，他的选择是清清醒醒的，他的乐趣也远远多于糊糊涂涂买画的人。至于是欣赏还是增值的问题，我认为最理想的情况是又能欣赏又具增值潜力。这就需要我们在首先认定其艺术价值的前提下还要有一不定期的风险意识。一件高水准的艺术品究竟将来是否能增值，什么时候增值，其因素是非常多而复杂的，谁也无法准确预知。但是，总的说来，艺术水准高，风格独特的作品可能性就大。因此，我们不能孤注一掷，把大量的注意力和资金化在少数艺术家身上，这样失败的例子是很多而惨痛的。另外，一定要向成熟的经纪人靠拢，他们会向你提供许多有价值的相关信息供你参考。
    我想成熟的画家应该是这样：不仅在艺术上有较高的建树，明确的个人风格，获得学术界的广泛认同，同时，对艺术市场的种种现象和自己作品在此间所处的位置也应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理论上讲，任何作品都有自己的观众群体，你拥有的是一些什么样的观众，你就要对他们负责。凡是拿出去的作品都有自己的观众群体，你拥有的是一些什么样的观众，你就要对他们负责。凡是拿出去的作品一定要能够代表你的艺术水准，不能今天一个样，明天一个样（探索性的东西必须成熟之后再与观众见面）；价高一个样，价低一个样； 参加学术活动的作品一个样，进行交易的作品又一个样，弄得藏家无法把握，这样一来，曾经热爱你作品的观众只好离你而去，原本观注你的经纪人只好放弃你。这样的例子也是不胜枚举的。况且，如果那些爱好者倾其所有却只购得一幅应酬画，连夜赶路只为在撤展之前观赏你的作品，看到的却是些并不代表水准的商品画，作为画家自己，难道可以坦然吗？此外，画家也应该尊重和依靠成熟的经纪人，作品的推广，尤其是在藏家中推广，需要投入大量和长期的人力物力，没有他们持续的工作，许多有价值的信息到不了藏家那里，人家怎么知道你是何方神仙？再说，当他们为你工作甚至到凌晨三点的时候，你不认为你也应该有所付出吗？因此，他们的价值应该体现在画价的百分比中。有些画家倒是明白这个道理，只是他把经纪人的应得加在画价之上，结果使画价平白无故地增加了许多，弄得人家无法操作，这种做法也同样是欠成熟的。
   做一名成熟的经纪人也许是三者中最难的，他必须掌握大量相关信息：关于画界的、藏家的、商界的、政治的、经济的、国内外的、区域性的、等等、等等。然后，选准对象进行操作。一旦投入，便有风险。投入多少，投入的时机都需要准确地把握。而这当中的每一项内容又都充满了变数。十年前中国画市场热热闹闹的时候，谁知道会有亚洲经济风暴，弄得台湾、香港上千家的画廊不能善终？一个画家本来画得好好的，怎么一下他观念变了，又不这样画或者干脆不画了。因此，市场风去对经纪人本身的素质要求非常之高，并不是哪个人想当就能当，或者光靠运气就能得逞。同时，他还需要一定的背景条件，比如资金，比如收藏氛围。艺术品经营往往周期较长，投入和产出并不能一时结算。收藏氛围也是一个群体意识的结果，并非某一个人能完全操控得了。所以，经纪人的成熟也是个十分困难而艰巨的过程。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画经营的经纪人换了一代又一代，开始是台湾、香港人，后来是大陆人，现在恐怕该是第三代了，如果说前面几茬输赢都多源于政治和经济的因素的话，那么，从现在开始，成熟的经纪人就要更多的凭借自身的能力了，因为整个社会环境都正从一个巨变走向秩序，一夜暴富已成为神话，我们能够做的只能是脚踏实地地摸索。好在我的身边已经出现了这样类似的人物，我想，希望总是有的。
    总之，收藏家、画家、经纪人是中国画市场这台戏中的主角，谁在中间表现不好都会影响演出效果，唯有我们大家都学着成熟起来，我们的市场才会走向正常，我们才会在此当中共享彼此的成功给我们自身带来的利益和喜悦。
    让我们都快快成熟起来吧！！

   姚思敏
2003年11月5日  

墨客

《我所走过的路》
  我不敢断言我之所以走上绘画之路应与当年那位交白卷的先生有关。但事实又似乎如此：假设七三年暑假没有发生那件事，我应该凭我当时的成绩顺利考上高中，然后下乡，然后赶上七七年恢复高考，然后根据情况选择一个专业，然后分配工作，然后……（当然也就不是现在的我了）。然而，当时任学校革委会副主任的数学老师拼命为家庭有问题的我力保上学资格而被责问“你在帮哪个阶级说话？”的同时，我的学历便永远定格在“初中”二字上。
    好在，不幸中常常有万幸，我有一位在成都某中学教高中语文，擅长中国古典文学的伯父，还有一位在家乡乐山颇有声望的任中学美术老师的舅父。鉴于我从小喜欢画画的特点，他们引导我在那个无可选择的年代作了一个我能自主的选择——学习绘画。于是，我开始了进入了“我的大学”。
    要学画当然要学文学，抄家之后，伯父家仅剩一本破旧的《古文观止》，一套不全的《红楼梦》，一部请朋友出让的老《辞源》，另借了一本《唐诗三百首》，这就是我的教科书。岂止是教科书，简直就是救命稻草，想到初中的几位女友正襟危坐在高中的教室里继续学习，我却像半道上被逐出跑道的运动员，像跌进大海正在沉沦的遇难者，那滋味真是不能言语。幸而有这几本书加之伯父的精辟讲解和评点，才算把我引渡到另一个境界。逐渐地，我不再为告别高中而失落。
    没有机会博览群籍，只有一遍又一遍地精读。通过书中的典故而知中国的历史；通过文章而明白中国的封建政治、道德取向、价值观念、文人气节和审美趣味；通过诗歌而感受到悲壮、惨烈、凄楚、婉转、哀怨、缠绵乃至热情美好的种种情怀；通过小说而了解中国社会的人情世故以及艺术作品创作的最高境界——虽经千雕万琢而不露丝毫痕迹。至于“已之不欲，勿施于人”、“小不忍则乱大谋”、“含而不露”、“温柔敦厚”、“无声胜有声”之类则在我做人从艺的道路上留下深深的印记。这一切与我学识渊博的伯父当然有很大的关系，他不仅博闻强识，各类文章典故烂熟于胸，其讲解深入浅出，生动有趣，且每每古为今用，见解独到，听他讲文章真是一种精神享受。不过，当时没有比较，我还以为所有能讲文章的老师都是这样，后来，我听过一些中文教授的讲座才发现，伯父的水平多在他们之上。
    如果说伯父属于渊博而严谨的那类中国文人的话，我的舅父则是闲适恬谈的文人画家。他的一生从不刻意追求，一切均凭兴趣和悟性。其生活方式也颇令人向往。“李白斗酒诗百篇”，他可以称得上是“斗酒画百幅”了。兴来则喝酒，酒后则作画，画后必自赞，在这种十分惬意的精神状态下，他的确常常有些神来之笔，至今为人称道。他是我之所以要学画的重要“依据”之一。只是我那时太年轻，不懂得这许多，只知道他那种几笔就完成的东西好象是中国画的高级阶段，而他要我临摹的于非闇的牡丹之类则是初级阶段。虽然在他的指导下还临摹过其他一些名作，但实在是懵懵懂懂，迷迷糊糊，不着边际。
    真正把我带进中国画大门的，是三年之后通过舅父的好友、画家李琼久先生将我引见的四川有名的花鸟画家朱佩君女士。那是七六年，刚打倒“四人帮”不久，朱老师头上各种无形的政治帽子还没有取掉。因此，她怀着十分复杂的心情接受了我和另外几位求学者。
朱老师对我的影响很大。她出身名门，家学深厚。她终身未嫁，一心习画，掌握了娴熟的传统工笔画技法且有所创造（后来她担任了省美协副主席和成都画院院长，在四川美术界享有良好的声誉。）她对学生各方面的要求既严厉得近乎苛刻，又以她特有的方式尽到长者的关怀，在她多年严格的师徒相授方式的指点下，我学会了地道的传统工笔画技巧，并终于得到她的赞赏，那时的我颇有点沾沾自喜。
    七八年高考，我拿着精心临摹的朱老师的代表作《芙蓉鲤鱼》去四川美院的招生点领取准考证，不料一位带眼镜的老师十分同情而委婉地告诉我：“同学：你是朱佩君的学生吧？其实，你已经画得很好了，但是，如果你要考美院，那你还得从头学习素描、色彩，画像他们那样的画。”我顺着他的手势看过去才发现，原来别人手里拿的画与我的那么不同。我真是一下子懵了。这时才联想到同在成都美术社（朱老师的工作单位）学画的一些同龄人，他们画的就是这种画。当时只觉得不同，也没去想过为什么。这下弄明白了，他们画的是西画，我学的是中国画，即使要考美院的中国画系仍然要从西画入门。
    当时的我仿佛又掉进了深海。
    我不能忘记美术社的一位老师（她的儿子就是在七八年考入四川美院的），看到我还在那里一遍遍地临摹朱老师的作品，很是替我着急。有一次趁朱老师不在，她急迫地告诉我说这样下去不行，想当画家光靠眼前这点染法是远远不够的，你要像美术学院的学生那样学素描、色彩、速写，否则，你连型都不会造，图也不会构，以后怎么办。她的话真是击中要害，我也正为此干着急哩。那时我已经作为朱老师的学生正式调入成都市美术公司工作，工作的内容自然是朱老师的助手。不久，又随老师一道调入初建的成都画院，但是，工作的内容仍是一样。朱老师一心一意地用她的方法培养我，她有她的道理：“过去的画家谁不是这样？我没上美院也一样当画家，甚至比他们有文凭的还当得好，我走得通，你也走得通。”可是，我心里明白：毕竟时代不同了。从此，我利用一切业余时间马不停蹄地开始了内容繁多的自学。好在那个年代真是个学习的年代，到处都在举办各种学术讲座，专家学者们义务讲学，书店里不时推出各种价廉物美的新书，人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充实自己。我也把那位老师所列的绘画内容外加现代汉语、甚至英语一一学来。为将来的发展奠定基础。然而，自学终归是无奈之举，进美术学院深造仍然是我的梦。
    八三年五月，机会终于来了。四川美院的冯建吴教授作客成都画院，提到他将和李文信教授共同带一个山水画研究生班，同时招几名进修生一道研习，问我愿不愿参加？那还用说？这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啊！谁不知冯、李二位先生是四川在全国最有影响的山水画家，只是恐怕朱老师不愿意我离开她。接下来的几个月，我都在局促不安中度过。经过几番周折，真是谢天谢地，更谢朱老师，最终在九月开学之际，同意了我的请求，我进了研究生班。
    像一只终于跳上了井坎的青蛙，我看到了外面的世界！当时的四川美院对于我来说简直是一个五彩斑斓的天地。每天都可以接触到不同的人和事，每天都可以耳闻目睹各种不同的艺术事件。在冯建吴教授的画室里感受的是文房四宝、诗、书、画、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在李文信教授的笔下体会到中西绘画在审美趣味与表现手段上高度融合的可能性；在众多教室的墙头画架上感觉出各种新的艺术思潮在涌动；在学生和教师阅览室的无数外籍书刊杂志上更找到当时在中国很时髦、很新潮的诸如超现实主义、新古典派及立体、抽象、荒诞绘画的出处。哦，原来如此。艺术是这样一个花花世界！从朱老师的批评和褒奖就是唯一标准到眼前的形形色色，我感到新鲜、兴奋，同时内心又存在一丝困惑。
    好在冯老师的教学安排很紧，隔天看一次作业，李老师则是每天到教室辅导，从山水画的起源到各代大师的名作一一进行系统讲解和临摹，每天除了吃饭和睡觉的时间，基本上都用于完成作业，容不得我去多想。山水画丰富的内容与表现技巧使我兴趣盎然，我几乎是唱着歌完成作业的。我当时想，画工笔花鸟真没意思，以后要做一个山水画家。
    随着学习的深入，我发现，山水画也不是那么好学的，上上下下近一千多年的发展历程，辉煌顶极的大师数不胜数，一年的时间学一家都不够，何况是这许多。像一个饥饿中的孩子偶然上了一次餐桌，还没等他吃饱又强行将他带走一样，结业后我带着一大捆习作又回到了画院。当时，画院的其他画家们都在轰轰烈烈地参加省、市乃至全国的各种美展，我却和另几位门徒继续完成几年前朱老师筹建的一个名为《百菊图》的创作组的创作。于是，我又开始一笔一画的按朱老师的意图画起了工笔花鸟画。不过，此时的我已经不是一年前的我了，我利用业余时间画山水画。尽管才学一年，尽管是业余创作，尽管作品明显有冯、李老师的痕迹，但是我的创作热情丝毫没有受到影响，正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一年之后，成都画院五周年院展，我居然拿出五张四尺整纸的山水画出展，令人始料不及。记得当时有一位画家说了一句话：“仕隔三日，当刮目相看”。我心里真是美滋滋的。
    然而，越往前走，步履越沉重，越画发现毛病越多，越画越不知怎么画。回顾过去：那么多大师；环顾左右：那么多能人；看看前面：迷迷茫茫，路在何方？我陷入了无边的彷徨……
    工笔花鸟画家不想当，写意山水画家又难当，究竟该怎样？
    八七年，我参加了四川省美协赴香港的中国画展，内心冲突仍然没有结果。
    也许是天无绝人之路，也许是思想堵塞到了极限便一定要顿开。一天晚上，躺在床上我心里豁然开朗：内心萌发一种从未有过的冲动，为什么要受那么多束缚？乏味了老题材，就去发现新东西，厌倦了千篇一律的构图，可以放眼去借鉴。不喜欢红花绿叶就在想象中寻找满意的色调，我要在传统绘画中充分体现现代审美趣味，放开手脚探寻两者有机结合的新式样，我的眼前依稀出现了一种全新的工笔花鸟画。
    八八年，我以这样的思路创作的工笔作品《清音》（由潘絜兹老先生命名）获中国美协主办的“中华杯”中国画大奖赛大奖。一时各大报纸、美术刊物竞相报道，引起中国画界的广泛关注。当潘老等前辈及北京一些中国画界的名流来向我表示祝贺并问及创作经过的同时，我第一次感受到成功的喜悦。
    《清音》的获奖的确给我一个很大的鼓励，以至在我心目中树立起了信心，同时也感受到画种和画法的无限可能，从而自觉地去把握和利用它，不断尝试着对它的“开发”。
    在这幅画的创作过程乃至我的艺术人生中有一位应该点出的人物，那便是研究生班中那位正儿八经的研究生，后来成为我家人的唐允明先生。他科班出身的经历，勤于和善于研究问题的风格以及严谨审慎的学术态度，延续着学院派对我的影响。从他无时不在，且毫不留情的批评中，我逐渐填补起由自学带来的遗缺，明白了许多过去不曾明白的道理。
    以《清音》的式样，我又创作了《芦苇》等一系列作品参加全国美展并获奖，但我很快发现：这样的式样虽然在立意、构图与设色上有所突破，但是在表现手法上没有特别的难度和创造性，基本手法还是沿用传统工笔那一路，因此，很容易被摹仿，甚至是被代替，当时的确有一些人或多或少受我作品的影响，画了不少类似效果（甚至我惯用的色调）的作品。再则，工笔画的精工细作也难以满足我激情所向的那种表现性。我感到了寻找新路的必要。
    我开始从两方面着手：一是探索工笔与写意的结合，即在熟纸上同时用工笔与写意的技巧完成画面。二是山水与花鸟结合，从选材上打破山水花鸟的界限，亦山亦水，亦花亦鸟。事实上，自然界本身如此，哪里分得那么清？这样一来，天地似乎宽了许多，创作成了一件有趣的事，它不再是做苦功，而自始至终都是一个捕捉效果和美感的过程。但在作画时，在“撞水”、“撞墨”、“撞色”的过程中，本身就会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东西，你必须有能力去驾驭它，使它变成一种生动，这种生动决不是有意能为之，而是可遇而不可求。它的难度也就可想而知，没有大量的实践，你怎么知道会“撞”出什么效果。刚开始很不顺利，常常画面上既失掉了工笔的细腻又缺乏写意的粗放，于是，有很多朋友提出质疑：你的工笔花鸟画得好好的，为什么要用这种吃力不讨好的画法。
    使我重新获得信心的是九四年创作的作品《秋》，该画入选第八届全国美展优秀作品展，并得到相当部份行家的赞誉，他们认为该作品的表现手法新颖，至少，过去没有谁这样搞过。而且，作为一个工笔画家能大胆作这样的突破真不容易。版画家李少言、李焕民先生曾高度评价，认为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发展中国画的实践中，处理好继承与创新问题的一个成功的尝试……。
    在我醉心于新的表现手法的时候，中国美术界已经被现代浪潮扑打过多次了，各种各样的艺术思潮不断地冲击着传统文化的领地，艺术产生了五花八门的变异，也触动着我的每一根神经。我开始怀疑自己努力探索的价值，时尚在流行着挑战思想与观念，我仍旧在研究形式与技巧；有人从变形到抽象，到观念，到行为，到影像，我却依然还在案头；还有人已在弱化各种艺术形式包括音乐，美术，影像的界限，而我却仅限于同一画种内几种技法或内容的融合。我落伍了吗？守旧了吗？我开始努力地关注与了解现代形态的美术发展，然而，越关注越发现，人的能力因其知识结构、所处背景及个性的不同而形成有限和差异。在这样一个多元缤纷的天地之间，我如何找准“自我”，该作如何的取向，如果说过去的一切是一种无可选择的选择，或者是自然而然的顺延的话，那么时至今日，逐渐成长起来的理性告知自己：我的选择应当适合我的特性。
    我最终选择了置根于大众的审美基础上的“阳春白雪”。它既非“高高在上”、“遥遥领先”的“前卫”和“先锋”，也非碌碌无为、无可奈何的“世俗”和“程式化”。求新、求美、求真。真情传达出传统文化内涵及当代精神，相信我的艺术会有不少观众，获得更多的共鸣。为此，我写了一篇题为“我的主义”的文章，以记录下这一思想斗争过程，并提出我的观点：不要盲目地追求一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忠实于自然，忠实于自我。这个，‘自然’并非仅指自然界的自然，也包括一切自然规律；这个‘自我’绝非静态而狭隘的自我，而是发展变化中的自我。”没想到，这“主义”也代表了许多画家的心声，《美术家通讯》首次刊出后，《美术》、《四川美术》等刊物又纷纷转载。许多画家和读者打电话告诉我，赞同我的观点。有人说：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主义”，而是我们大家的“主义”。
    在此之后，我又创作了一系列技法更加成熟的作品，其中《艳阳天》入选第九届全国美展，《山涧》入选“百年中国画”展，《山水之间》获黄胄美术奖，《山水》获徐悲鸿美术奖。这些荣誉激励我更加大胆地做一些尝试：把诸如“模糊化”、“不确定性”等更多手段引入画面。近期创作的大幅作品《行香流韵》、《落木萧萧》，都是在发挥这种画路的最大表现力，我总是希望作品中有一种新的气息，画面有一种捉摸不定、让人回味的因素，一种令人心灵净化的境界。从选材、构思到表现和制作，我都着力去体现自己深藏于胸的那些最具个人审美理念的因素，就像一弯流淌于心灵的溪流，汇集着思维之林中点点滴滴的霜露雨雾，弯弯曲曲地把一份清澈与新鲜奉献给观众。早期的工笔作品是这样，后来的亦工亦意的作品是这样，近期的《九寨系列》、《秋景系列》、《牡丹系列》、《葵花系列》、《绿荫系列》、《山水系列》等等也是这样，它们都是这弯溪流中翻动的水花。选材上，力求古今画家少有涉足的方面；手法上，意象造型，烘染与意笔交织，重重叠叠，纵横交错，以展现深壑幽谷、丛林之中深藏着的盎然生趣。同时，我还以特有的手法表现观众最常见最熟悉的题材如牡丹、葵花之类，画面让人乍看似花似叶，细看形象又无确定的边缘，让观众在重重叠叠的色墨之中去寻找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我构图：是一种满密而通透的平面铺陈；我造型：是一组组不确定的斑斑痕迹，让人发挥想象的形象；我用线：它已不是传统的双钩或中锋用笔；我用墨：墨块与色块的相互重叠与渗透。
    尽管变来变去，有一条始终恒定：优美的宁静，深长的意境，鲜活的画面效果，这是融入我血脉的中国精神。我自认为缺乏许多当代艺术家那样的能力：给予观众思想和观念的深刻启示，但是我能奉献给观众视觉上的愉悦。画到如今，我感到真是进入了一种“随心所欲”的自由境界：什么都可以入画，想怎么画就怎么画。
    体味生活，体味自然，体味美。以积极的眼光看待身边所发生的一切似乎是我与生俱来的天性。不求轰轰烈烈，只望细雨无声。满腔热情地面对所有进入我视野、我生活的人和事，无论多么细微，多么隐蔽，均乐于悉心体会，一丝情意，一片清泽，可谓滴滴香浓。并非回避生活中的丑恶和阴暗，而是在众多的晦涩之中更珍惜更珍重难得的美好。也正因为如此，我才会津津乐道于一束花、几只小鸟、一道山涧、一弯清溪。才会保持着长久的创作热情而乐此不疲。
    回首以往，从十六岁至今的三十年中，我体会到学画过程的甘苦与快乐，艺术使我成长，艺术充实我的人生，我曾得到过许多人的帮助，获得过一些难得的机遇，因此，才有可能拥有今天的一些成绩。我常想，作为一个中国画家，能否对我为之倾力的这个画种有些微小的贡献？我应该再向怎样的方向走去？当然，我会去想，但又怕深想，只知道今后的路会和过去的路一样的不平坦。

   姚思敏

   

墨客

姚 思 敏
　　女，1957年生，四川华阳县人。成都画院画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四川美家协会中国画艺委会委员。
　　画家曾师从著名工笔画家朱佩君女士，后入四川美术学院中国画研究生班进修，受冯建吴、李文信教授指导。主要从事中国画创作，其工笔花鸟画尤有特色，曾在八十年代后期的中国画界产生影响。近年来多以工笔与写意、花鸟与山水兼容的风格，创作大量作品参加国内外重要画展而受到关注。
　　其作品曾入选第七、八、九届全国美展，第二、三、四届“中国当代工笔画大展”，“全国首届花鸟画展”，“98当代中国山水画——油画风景展”，“百年中国画展”等展览，并多次获奖。代表作《清音》等先后获“中华杯”中国画大奖赛大奖，第八届全国美展优秀作品，第三，四届“中国当代工笔画大展”佳作奖，“中国山水画大展”优秀奖，“亚洲女画家作品展”优异奖，以及“黄胄美术奖”，“徐悲鸿美术奖”等奖项。大量作品及部分论文由《美术》、《美术观察》、《国画家》等多种重要刊物发表及专栏介绍，并被编入各种大型画集、光盘。由荣宝斋出版《姚思敏作品选》。
　　画家曾赴日本、香港举办画展。中国教育电视台、山东、四川等多家电视台摄制并播放多部介绍画家的专题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