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伟人毛泽东[转帖]中国民间故事网

蓝色心湖

毛泽东与李敏、李讷  

　　　　　　　　　　　　　　　　　文 张秀绢


“你要常来看我”
　　　　　　　　　　　——毛泽东与李敏
　　李敏是贺子珍所生，是毛泽东的长女。
　　1936年冬，毛泽东率领红军到达陕北的保安县。保安是个小县城，全城不到400人，房屋也不多。当时，毛泽东和贺子珍住在保安县小石山的一个窑洞里。窑洞很破旧，顶上不时滴水，地上很潮湿，里面没有床，只好盘了个土炕。没有炉子，没有灶，在洞外用三块砖头支起水壶烧开水。贺子珍带着负伤的身体生下孩子。曾和贺子珍一起长征过的女红军战士邓颖超、康克清、刘英、钟月林等闻讯都来到窑洞庆贺。毛泽东笑眯眯地招呼她们屋里坐。她们问：“子珍生了没有？”毛泽东风趣地说：“生了，生了，生了个大鸡蛋。”女红军们走进窑洞，见依偎在贺子珍怀里的孩子正哇哇地哭。邓颖超走上前，轻轻地把孩子抱了起来。她看到孩子又瘦又小，顿时产生一种特殊的爱怜之情，便风趣地说：“真是个小娇娇呀！”其他女红军战友也跟着叫起小娇娇来。站在一旁的毛泽东听邓颖超这么一说，想起了《西京杂志》中“文君姣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如芙蓉”的话，因为“娇”和“姣”同意，便取其意，起名叫毛姣姣了。但后来，人们（包括毛泽东）都习惯叫“娇娇”。
　　毛泽东对娇娇十分喜爱，而贺子珍却满面愁容，引不起一点兴奋。她此时想的不是享受做母亲的欢乐，而是工作。她觉得这个孩子来的不是时候，妨碍了她自己愿望的实现。因此，娇娇生下刚4个月，她就把孩子送到老乡家，自己进了抗大学习。
　　1937年10月，贺子珍离开毛泽东，从延安经西安去苏联治病和学习。在苏联贺子珍生下一子。1939年，这个天真可爱的男孩因病不能及时治疗而病死，贺子珍一度陷入孤独和悔恨之中，1941年4月，毛泽东为了安慰贺子珍，同意将4岁的爱女送到莫斯科。娇娇千里迢迢认妈妈，和妈妈相聚，由此开始了李敏在莫斯科艰难困苦的童年岁月，生活的艰辛给她带来了诸多的苦难，也带来过幸福和快乐。
　　　女儿的到来，对刚遭受打击的贺子珍，犹如在干涸的心田注入一股清流。贺子珍娇宠着女儿，她为女儿操劳、担心，也为女儿的乖巧和一天天长大而高兴和自豪。

“我是你亲生父亲”

　　在苏联生活的那几年，娇娇心中只有妈妈，没有爸爸。她离开延安赴苏联时还太小，对爸爸的印象很淡很淡。
　　在国际儿童院的礼堂里，挂着各国共产党领袖的巨幅照片，其中有列宁、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加里宁，还有毛泽东、朱德。儿童院的老师经常对孩子们进行国际主义教育，讲述各国共产党的领袖领导本国人民进行斗争的事情，老师也讲起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娇娇是怀着崇敬的心情聆听这一切的。她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中国的伟人竟是她的爸爸。贺子珍很少同她讲起爸爸。
有一次，毛岸青特意从莫斯科到伊万诺夫市的国际儿童院看望妹妹。她给妹妹买了一小捆长长的手杖糖。兄妹俩坐在无人的礼堂聊天。突然，岸青指着高高挂在主席台上的毛泽东的照片，问娇娇：
　　　　“你知道他是谁吗？”
　　　　“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
　　　　“他是我们的爸爸。”
　　　　“你瞎说，我没有爸爸。”
　　　　“我没瞎说，他是我们的爸爸，是他把我们送到苏联学习的。”
看着岸青说得那么肯定，娇娇有点相信了。但是，爸爸还是太遥远了，娇娇仍然想象不出她同爸爸有些什么关系。
　　她对爸爸的情感，是在妈妈的叙说中逐步加深的。贺子珍要娇娇给爸爸写信，不能让娇娇不了解爸爸。不过，贺子珍的叙述很简略，很一般，她把娇娇还当做小孩子，不愿和她深谈些什么。
娇娇像突然长大了很多，明白了许多。她终于懂得了长期以来为什么妈妈那么哀伤、忧郁、烦恼，她同情起妈妈来。
　　1947年夏，贺子珍携娇娇，随同王稼祥及夫人朱仲丽从莫斯科回到祖国哈尔滨，对于11岁的李敏来讲，这是一片完全陌生的土地。
　　转眼，毛泽东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取得胜利，毛泽东和党中央随之迁入北平，这时，他想起仍在东北的女儿和贺子珍，也更加思念起那个多年不见的女儿娇娇，他想接她回北平读书。
　　1949年春夏之际，贺子珍的胞妹贺怡带着毛泽东的重托来到哈尔滨。她告诉姐姐，毛泽东嘱咐她：此行先把娇娇带回北平，贺子珍留在哈尔滨等候通知。
　　这时，娇娇已过12岁了，她天真活泼，聪明伶俐，会讲一口流利的俄语。由于血缘的关系，她继承了母亲的天生丽质，身体细挑，肤色白净，身上洋溢着少女的魅力，而五官、眉毛和脸部轮廓又酷似父亲，模样十分可爱。听姨妈贺怡讲要带她去北平见爸爸，心里十分高兴。可是她还有点不放心，因为离开父亲太久，小时候的印象已经淡忘了。于是她想出一个主意，立即用俄文写了一封短信给爸爸。
　　　　毛主席：
大家都说您是我的亲生爸爸，我是您的亲生女儿，但是，我在苏联没有见过您，也不清楚这回事。到底您是不是我的亲爸爸，我是不是您的亲女儿？请赶快来信告诉我，这样，我才好回到您的身边。
毛泽东接到娇娇从东北来的信，信封上的中文字无疑是贺子珍的手笔。贺子珍在井冈山、瑞金、长汀、遵义、延安期间，为他抄过不少手稿，字迹清秀，刚劲有力，一眼就能认出来。毛泽东拆开信封，发现写在信笺上的全是一行一行的俄文，歪歪扭扭的，一个字也辨认不得。毛泽东请人翻译，弄清了信中的意思后，他哈哈大笑，然后挥笔写了回信。

　　　　　　娇 娇：
　　看到了你的来信很高兴。
　　你是我亲生女儿，我是你的亲生父亲。你去苏联十多年一直未见过面，你一定长大了长高了吧？爸爸　　想念你，也很喜欢你，希望快快回到爸爸身边来。爸爸已请贺怡同志专程去东北接你了，爸爸欢迎你　　来。
　　　　　　毛泽东
回信写好后，还没寄出，毛泽东又立即改变主意，吩咐有关同志将此信改用加急电报发出。
　　娇娇收到父亲的电报却看不懂。贺子珍就用俄文逐字逐句翻译给她听。娇娇听清楚电报的意思后，高兴得跳了起来：“啊！我爸爸来电报了！”“我要到北平见爸爸啦！”
　　女儿的笑声感染了贺子珍，激起了她对毛泽东朝夕相处共同战斗的美好岁月的回忆。她告诉女儿到了北平见到父亲一定要代她问候。贺子珍说：“娇娇，到了爸爸身边，要听爸爸的话，要好好学习，要照顾爸爸的身体，不要淘气，不要影响爸爸的工作……”
　　娇娇依依不舍地离开东北，离开在苏联同生死共命运六七年的妈妈贺子珍，跟随姨妈贺怡启程了。上车前，娇娇一次又一次亲妈妈的脸：“妈妈，您在这里等着，女儿到了北平后，见到了爸爸，就来接您。”列车渐渐地远去了，远去了，贺子珍仍站在原地不动，微风吹拂着她的头发，直到列车全隐去了，才迈着沉着的脚步回到东北财委的住处。
　　贺怡带着娇娇乘火车到大连后，乘船到天津，再换乘火车到北平，风尘仆仆地来到香山。
　　当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尚未搬进中南海，仍住在北平西郊的香山。
　　听说贺怡带着娇娇回来了，毛泽东连忙从办公室走出来迎接，老远就向贺怡她们招呼示意。贺怡牵着娇娇的手对毛泽东说：“您交给我的任务完成了，娇娇接回来了。”然后转身对娇娇说：“快叫爸爸！喏，这就是你的爸爸，就是给你打电报的毛泽东。赶快叫爸爸！” 　
　　娇娇看见站在面前的身材魁梧而又慈祥的爸爸，和画报上的毛主席一模一样，知道这就是她日夜思念的亲生父亲，激动得扑上前去，叫了声：“爸爸！”就依偎在他怀抱里。毛泽东也激动得一下把娇娇抱起来，亲了又亲，享受着亲骨肉久别相逢的幸福。
　　自从娇娇离开延安去苏联之后，父女俩还是第一次见面，高兴的心情难以言表。毛泽东连忙约请了几位中央领导同志来坐，并乐滋滋地说:“我给你们带来了个洋宝贝。”
　　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刚坐定，正猜着是什么东西时，贺怡带着娇娇进来了。毛泽东指着娇娇对他们说：“洋宝贝来了，我有个外国女儿。喏，她就是。”然后把娇娇一一介绍给在座的各位。娇娇半懂半不懂地听着他们在高兴地议论着什么。她回到祖国的时间不长，中国话听不太懂，以往母亲贺子珍说话都是讲俄语，偶尔在俄文中夹一点中文，她经不住几位中央领导同志问这问那，一着急说了一串俄语。毛泽东拉着娇娇的手放声大笑，并说：“英文嘛，我倒会一点，俄文我是一窍不通。恩来在就好了，他会。”
　　娇娇的到来，给毛泽东很大慰藉。每天晚饭后，他总是牵着娇娇的手到香山公园散步，询问娇娇在苏联的学习情况。娇娇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已经能用中文回答爸爸提出的各种问话了，不过还要夹杂一两句俄语，但父亲已能听懂女儿讲的意思，父女之间的感情进一步沟通了，父亲常常勉励女儿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做一个有作为的人。
　　长期生活在苏联的娇娇，生活习惯和当时国内一般女孩子不同。夏天，她喜欢赤着脚到香山公园的湖边拾鹅卵石，出去玩也不戴草帽。毛泽东办公时，她在旁屋学习中文，有时遇到不懂的地方，就闯进办公室要父亲解答。并且还经常在办公桌底下钻进钻出，逗得毛泽东哈哈直笑。有时顽皮起来，抱着爸爸的头和脸亲了又亲，还用两手遮住爸爸的双眼，叫他猜猜是哪一个。毛泽东往往高兴得放下笔，过来和她一起逗着玩或讲讲故事。　

姓李不姓毛

　　转眼，娇娇要上中学了。在这之前，她在苏联上5年制小学和回国在东北补习中文期间，一直沿用小时候的乳名“娇娇”，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学名。
　　一个风和日丽的傍晚，毛泽东吃过晚饭后，把娇娇叫到眼前说：“爸爸再给你起个名字。”
　　　　“爸爸，我有名字，叫毛娇娇”，她感到不解。
　　毛泽东听后，陷入了短暂的沉思，当年为娇娇起名的情景又历历在目。
　　十几年转瞬即逝，现在毛泽东微笑着说：“娇娇是你在陕北保安刚生下来时取的小名，现在长大了，进中学了，我要给你取个正式学名，而且这个名字要有深刻意义。”
　　毛泽东打开《论语》中的《里仁》篇，指着其中的一句话，“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对娇娇解释说：“讷，就是语言迟钝的意思。敏，则解释很多。”他讲到这里又打开了《辞源》，指着敏字的解释道：“敏字有好几种解释，如敏捷、聪慧、勤励。《论语·公冶长》说‘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敏，还可作‘灵敏迅速’、‘聪敏通达’、‘聪明多智’等解释。杜甫《不见》诗说‘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
　　娇娇听得入了迷，深深感到爸爸学识渊博，心里暗暗想：在爸爸身边，一定要好好向爸爸学习，做爸爸的好女儿。
　　　　“你的名字就叫敏，但不一定叫毛敏，也可以叫李敏。”毛泽东对娇娇说。
　　　　“为什么？大哥叫毛岸英，二哥叫毛岸青，他们都跟爸爸姓毛，我为什么不姓毛？”娇娇睁大眼睛，十分不解地问。
　　毛泽东爱抚地用手拍拍娇娇的头说：“娇娇，爸爸姓毛，是不错的，但是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爸爸曾经用过毛润之、子任、李得胜等十多个名字，爸爸特别喜欢李得胜这个名字。”
　　　　“爸爸，您给我讲讲李得胜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毛泽东点着了一支烟，告诉娇娇：那是1947年3月，蒋介石下令胡宗南调集20万军队对延安发动重点进攻，企图达到消灭中共中央和西北红军的目的。党中央考虑到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悬殊，决定主动放弃延安，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在运动中伺机歼敌，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我当时对大家说，暂时放弃延安，是意味着将来解放延安、南京、北平、上海，进而解放全中国。离延安有延安，守延安失延安。那时我化名李得胜指挥作战。李得胜就是离得胜的谐音。后来，这个预言实现了，党中央撤离延安后，转战陕北，我军在运动中不断寻机歼灭了大量的敌人，而胡宗南却损兵折将，最后不得不老老实实地退出延安……
听了这番话，娇娇明白了爸爸给她取名的真正用意，是勉励她继承父辈的事业，刻苦学习，做一个对革命有用的人。

沟通父母感情交流的桥梁

　　新中国成立后，贺子珍始终未能进北京。1949年她从天津返回东北后，组织上先后安排她去沈阳、杭州、上海等地工作。在上海工作不久，她“奉命休息养病”，从此失去了工作的权利，一直过着孤独幽居的生活。
　　每当学校放假，毛泽东都安排李敏去看望妈妈，陪伴妈妈一段时间。女儿两地的穿梭来往，自然成为爸爸和妈妈之间的沟通信息的一个重要渠道。当李敏告诉爸爸，妈妈病了却又不肯就医服药。毛泽东就写信劝贺子珍一定要遵医嘱，按时服药。有时，他还为贺子珍在北京寻找治病的良药。贺子珍也很听毛泽东的劝。对于贺子珍这种微妙的变化，毛泽东曾毫不隐讳地对李敏说：“我知道，你妈妈生病都是因我而起，只有我才能治好她的病。可我有什么办法呢？李讷已经18岁了。”
　　李敏发现，她每次来到妈妈的身边，妈妈除了打听她的学习、生活情况以外，就是详细询问爸爸的身体及起居情况。当她知道毛泽东身体很健康，工作很忙，还常抽出时间同女儿谈话，过问她的功课，亲自书写字贴让她练毛笔字时，脸上露出一丝欣慰的笑容。妈妈了解爸爸的情况，真是不厌其详，也不嫌啰嗦。问过的事情，她会再问一遍；讲过多次的话，她听起来仍津津有味。但是，她很少同李敏讲过去她同毛泽东一起生活的情形，更不讲对毛泽东的思念。她这样做，可能是怕李敏的情绪因此受到影响，给毛泽东家庭生活的和谐带来阴影。毛泽东则不同，当他同李敏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喜欢谈她的妈妈，毫不掩饰自己对贺子珍的怀念。
　　每次李敏从妈妈身边回来，毛泽东都仔细了解贺子珍的身体怎么样了，精神好不好，每天都干些什么，有些什么消遣。在问完这些之后，他还要了解如今贺子珍的体态、外貌怎么样，同过去他的印象中的贺子珍有什么变化。
　　有一次，毛泽东同李敏说：“你妈妈过去可苗条了，腰细细的，”他用两只手比划着苗条的状况，“现在你妈是什么样子，还那么苗条吗？”
　　　　“我妈妈现在可胖了，像个大水桶。”李敏顽皮地逗着爸爸。
　　　　“不会，你妈妈的身子骨绝不会变成个大胖子，更何况她有病，心事重重呢。”说着，父女俩的心情都沉重起来。
　　作为女儿，李敏爱爸爸，也爱妈妈。她竭尽自己的能力来为爸爸、妈妈做更多的事情，以慰藉老人孤独、寂寞的心。
咫只天涯
　　1959年8月29日，李敏在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读书期间，同北京航空学院的高材生孔令华结婚了。孔令华是她在八一学校时的同学，两人相识很久，彼此了解，情投意和，相敬相爱。
　　这桩婚事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婚后，李敏和丈夫住在中南海，她的小家给父亲的大家增添了新的欢乐。
　　一年以后，李敏生了个男孩。毛泽东经常抱抱、亲亲小外孙，内心充满喜悦。
　　江青却容不得这些，也许是对贺子珍怀有莫名其妙的嫉恨，她不仅对李敏一家冷漠、轻视，而且还常常寻衅滋事。李敏考虑再三，向爸爸提出搬出去住的打算。毛泽东听了颇有感触地说：“手心手背都是手上的肉。”李敏很快意识到这句话的意思，爸爸爱她，舍不得让她远离。她根据爸爸的意见与孔令华商量，先搬到中南海内较偏僻的一栋平房里住，自己动手做饭，还保持着和爸爸的来往。毛泽东有空就去看看李敏夫妇和小外孙，说说笑笑，充满着骨肉之情。
　　住了一段时间后，李敏和孔令华带着孩子搬出了中南海。
　　李敏自从搬出中南海，出入中南海的证件就被收回了。她要进中南海得在门口先联系，通报后才能进入，有时候，等了半天，还进不去。
　　“文革”初期，李敏在国防科委院校局工作，孔令华在北京航空学院任助教。李敏读过父亲《我的一张大字报》，但对这场运动并不理解，她对“造反派”说:“人各有志，你们造反未必我也一定要造反，不造反就有罪，这是什么道理？”于是有人把矛头指向李敏，开她的批斗会，进而将她关押5个月之久。教育战线在运动中首当其中，深受破坏。被江青封为“四大学生领袖”之一的韩爱晶，在大闹北航的同时，还把黑手伸进国防科委机关，将在长征途中打断一条腿的钟赤兵副主任，拉到北航大会批斗，李敏、孔令华觉得这是江青一伙在捣鬼，决定去中南海向毛泽东汇报。
　　经过一番周折，李敏终于到了毛泽东住处。然而事有凑巧，她一进门便碰上了江青。当时得意一时的江青看见李敏，就大声地挖苦她：“小保皇回来了呀！现在正搞运动，回来干什么？想摸底呀？”
　　江青挖苦李敏的话，毛泽东听得真切，他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向门口，招呼李敏说：“当小保皇有什么关系。回来摸底，光明正大，搞运动不准女儿见父亲，岂有此理！”他把李敏拉进屋里，详细听取了李敏反映的情况。他对批斗钟赤兵的行为明确表示反对，说钟赤兵是好人，是打仗出来的，是有功的，并要求李敏回去传达。这番话后来有效地保护了钟赤兵。
　　1969年10月，林彪背着毛泽东、周恩来签发了所谓“第一号战备命令”，国防科委被“一锅端”到河南遂平。李敏也来到那里，和机关的同志一同劳动、生活。直到“九·一三”事件后，大家才一起返回北京。
　　1974年，江青搞批林批孔阴谋活动。李敏和孔令华决定去中南海反映情况。他们一起给爸爸写了一封信，因担心落到江青手里，要求口头汇报，准备反映江青以毛泽东的代表、化身出现，以谁也管不了的特殊地位，到处使用特权，破坏党的原则，个人专权等问题。有的人奉“四人帮”旨意，借口“主席现在领导运动，特别忙，还要接见外宾，年事又高，不让见客”，将李敏、孔令华拦在中南海外，李敏气愤地质问“为什么不让我见爸爸？搞运动就要骨肉分离？我爸爸知道了也绝不会赞成你们这样搞。你们这样封锁主席，为的是干见不得人的事情。”李敏回到家后，大哭一场。
　　从毛泽东患病到去世，李敏总共才见了爸爸三次面。第一次是在陈毅去世那年，毛泽东出席了陈毅的追悼会，以后就生病了。李敏去看他，他拉住女儿的手，深情地说：
　　　　“娇娇，你为什么不常来看我呢？你要常来看我啊。”李敏不便向他诉苦，只是含着眼泪点点头。
　　第二次是她在孔令华所在部队的驻地接到毛远新打来的长途电话，说毛泽东病重，让李敏去看他。等李敏赶回来去见爸爸时，江青只许她看一眼就走，说：“主席抢救过来了，好多了，你走吧。”李敏不肯走，说：“这个时候我要守候在爸爸身旁。”
　　“你呆在这里，主席出了问题，你负得起责任吗？”江青的话又冷又硬，“你要这样，以后再也不让你来看了。”
　　李敏仍然不肯走。她气极了:“我看爸爸还要你让吗？”
　　正守候在那里的汪东兴和华国锋，看看两个人僵持不下，只得过来动员李敏，让她走了。
　　果然，从此以后李敏再也听不到爸爸的消息，没有任何人告诉她毛泽东的病况如何。她曾到中南海的门口去过一次，请求会见，但没有获准。
　　李敏第三次见到爸爸，是在她看到中央一个文件中谈到毛泽东病情以后。她不顾一切，立刻到中南海门口求见。当她见到了父亲的时候，毛泽东仰卧在床上，疾病折磨得他脸容憔悴声音微弱。但神智却十分清醒。他见到李敏站在床前，拉住了李敏的手，说：
　　　　“娇娇你来看我了？”
　　李敏点了点头。
　　　　“你为什么不常来看我呢？”
　　李敏无言以对，她知道，爸爸的心正像妈妈所说的，是很孤独、很寂寞的，他希望得到爱，享受和普通人一样的天伦之乐。
　　“你今年多大了？”毛泽东接着问道。
　　“三十九了。”
　　“不，你三十八。”
　　毛泽东重病在身，还清楚地记得女儿出生的年份，这父爱之情深深地打动李敏，她心头一颤，热泪盈眶。她竭力控制自己，不使眼泪掉下来，惹爸爸伤心。
　　毛泽东艰难地打起手势。他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连成一个圆圈，说了一句话。
　　李敏没有听清，她用眼睛询问旁边的服务员，听到我爸爸说什么？服务员摇了摇头，表示他也没有听清。李敏也就没有回答。
　　事隔多年，有一次李敏和朋友琢磨起这个手势，才明白那是父亲用来向她打听母亲情况的表示，因为母亲曾用过“桂圆”的名字。为此，她心情极其难过，感到了一种无可挽回的遗憾。
　　当时，毛泽东看到李敏没有明白自己的意思，没有回答，不再说话，无力地闭上眼睛，李敏就退了出来。
　　这就是李敏同毛泽东的最后一次会见。
　　过了几天，李敏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让她去看毛泽东。中办派来的汽车把她接进了中南海。她以为父亲已经转危为安了，没想到见到的是已经离开人世的爸爸，输氧的罩子已经撤掉。她不由得失声痛哭起来。
　　父亲去世了，李敏要求为爸爸守灵，江青不答应。没有办法，她只得一连几天排队，随着首都瞻仰毛泽东遗容的人群进入爸爸的灵堂，肃立在那里，向爸爸最后致意、告别。
　　十几年后，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之际，李敏、孔令华在大型画册《怀念》的编后记中这样写道:“毛泽东是举世闻名的一代伟人，亦是我们亲切慈祥的父亲。作为伟人，他生前建立了丰功伟绩；作为父亲，他走后留给我们的是无尽的思念。这种思念，地久天长，与日俱增。他的严厉，他的慈爱，他的爽朗的笑声，他的幽默和智慧——常常浮现在我们脑际。
“一定要锻炼意志”
　　　　　　　　　　　——毛泽东与李讷
　　李讷为江青所生，是毛泽东的小女儿。毛泽东的孩子中间，李讷是在父亲身边生活时间最长的一个，又受到母亲的娇宠，无疑她得到父母的爱最多，聆听父亲教诲的机会也较多，同时受到父亲的约束也更严厉。当有人问她“你父亲对你要求那么严格，你恨不恨他？”时，李讷觉得很吃惊：“怎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我爱他还来不及呢！”可见李讷对父亲的感情之深。
“大娃娃”和“小爸爸”
　　李讷出生时，毛泽东已年近半百了。
　　毛泽东自投身革命以来，或是戎马军旅，或在政坛逐鹿，风里来，雨里去，大部分生涯都处于动荡之中，家庭也几经变迁。1937年进驻延安后，虽说环境相对稳定，但身边的儿女只有李敏一人。1940年小女李讷降生后，李敏又赴苏联，和母亲贺子珍相聚。毛泽东是一位叱咤风云的革命领袖，同时又是一位感情丰富的人，他已年近半百，多么需要用儿女们的情感来抚慰他那操劳过度的心灵。因此他再也不忍心让李讷离开自己的身边，尽管工作繁忙，也没有把她送进保育院。毛泽东非常喜欢小女儿，工作之余经常逗着她玩，称她为“大娃娃”，而李讷也会聪明调皮地回敬他为“小爸爸”，并做出种种怪脸，逗得父亲忍俊不禁，开怀大笑。毛泽东还经常带她出去散步，教她认字，给她讲故事，教她懂礼貌，尊敬阿姨、叔叔们。在家信来往中，毛泽东也喜欢提及小小的她。1946年1月7日，毛泽东在给次子毛岸青的信中特为李讷带了几笔：“妹妹（李讷）问候你，她现已5岁半。她的剪纸，寄你两张。”看得出毛泽东非常喜欢自己的小女儿。
　　1947年3月中旬，延安的形势非常紧张。蒋介石为了实现其重点进攻的战略，不惜调动几十万大军进攻延安。而中共中央则采取了灵活的方针，主动撤离，诱敌深入。当时中央各机关已大部疏散，尽管天上有敌机轮番轰炸，地面上炮声已隐约可闻，毛泽东仍没有走，他还把李讷留在身边。
　　毛泽东问李讷:“飞机轰炸，你怕不怕呀？”
　　李讷说：“我和阿姨跑到防空洞里就不怕了。”
　　毛泽东又问:“现在，敌人离延安不远了，正在往延安打炮，你怕不怕？”
　　李讷说:“爸爸不怕，我也不怕。”
　　毛泽东说:“很好。看看飞机轰炸，听一听炮声，这也是对你的锻炼呀。大人需要锻炼，小孩子也需要锻炼。”
　　撤离延安后，白天坐汽车行军，还可以看到机关的大队人马在转移，也可以看见老百姓在进行疏散，这对李讷来说，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夜间，当队伍下汽车爬山的时候，李讷已睁不开睡眼，毛泽东使劲地喊她：“李讷，爸爸背你吧，快醒醒。”但她仍然睡不醒。没办法，工作人员找了一块布，把她背在身上。
　　毛泽东要在陕北打游击，严峻的形势已经不允许把李讷带在身边。为了行动方便和李讷的安全起见，毛泽东同意女儿随中央机关的一些家属子女东渡黄河，暂居山西。组织上安排李文芳阿姨照料李讷的生活。不久，毛泽东在一封给邓颖超、康克清的电报中专门提到，“李若任保姆及管理李讷的办法很好”。尽管战事频繁，毛泽东仍十分留意李讷的音讯。这年的10月8日，毛泽东在给毛岸英的信中还特地关照他说:“你给李讷写信没有？她和我们的距离已很近，时常有信有她画的画寄的。”毛泽东在当时那样恶劣的环境中，不仅自己惦念小女，而且还希望家里人都来关心她；同时，工作再忙，小女的信和充满稚气的涂鸦，他是必看的。半年之后，战争形势稍有好转，毛泽东立即把李讷接回到自己的身边。父女又相聚，毛泽东喜慰至极。
　　“娃娃，我的大娃娃，好娃娃！”毛泽东激动地喊着，毫不在意身边有那么多工作人员。他抱起李讷又亲脸蛋又拍后背，拍一下说一句:“大娃娃，乖娃娃，爸爸真想你哟！”
　　李讷则高兴地嚷着:“小爸爸，乖爸爸，我天天想小爸爸。”她哧溜地从父亲的怀里钻出来，给“小爸爸”表演一段江青教她的京剧《打渔杀家》。毛泽东看着女儿活泼伶俐的模样和充满稚气的表演，眼圈渐渐红了，湿漉漉的。
　　第二天，毛泽东带着李讷转移到杨家沟，此后，父女俩几乎再也没有分开过。
“你从此站起来了”
　　毛泽东非常关心女儿的成长，在她成长的每一个阶段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并时刻以周围的事情教育和鼓励李讷。
　　早在1946年1月，毛泽东还住在延安的王家坪，一件很平常的事，却使李讷似乎懂得了许多道理。
　　有一天，他住的窑洞窗户坏了，管理科立刻派了一位近50岁的老木工来修理。窗户修理好，吃午饭的时候到了。毛泽东留下老木工一起吃饭，在座的还有他的小女儿李讷，那时她5岁半。
　　和往常一样，饭“是金银元宝饭”。这是毛泽东起的名字，因为小米干饭里掺了一点大米，还有几块白薯，菜也和往常一样，很简单，而且断不了有点辣椒。
　　毛泽东那天很高兴，吃饭中间，一直和老木工交谈。他问老木工是哪里人，参加八路军已经多久。老木工初上饭桌时有点拘束，很快也就谈笑自如起来。
　　谈着谈着，老木工谈起了自己小时候挨打的事。他说他经常挨父亲的打，有时候打过之后自己还不知道为什么挨打。他还谈到同村有几个孩子，也经常挨父亲的打，有一个孩子被父亲打坏了一只眼，父亲为此很后悔，竟一病不起。
　　谈到这些事时引起了李讷的注意，她听得入了神，显露出一副同情的神气，连夹菜都忘记了。当老木工谈过之后，稍隔了一会儿，她脸上忽然出现了一丝笑容，一面夹菜一面说：“我爸爸好，我爸爸一下也没有打过我。”大家看着她那天真的样子，都笑了起来，毛泽东却一点没有笑。
　　他用筷子指着自己碗里的饭，对李讷说了这样一句话：“如果你爸爸没有这个，也会打你的。”桌面上立刻沉寂了下来。李讷听了这句话之后，眼圈红了，差一点要哭出来。
1947年冬天，毛泽东转战陕北来到杨家沟时，吃粮非常困难，基本上是吃晋绥军区老根据地支援陕北的黑豆。有一次吃饭，李讷见大家的嘴都是黑的，她就笑，还对毛泽东说：“爸爸你看，阿姨、叔叔们的嘴都是黑的。”
　　毛泽东对她说：“你不要笑，前方解放军叔叔就是靠吃黑豆饭打胜仗的呀。黑豆好吃，吃了黑豆能长胖长高。你也应该带上碗筷和阿姨一起吃黑豆饭。你将来一定是个好孩子。”
从此以后，年仅7岁的李讷常常也和阿姨、叔叔们一块吃黑豆饭。
　　由于战争环境的影响，李讷六七岁时还未能上学。为了不耽误孩子的教育，毛泽东亲自委托保育员韩桂馨，请她教李讷识字。到了西柏坡，环境允许一些学龄儿童集中起来读书了，这时李讷才开始接受小学教育。语文、算术、地理、常识等课都由蒋英来教，她既是校长又是教员。进北京以后，孩子们学习有了和平安定的环境，毛泽东嘱咐李讷要珍惜大好时光，亲自联系送她到育英小学插班读四年级。对这所学校，李讷印象很深。后来她回忆说：“育英学校的老校长韩作黎是位可敬的师长，他不仅善待学生，而且对教育理论很有研究，可谓桃李满天下。”
　　1953年，李讷进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读书。这期间，毛泽东不仅注意女儿的学习，经常考考她的政治、文学、历史、地理等知识，还为她讲解一些生活、做人的道理，这使李讷受益不浅。1954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61岁生日，李讷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赶制一件小小的礼物。也许是她把这份爱心看得太重，礼物怎么设计都不合心愿。眼看父亲生日过去，礼物竟未做成，李讷不罢休，又补做一件。这回做的是用丝线在圆形的硬纸上编织起来的非常精致的小书签，一面画着寿桃，一面写着：送给亲爱的爸爸。于是毛泽东收到了姗姗来迟的礼物和一封充满真情的信：
　　　　亲爱的爸爸：
　　　　你正在睡觉吗？一定睡得很香吧？
　　　　你一定奇怪，我为什么突然要写信给你。事情是这样：在你生日的时候，我想给你送礼，　　　　　　　一块手绢还没有绣成，你的生日就过去了。而且也绣得很不好，于是我就没有送。因为我知　　　　　　道你不会生气，你是我的好爸爸，对吗？这次妈妈的生日就要到了，就趁此补补吧，我送的　　　　　　东西也许你不喜欢，但这是我亲手做出来的。东西虽然小，但表示我的心意：我愿我最亲的　　　　　　小爸爸永远年轻，慈祥，乐观，你教导我怎样生活怎样去做人，我爱你呀！小爸爸，我愿你　　　　　　永远活着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吻你
　　　　热烈爱着你的女儿讷
　　　　一九五五、二、八
　　从小学到中学，李讷的成长道路一直比较顺利。1959年，李讷进北京大学历史系。1960年困难时期，她大病一场，全身浮肿，情绪低落。1961年在家休学一年。1965年大学毕业。这一时期，毛泽东对她的成长非常关心，多次给她去信，耐心开导，循循善诱。1962年元旦，李讷给父亲寄去了一张贺年卡。1月9日，毛泽东写信给李讷。信中说：
　　　　李讷：
　　贺片收到，高兴。你为什么不写封信给我呢？为什么那样吝啬呢？你不爱爸爸了，是不是呢？我希望　　不是，你是爱我的，只因我对你帮助太少，缺乏长谈，互不交心，所以如此。你给我来封信吧。
　　祝你上进！
　　父亲
　　一九六二年一月九日
　　毛泽东把女儿不写信的原故归咎为自己对她帮助太少，缺乏长谈，互不交心，因而要求李讷给他写信。
　　李讷把毛泽东当父亲，也当知己，心里有话从来不对他隐瞒。父亲的来信，字字句句充满着对她这个小女儿的特殊的怜爱，使她很受感动。她开始意识到，父亲不仅希望儿女成材，更渴望得到儿女的爱。李讷很快给父亲回了信，向他敞开了心扉，诉说自己的欢乐和苦恼。1963年，国民经济已经得到了恢复，生活状况开始好转，李讷的身体也逐渐强壮。新年伊始，李讷给父亲去信，痛陈自己的一些缺点，详细反映自己通过学习后的思想变化。她谈自己读了《庄子·秋水》后的感想，认为其中的主人公河伯（传说中的黄河水神）鼠目寸光，自高自大，是不可取的。毛泽东看了这封信后，深为女儿的进步感到高兴。他立即写了回信：
　　　　李讷娃：
　　　刚发一信，就接了你的信。喜慰无极。你痛苦、忧伤，是极好事，从此你就有希望了。痛苦、忧伤　　　，表示你认真想事，争上游、鼓干劲。一定可以转到翘尾巴、自以为是、孤僻、看不起人的反面去　　　，主动权就到了你的手里。没人管你了，靠你自己管自己，这就好了，这是大学比中学的好处。中　　　学也有两种人，有社会经验的孩子；有娇生惯养的所谓干部子弟，你就吃了这个亏。现在好了，改　　　变态度也就来了，这就好了。读了秋水篇，好，你不会再做河伯了，为你祝贺！
　　　　爸
　　　　一月四日
　　父亲来信中的分析、批评，诚恳深刻，一针见血。李讷再次写信，表示决心痛改。1月15日，毛泽东回信，予以鼓励：
　　　　李讷娃：
　　信收到，极高兴。大有起色，大有雄心壮志，大有自我批评，大有痛苦、伤心，都是好的。你从此站　　立起来了。因此我极为念你，为你祝贺。读浅，不急，合群，开朗，多与同学多谈，交心，学人之长　　，克己之短，大有可为。
　　　　爸
　　　　一月十五日
　　父亲的爱护、教育和鼓励。使李讷在政治、思想、学习、品德和作风上都取得了长足进步。1965年，李讷在大学毕业前夕，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其中凝聚了毛泽东多少心血啊！
“还是各守本份的好”
　　毛泽东在生活上克己奉公，俭约朴素，始终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平时，他对待自己的子女，也严格约束，遵守制度，一丝不苟，即使是心爱的小女李讷，也毫无例外。
　　在北大读书时，李讷住校，到周未才回家。她从西郊乘公共汽车进城，路上要花一个来小时。有时学校有活动，到家就天黑了。有一次，李银桥担心李讷独自走夜路不安全，瞒了毛泽东派车去接她。汽车停在校外僻静之处，李银桥步行进去找她出来，然后悄悄坐车回家，这件事被毛泽东觉察了，他严厉批评了李银桥，尽管李银桥从安全的角度作了辩解，毛泽东还是斩钉截铁地说：“不许接，说过就要照办。”由于李讷和普通学生一样，在刚上学的一段时间里，不少同学并不知道她是毛泽东的女儿。
　　毛泽东月薪404元，女儿上大学后，每月生活费只给26元（除去星期日，每天平均1元），其中交学校饭费15元，剩下的就是车钱、书本钱和零花钱。几十年后，李讷回忆说：当时家里规定，不许多要1分钱。有时不够跟别人借，下个月再从26元里还。好多同学都以为我是“大款”，主席的女儿嘛！同学们向我借钱，借上10元我还能勉勉强强地过，再借第二次，我自己都得跟别人惜，我还不能告诉他，告诉了他也不会相信，其实我自己连饭费都交不上了。最近，有一个当年同学对我说，真想不到，那时我跟你借钱，还以为你多有钱，原来你也是很困难的。
　　1960年，我国国民经经济进入严重困难时期，李讷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节衣缩食，在校自报口粮27斤。她回家向父亲作汇报时说，自己是共青团员，应该分担国家的困难。毛泽东听后很高兴，说就应该这么做。可是这点定量，对一个正在长身体的青年是远远不够的。有一次，李讷带了一包奶粉去学校，毛泽东知道后很不高兴，说这样做影响不好，以后李讷再也没有往学校带过东西。因此，她和大家一样，经常饿肚子。
　　1960年冬，毛泽东的卫士尹荆山去学校看望李讷，见她脸色不好，一问才知道是饿的。情况汇报到李银桥那里，他实在于心不忍，搞了一包饼干悄悄送给她。当时李讷环顾四周，怕被人看见，拿出几片塞进嘴里，余下的小心翼翼地藏好，准备慢慢“享受”。李银桥见状，心里一阵阵发酸。这件事又被毛泽东知道了，火气上来拍了桌子：“别人可以送，我的孩子一块饼干也不许送！”“谁叫她是毛泽东的女儿！”
事隔不久的一个星期六，李讷回家与父母一起吃晚饭。炊事员特地煮了比平时多一倍的米饭，那是红糙米掺芋头，搞来四菜一汤，还有辣子、霉豆腐等四个小碟。饭前，李讷和毛泽东在卧室里聊了一会儿，李讷委婉地说：“我的定量老不够吃。菜少，全是盐水煮的，油水还不够大师傅沾光呢，上课肚子老是咕噜咕噜叫。”毛泽东轻声细语地说：“困难是暂时的，要和全国人民共度难关。要带头，要做宣传，形势一定会好转，要相信共产党……。”
　　这时，卫士轻轻走进来，说：“主席，饭好了。”“嗯，今天一起吃饭。”毛泽东拉了李讷的手来到饭桌旁。李讷在饭桌前一落座，就不顾饭烫，狼吞虎咽地往嘴里扒去。毛泽东和江青都怔住了，不一会儿便停下筷子。李讷见他们不吃，并没在意，她并不知道父亲平时吃什么，不知他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马齿菜，以为岁数大的人吃不动，便继续风卷残云，把全部饭菜打扫得一干二净，连一片葱花也不放过。之后，她似乎还没吃饱。炊事员又找出两个白面掺玉米的冷馒头，李讷就着涮盘子的水相继填进肚里。看见这种情景，工作人员都止不住热泪盈眶。毛泽东喉咙里咕噜了两声，默默地走开了。
晚上，卫士们对毛泽东说：
　　　　“主席，李讷太苦了，你看是不是可以……”
　　　　“不可以。”毛泽东明白他们要说什么，“同全国人民比较起来，她还算好一些。”
　　　　“可是……”
　　　　“不要说了。我心里并不好受，她妈妈也不好受。我是国家干部，国家按规定给我一定待遇。她是学生，按规定不该享受就不能享受。”毛泽东深深地叹了两口气，接着说：“还是那句话，谁叫她是毛泽东的女儿呢？还是各守本份的好，现在这种形势尤其要严格！”
“意志可以克服病情”
　　李讷天资聪明，学习刻苦，有理想有抱负。在毛泽东的培养教育下，李讷对自己的思想和生活也有严格的要求，但她自幼体弱，疾病常来缠绕，致使人生的进取、发展受到影响。为此她很苦恼，有时愁肠百结，郁郁寡欢。
　　毛泽东了解女儿的体质和心境，一直用慈爱的目光注视着她。每当获知她生病而又不在一起的时候，便写信给她，对她进行安慰和开导。毛泽东煞费苦心地寻找几首古诗抄给她，或者告知外面的气候景色，例如，下雪了，以解病中小女的愁闷。但信中说得最多的是，如何依靠意志来战胜疾病。他认为，对待疾病的态度，体现着一个人的世界观。他自己持革命的乐观主义，对身体抵抗力很自信，因此碰到一般的头疼脑热，他既不求医也不吃药。当然，这是针对他自己的身体条件而言，不是光靠意志没有物质基础的唯意志论。对于女儿，他强调意志的含义是，一要乐观豁达，坚决克服悲观，积极配合治疗；二是要不怕吃苦，有时小病挺一挺，挺过去了，免疫力就得到了锻炼和提高。
　　1958年初，李讷得了急性盲肠炎，疼痛难忍，需要住院动手术；同时，因为小时候打针针头不幸断在肉里，一直没有取出，也要动手术，经医生研究，决定两个手术一起做。正巧这时江青不在北京，去了广州，平时李讷看病事都由她安排照料。这次毛泽东亲自联系，由北京医院院长计苏华和该院的外科大夫王历耕、内科大夫吴洁一起做手术。割阑尾的手术很顺利，取断针的手术遇到了麻烦。动刀以后，因年头已久，断针移位，花了很长时间找不到。最后院长决定，把李讷抬到X光透视室，一边照，一边找，才把针头取出来，断针已经生锈。这个手术是在无菌室外做的，术后伤口感染，38℃多。几天来，毛泽东忙于工作，又时时关心李讷的手术，精神非常疲倦。2月3日，他又通宵未寝。中午12点时，他吃了安眠药，准备上床睡觉。临睡前，仍不放心女儿，又写一信，对她讲了一番深刻的道理。信中写道：
　　　　李讷：念你。害病严重时，心旌摇摇，悲观袭来，信心动荡。这是意志不坚决，我也常常如此。　　病情好转，心情也好转，世界观又改观了，豁然开朗。意志可以克服病情。一定要锻炼意志。你以为　　如何？妈妈很着急，我也有些。找了小员、院长计苏华、主治大夫王历耕、内科大夫吴洁诸同志今天　　上午开了一会，一致认为大有好转。你昨夜睡了九小时，你跑出房门在小廊上看画报。白血球降下来　　了，特别是中性血球，已恢复正常。他们说不成问题，确有把握，你可以放心。这点发烧，应当有的　　，完全正常。妈妈很不放心，打了电话给她，她放心了。李讷，再熬几天，就可以完全痊愈，怕什么　　？我的话是有根据的。为你的事，我此刻尚未睡，现在我想睡了，心情舒畅了。诗一首：青海长云暗　　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誓不还。这里有意志。你知道吗？你大概十天后　　准备去广东，过春节。愿意吧。到那里休养十几天，又陪伴妈妈。亲你，祝贺你胜利，我的娃！
　　　　爸
　　　　二月三日上午十二时
半睡状态执笔，字迹草率，不要见怪。有话叫小员来告我。
　　信中提到的“诗一首”，是唐朝诗人王昌龄的《从军行七首》之一。毛泽东凭记忆把它抄寻给李讷，是要她从中体会意志的力量，以顽强的毅力来战胜眼前的困难。李讷完全读懂了父亲的一片苦心，说来奇怪，她当时就感到精神轻爽，痛苦也随之烟消云散了。
“做好平凡的工作，干点当前要紧的事”
　　李讷的政治生涯，曾随中国六七十年代政局的动荡，发生了一系列戏剧性的变化。
　　1965年暑假，李讷从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解放军报》当编辑。
　　1967年，李讷担任了毛泽东的联络员，负责了解北京各大学运动的情况。
　　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每天手不释卷，在“文革”那样动荡的岁月里也没有懈怠。1968年初，毛泽东开了一张书单，内有天文、地理、生物等自然科学方面的书，叫李讷去借。李讷把书找齐后，又过了一段时间才送到毛泽东那里。当时她听说越南战争打得很激烈，有的同志去参加援越工作，就向父亲提出上越南锻炼。她说：“我这一生真平淡，何时可以马革裹尸啊。”毛泽东不同意她的要求，批评了她的想法，叫她做好平凡的工作，干点当前 要紧的事。
　　这年，北京各大专院校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在各自的校园内占领楼房，设置路障，手持矛棍，大搞武斗互相抓人、斗人。有的造反组织甚至动枪纵火，打死了人，造成市区交通中断。李讷了解到这个情况后，迅速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下决心以“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名义，集合工人和军人徒手冲入北大、清华等重点院校，强行制止两派武斗并解散两派组织，这是后来普遍实行的“工人阶级领导学校”的开始。在制止学生武斗这个问题上，李讷起了积极的作用。当然，除了她这种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别人是不敢并难以向毛泽东汇报运动中的严重问题的。
　　1968年夏，姚文元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文章发表后，李讷当时身体不好，仍花了很大精力，广泛收集各方面的反映，包括工人、学校、部队的动向，报告毛泽东。毛泽东看完后退还她，对材料没有发表意见，只提出要她好好养病，书宜少看。
　　70年代初，李讷去了“五七干校”。几年之后，她又在北京的政治舞台上露面。大约在1970年左右，毛泽东为了锻炼李讷，让她去设在江西井冈山下的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劳动。李讷年届三十，仍孑然一身。她要求找一位农民干部结为伴侣，但合适的人不易碰到。后来，她同北戴河管理处当服务员的小徐相爱，要求结婚。李讷向组织上提出结婚的申请以后，曹全夫对小徐的情况作了调查，并亲自向中办负责人打了报告。很快，毛泽东就作批复，表示同意，并叫警卫员带着他的批文和一套马恩全集送到江西“五七干校”。这套马恩全集，是父亲送给李讷的唯一的结婚纪念品，她一直珍藏着。婚礼仪式是毛泽民的女婿曹全夫操办的。但是这桩婚姻却并不像预想的那么美满，他们结婚不久便分居了。以后，小徐被“保送”入河北铁道学院当了“工农兵大学生”。李讷已怀有身孕，后生下一子。又过了一段时间，两人正式离婚。从1974年至1975年，李讷先后担任了中共平谷县委书记和北京市委书记（书记之一）。
　　回首往事，李讷对父亲感激不尽，她说：“我觉得父亲给予子女留下的最大财富，就是他对我们的教导，这种精神上的财富是最宝贵的，是我们一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当年他那样严格要求我，完全是为我好。假如不是那样严格，后来我一个人带着孩子过，恐怕很难过得来。他的严格要求，完全不是过分的，而是很实事求是的，是按照我将来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来要求的，并不是随便那样做。他那是真正的父爱。他爱我，真的。”

蓝色心湖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交锋

　　　　　　　　　　　　　　　　　　　作者：李同成
　　１９５０年毛泽东访问苏联，中苏两国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两个社会主义
大国互相支持，反对美国推行侵略政策，在世界上发挥了重要作用。５０年代中后期开始，
两国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嬗变，由结盟到对抗，其间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交锋可谓尖锐复杂，
惊心动魄，有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
　　　　　　　　　　　　　赫鲁晓夫访华
　　　　　　　　　　　　　～～～～～～
　　１９５３年３月５日斯大林逝世，同年９月赫鲁晓夫被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１９５４年９月赫鲁晓夫率领庞大的代表团参加我国国庆５周年庆祝活动。
　　此时的赫鲁晓夫地位并不稳固，为寻求中国的支持，答应苏联军队于１９５５年底以前
撤出中苏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基地，并将该基地交还给中国；将中苏合办的新疆有色及稀
有金属公司、新疆石油公司、大连轮船公司和民航公司中的苏联股份于１９５５年１月１日
起完全移交中国，中国数年内用出口货物偿还；苏联给中国５．２亿卢布长期贷款，帮助中
国新建１５项工程，扩建１４１项工程；还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政府关于中苏关
系和国防形势各项问题的联合宣言》及《关于对日本关系的联合宣言》。
　　１０月３日，中苏领导人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最高级会谈，中方出席会谈的有毛泽东、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苏方有赫鲁晓夫、布尔加宁、什维尔尼克等。师哲与费德林担任翻
译。
　　赫鲁晓夫问毛泽东：
　　“你们对我方还有什么要求吗？”
　　毛泽东说：“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今天想同你们商量商量，希望你们在这方
面对我们有所帮助，使我们有所建树，总之我们也想搞这项工业。”
　　赫鲁晓夫一听愣住了，怎么也没有想到毛泽东竟会出这么个难题。他急忙以无礼的口气
拒绝道：“搞那个东西太费钱了！我们这个大家庭有个核保护伞就行了，无须大家都来搞它。须
知搞那东西既费钱费力，又不能吃，不能用，生产出来还得储藏起来，不久又过时了，还得
重造，太浪费了！”
　　毛泽东一听很不高兴，将香烟掐灭：“也好，让我们考虑考虑再说。”
　　赫鲁晓夫不识相，继续以教训人的口气说：“目前你们还是集中力量搞和平建设，发展
与国计民生有关的事业，改善人民生活为好。”
　　毛泽东软中带硬地回敬说：“我们之间在对外方面，要多进行协商，协调步调，一致对外；　　　　　　　　　在对内方面，则互相帮助，互通有无，岂不很好吗？”
　　赫鲁晓夫听了毛泽东的话，竟未作表态。毛泽东见此情景，知道会谈不会取得一致看
法，于是便让服务员端上湖南腊肉、松烟熏制的火腿、烤面包和茶点，请客人品尝。
　　赫鲁晓夫随手拿起松烟熏制的火腿，大口吃起来，边吃边说：“味道真好，好东西，大
家快吃！”
　　布尔加宁、米高扬都自取品尝，不一会儿就风卷残云般一扫而光。
　　毛泽东见赫鲁晓夫如此不讲外交礼仪，便提醒他：“赫鲁晓夫同志，你做事要谨慎，说
话要注意分寸，要有内外、亲疏、远近之分，不要让敌人抓住话柄，钻空子。”
　　赫鲁晓夫不以为然，竟哈哈大笑道：“咱们也有嘴巴，也会反咬他几口的！”
　　在１０月３日的会谈结束时，毛泽东问赫鲁晓夫：“你们是否准备到我国的某些地方，
特别是南方去看看？”
　　赫鲁晓夫兴致勃勃地答道：
　　　“一定要走走、看看，你们这里的一切对我们都是生疏的，新鲜的。”
　　“那你们就到各地去走走、看看，随你们的便，愿意到哪里去都可以，就像在自己家里
一样，我们也不准备作什么特殊安排，我是喜欢你们自由自在地、随心所欲地活动，无须别
人牵着鼻子走！”毛泽东话中有话。
　　赫鲁晓夫在上海畅游了黄浦江后，自己坐专机来到广州，省委书记陶铸前去迎接，但语
言不通彼此只好比划或沉默相顾。
　　忽听飞机轰鸣，赫鲁晓夫看到陪同师哲走下飞机，像是盼到了救星，便大声喊：“快来
救救我们！”
　　赫鲁晓夫从外地回到北京，向毛泽东提出邀请中国参加经互会。
　　“毛泽东同志，我们希望中国加入经互会，这样既可以加强社会阵营的经济合作，又有
利于中国经济发展。”
　　毛泽东不容置疑地答道：
　　“这对中国的发展建设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相反，可能麻烦很多，纠缠不清，还会妨
碍建设的进展。”
　　赫鲁晓夫还想进一步解释，毛泽东不愿听下去了，“中国没有必要参加！中国人多，地
大物博，什么都能发展。”
　　赫鲁晓夫没词了，但他并不死心，以后他又向毛泽东提出，我们在东欧搞了经互会，你
们在亚洲搞个类似的东西也好嘛。毛泽东的态度很坚决，不上他的当。
　　毛泽东说：“国际帝国主义的气焰被煞下去不少，现在我们有个和平建设时期，我们应
该充分利用它。首先是大力发展生产，进行经济建设。”
　　赫鲁晓夫起而反驳道：“不！毛泽东同志，帝国主义是不会死心的，他们每时每刻都在
搞颠覆活动。”
　　毛泽东听了这话，十指交叉，活动着手腕，若有所思地说：“不，赫鲁晓夫同志，有时
候我比你高，有时候你比我高。现在我听你说。”
　　翻译几乎急出汗来，才把这话委婉而不失幽默地译出。事后，赫鲁晓夫曾说：“毛泽东
简直是位隐藏自己思想和观点的大师，他有时话讲得过于简单，而有时又讲得十分复杂，使
人费解。”
　　　　　　　　　　　　　赫鲁晓夫求救
　　　　　　　　　　　　　～～～～～～
　　１９５６年２月２５日，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赫鲁晓夫在会上
做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在这个报告中，赫鲁晓夫把以前口口声声称为
“父亲”、“慈父”的斯大林指责为“暴君”、“刽子手”、“独裁者”和“破坏社会主义
法制者”，使整个世界震惊，给国际共运带来了严重的思想混乱。
　　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有５５个外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中共代表团团长是朱德。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马上在国内引发了一阵骚乱。格鲁吉亚人在首都第比利斯为了抗议
批判斯大林上街游行，后来还发生了军警与群众队伍发生冲突事件。
　　同年１０月，先后发生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西欧各国发生了大批共产党员退党事
件。
　　赫鲁晓夫内外交困，地位岌岌可危，非常需要在兄弟党内有影响的中共伸出手拉他一
把。他给中共中央发了一封“十万火急”的电报，请中共火速派代表团前往莫斯科磋商，特
别指名提出邀请周恩来前往。遗憾的是，当时周恩来已安排好到其它国家访问，不能马上赴
莫斯科。
　　中共即组织了以刘少奇为团长，邓小平、王稼祥等人参加的代表团赴莫斯科。赫鲁晓夫
一人驱车到机场迎接。刘少奇等人下飞机后，赫鲁晓夫便急步向前，把刘少奇拉到自己的车
里，滔滔不绝地向刘少奇介绍匈牙利事件发生的前前后后———
　　“布达佩斯已是一片混乱，匈牙利已成为无政府状态，阶级敌人十分猖狂，共产党和干
部被绞死；西方反动势力拥到奥匈边界，窥测动向，蠢蠢欲动……”
　　赫鲁晓夫情绪激动地讲了一大通。刘少奇表情严肃，只是静静地听，一言不发，始终没
有表态。赫鲁晓夫摸不着底，惴惴不安。
　　刘少奇等人到了寓所，没等洗漱，赫鲁晓夫便把刘少奇拉到桌旁，继续说：“啊呀，真
是可怕，太危险了！好在我们驻匈的全部苏军家属和部分苏军已经撤出布达佩斯，撤向边境
了。”
　　这时刘少奇开口了，坦率地指出：“波匈事件同苏联的大国主义有密切的关系，你们对
兄弟党指手划脚，横加干涉，使人家感到主权受到损害。在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之间，必须
承认独立和平原则。”
　　邓小平接着说：“不能撤退，撤走了，帝国主义就进来了。要站稳脚跟，坚守岗位，苏
军这么大的力量，还对付不了那么几个反动派？要全力扶持共产党内坚定可靠的党员，协助
他们掌握住政权，把党员、革命力量、积极分子团结在自己周围，形成坚强的堡垒，要掌握
军队和警察的力量，让他们守住阵地，保护政权，维持秩序，坚决保卫党和政府机关不受破
坏！在这方面苏联军队应起模范作用，这才是真正的国际主义。”
　　赫鲁晓夫听了这话，摸着了中共的态度，面部的愁云一下散去，顿时笑逐颜开。
　　“好！好！我得赶快走了。”当时苏共正在召开政治局会议，他要赶快前去，把这一消
息向他们传达。
　　刘少奇说：“赫鲁晓夫同志，不要着急，我还有话要说。”
　　赫鲁晓夫这才留下。
　　刘少奇说：“我们的态度很明朗。但我们对你们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在处理兄弟党的关
系方面，还是有意见的！我打算在你们的政治局会议上讲话。”
　　“当然可以。”赫鲁晓夫满口答应。
　　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３０日，苏联政府发表了《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
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承认犯了大国主义的错误，今后将采取措施予以克
服。
　　就在中共代表团抵达苏联的第三天，苏共采取坚决措施，平息了匈牙利的暴乱，使局势
恢复稳定。
　　为了进一步做苏联的工作，毛泽东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３０日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在
谈到中苏关系和社会主义国家时，引用了清朝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处理张
家地界的故事。
　　原来，张英家人在其老家修建府第时，因地界不清与方姓邻居发生争执，打官司告到衙
门。因为双方都是名门望族，县令不敢贸然判案，张家人把争执情况写信告诉张英。这位文
华殿大学士以诗代信告诉家人要谦让。两句诗是：
　　　　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
　　　　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毛泽东针对苏联犯了大国沙文主义错误，危害社会主义阵营团结，巧妙地借张英此诗奉
劝赫鲁晓夫要平等待人，用意极深。
　　１９５６年１２月３１日，克里姆林宫按照惯例举行新年宴会，赫鲁晓夫在宴会上发表
祝酒辞，在对斯大林的评价上调子明显发生变化，他说：
　　“斯大林犯了严重的错误，但他仍然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同敌人进行坚决的
斗争，在对待敌人方面，我们同斯大林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都是斯大林主义
者！”
　　在谈到匈牙利事件时，他说：“现在有些人想逼我们后撤，不，我们决不后撤！社会主义　　　　　　　　　　阵营的边界只能向前推进，决不后撤！西方敌对势力的阴谋是完全不可能得逞的。”
　　　　　　　　　　　“狠狠教训他们一顿”
　　　　　　　　　　　～～～～～～～～～～
　　波匈事件还在发展，赫鲁晓夫的话不灵了，于是再次请求中国帮助他收拾残局，毛泽东
为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团结，便让正在印度访问的周恩来中断了访问，返回北京，准备赴苏，
毛泽东向周恩来说：“苏联领导人是被他们的物质利益迷了眼，对付他们最好的办法就是狠
狠地教训他们一顿。”
　　１９５７年１月７日，莫斯科白雪皑皑，冷风嗖嗖。周恩来肩负重任来到莫斯科。周恩
来走下飞机，赫鲁晓夫一个箭步冲上去，同周恩来握手、拥抱，以最高规格请周恩来下榻于
克里姆林宫沙皇居住过的宫殿内。
　　１月８日赫鲁晓夫明确表示，希望周恩来协助他们对波匈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做些工
作。于是，周恩来于１月１１日访问了华沙，接着于１月１６日访问了匈牙利，在很大程度
上消除了匈牙利人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敌视态度。周恩来回到莫斯科，向苏联领导人通报
了访问波、匈的情况。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诚恳地对赫鲁晓夫进行批评：“维护兄弟党的团
结，兄弟国家的关系，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
任。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大国沙文主义，特别是各国、各党内部的事应由他们自己处理。有
意见可以商量，不能搞外部压力，干涉兄弟国家内政。赫鲁晓夫同志，你在波兰问题上处理
得不太好。波匈事件是沉痛的教训，它们就是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激起的。”
　　赫鲁晓夫这条鲁莽汉，终于“炸”了，他蓦地站了起来，粗鲁地指责一些东欧兄弟国家
领导人，说他们要了苏联的金子，还要骂苏联，同西方勾勾搭搭，是“狗屎”、“坏蛋”、
“像驴一样”。此时赫鲁晓夫性格中的劣根性全部暴露出来。他瞪大眼睛对周恩来说：“你
不能这样跟我说话，无论如何，我出身工人阶级，而你却是资产阶级出身。”
　　周恩来巧妙地回敬了赫鲁晓夫一句：“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你出身工人阶级，我出身
资产阶级。但是，你我都有共同的地方，我们都背叛了自己的阶级。”
　　赫鲁晓夫听了十分尴尬。他把话题一转影射中国也有大国沙文主义：“据说，在越南、
老挝，有很多中国人？”
　　周恩来微笑道：“不少，连国王的祖父都是中国血统的，访华的代表团也有几个是中国
血统的，所以，我们强调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使他们安心。五项原则加上一条反对大国沙文
主义。我们对各兄弟党，兄弟国家是平等的，没有把自己的东西强加给别人。”
　　赫鲁晓夫听到这里，一时语塞。
　　　　　　　　　　　　　毛泽东访苏
　　　　　　　　　　　　　～～～～～
　　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２日，毛泽东亲自率代表团参加莫斯科会议。毛泽东健步走下飞机，
赫鲁晓夫跨步向前，紧紧抱住毛泽东，表示亲切和敬意。
　　赫鲁晓夫以得意的神情对毛泽东说：“这次我们也给铁托发了邀请，他不来是他自己失
礼；如果来了，正好可以批他。”
　　毛泽东听了这话，说道：“铁托不来要理解他们。斯大林整了人家，情报局把人家赶跑
了，肚子里能没有气吗？能饶人处且饶人。”毛泽东吸了口烟问道：“铁托不来，别人来
吗？”
　　赫鲁晓夫说：“卡德尔来，他是一个笔杆子，南共的重要文件多半出自他的手。”
　　毛泽东很感兴趣地笑道：“我倒很想会会他，听听他有什么见解。”
　　《莫斯科宣言》的核心问题是战争与和平、和平过渡问题，这也是中苏双方争论的焦
点。赫鲁晓夫到克里姆林宫看望时，毛泽东主动亮出了自己的观点：
　　“我们对现代战争是一反对，二不怕。古时候打仗没有原子弹和火箭，刀枪剑戟打起
来，死人不见得比现在少。”
　　毛泽东叹了一口气，问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了多少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又死了多
少人？比比看，中国古时候三国混战又死了多少人？原子弹和关云长的大刀，究竟哪个死人
多？”
　　毛泽东看了赫鲁晓夫一眼继续说：“现在有人很害怕战争，这一点不奇怪。打仗这东西
实在是把人害苦了。为什么要打仗哟！应该防止它，打不起来再好不过，可是光顾怕，这不
行。你越怕，它就越要落到你的头上！我们要着重反对它，但不要害怕。这就是辩证法。”
　　毛泽东见赫鲁晓夫面有愧色不表态，将手中的烟轻轻一扬问道：“敌人使用核武器，我
们可不可以等一等再还击？”
　　　“不行，一秒钟也不能等，必须立即还击！”
　　毛泽东笑问：“你怎么能算得那么准，知道人家什么时候放原子弹？”
　　“能知道，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遭受帝国主义进攻，我们都将迅速回击！这是我们中
央委员集体决定的！”
　　　毛泽东指着赫鲁晓夫说：“你这种说法不对。每一个国家都是独立的，要看人家请你没
有。谁的决定也不对！”
　　赫鲁晓夫涨红了脸，他几乎要叫了起来：“我不同意，不同意！”
　　毛泽东见他太激动了，便转换话题，强调社会主义阵营要以苏联为首。赫鲁晓夫的脸上
露出了笑容，故作谦虚之辞：“应以苏中两家为首。”
　　“我们没有资格。”毛泽东停顿一下，坦诚地说：“你这个人有点胆量，敢碰斯大林，
尽管方法不好，可是揭了盖子……”
　　赫鲁晓夫一听这话，笑逐颜开，毛泽东把话锋一转向他忠告道：“你这个人也能捅漏
子，多灾多难，可能日子也不太好过，特别是脾气不好，很容易伤人，像我一样。在兄弟国
家之间有什么不同意见，要让人家讲话，慢慢谈，着急不得……”
　　赫鲁晓夫一向是老虎屁股摸不得，没等毛泽东把话讲完，就嚷道：“你不了解，有些人
拿了我们的东西，还骂娘，真让人生气！”
　　毛泽东没和他再谈下去，回到住所便派人去叫翻译李越然。这时已是深夜两点，李越然
来了，毛泽东翻身坐起，从床头柜上拿了一个苏联信封，往桌子上一放，又递给李越然一支
铅笔，说：“我说你写！”
　　赫鲁晓夫同志：
　　　我已经睡了，关于文件的事，请明天与邓小平同志谈，我就不参加了，好吗？
　　　李越然写好递给毛泽东看，毛泽东笑道：“不是让你写中文，我是让你直接写俄文。”
　　李越然当即翻成俄文，再递给毛泽东。毛泽东说：“好，就这样行了！”然后毛泽东在
　　信封上签下了“毛泽东”３字，请苏联同志立即转给赫鲁晓夫。
　　中苏双方对起草《莫斯科宣言》分歧很大，在会议临近结束时，毛泽东决定妥协，在赫
鲁晓夫陪他进餐时提议说：“文件可以照顾你们‘二十大’的观点，我们搞份备忘录，算是
保留意见吧，你看怎么样？”
　　赫鲁晓夫正为此发愁，听了这话喜出望外，连忙说：“可以，可以。”
　　　　　　　　在军事上搞“合作社”是不适当的
　　　　　　　　～～～～～～～～～～～～～～～
　　１９５８年４月１８日，赫鲁晓夫命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致函中国国防部长彭德
怀，信中说：为了指挥苏联在太平洋地区活动的潜艇，迫切希望在１９５８年至１９６２年
间，由中苏共同建设一座大功率的长波无线电中心和一座远程通讯的特种收报无线电中心
（即长波电台）。建成这两座中心所需费用，苏联出大部分，中国出小部分。
　　毛泽东对此事高度重视。１９５８年６月７日，他作了如下批示：钱一定要由中国出，
不能由苏方出，使用共同。
　　彭德怀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明确告诉对方：我们中央讨论了这个问题，既然苏联认
为有必要，我们同意建，费用全部由中国承担，共同使用，但所有权归中国，否则政治上不
好。看到中共中央这么坚决抵制，苏联最后不得不放弃这一念头。随后，苏联又向我国政府
提出建立共同潜艇舰队的问题。
　　７月２２日毛泽东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
　　他见到尤金时，一反平时探讨哲学问题的友好气氛，严肃指出：“在军事上搞‘合作
社’是不适当的。”他接着说：“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你们可以说我是民族
主义者，如果按你们说的办，我就可以说你们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了中国的海岸！”尤
金支吾其词，毛泽东说：“你讲不清，请赫鲁晓夫来讲！”
　　尤金唯唯而退，当即请示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于１９５８年７月３１日来到北京，刚在
中南海颐年堂坐下，就先埋怨尤金大使，说他书生气十足，不会办事，曲解了他的意思，然
后为自己辩解说：“为对付美国第七舰队，需要在中国建长波电台，这种事对中苏双方都有
好处，越快越好……”
　　“请你告诉我，什么叫共同舰队？”毛泽东非常严肃地直指要害问题。
　　“所谓共同么，就是共同商量的意思，我们希望长波电台尽快建立起来……”
　　毛泽东把桌子啪地一拍，蓦地站了起来。
　　毛泽东手指赫鲁晓夫的鼻子问道：“你这一大堆话毫不切题。我问你，什么叫联合舰
队？”　　赫鲁晓夫有些慌张，不知如何回答，搓搓手，搪塞道：“你别急，我们不过是来
跟你们共同商量商量……”
　　“什么叫共同商量，我们还有没有主权？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的沿海地区都拿去？”
　　陪同赫鲁晓夫参加会谈的苏联副部长费德林精通汉语。他用俄语提醒赫鲁晓夫：“毛泽
东可真火了！”
　　赫鲁晓夫皱起眉头，摇摇头说：“这样吧，我们能不能达成一项协议，让我们的潜水艇
在中国有个基地，以便加油、修理、短期停留？”
　　“不行！”毛泽东斩钉截铁将手一挥，“我们不想再听到这件事！”
　　“毛泽东同志，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在互相合作和供应方面没有什么麻烦，可是我们这
里竟连这样一件事情都达不成协议！”
　　毛泽东一听这话反而坦然了，他轻悠悠地吸起香烟，坚决而短促地回答：“不能！”
　　赫鲁晓夫毕竟是超级大国的领导人，他的意志也很坚强，忽然一笑：“假如你愿意的
话，毛泽东同志，你们的潜艇也可以使用我们的摩尔曼斯克基地。”
　　“不要！”毛泽东用力抽了口烟：“我们不想去你们的摩尔曼斯克，不想在那里搞什么
名堂，也不希望你们来我们这儿搞什么名堂！”
　　毛泽东接着像是给赫鲁晓夫上课一样：“英国人、日本人、美国人在中国呆了很久，被
我们赶走了！赫鲁晓夫同志，我再说一遍，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达到自己
的目的！”
　　话说到这种地步，赫鲁晓夫知道没有任何希望了，自找台阶地说：“不同意就不同意
吧，我们不提这个建议了。”
　　随后，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中国人是最难同化的，过去有多少个国家想打进中国
来，结果呢？那么多打进中国来的人，最后还是站不住。”
　　赫鲁晓夫听了面无表情，一言未发。
　　　　　　“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
　　　　　　～～～～～～～～～～～～～～～～～～～
　　１９５９年９月赫鲁晓夫出访美国与艾森豪威尔举行戴维营会谈，归国途中于当月３０
日到达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１０周年庆典，他把“戴维营精神”当作资本，板着面孔教训
人：“不要用武力去试验资本主义的稳固性。在我同艾森豪威尔交谈时，得到这样的印象：
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越来越以现实主义态度考虑现实，想缓和国际局势，重新建立国
际关系。”
　　毛泽东吸了口烟，嘴角掠过一丝笑意：“你只带回这些东西？”
　　赫鲁晓夫面有愧色：“当然，他们是帝国主义，是靠侵略和掠夺……我想起一件事，希
望你们考虑释放唐奈与费克吐两个美国飞行员！”
　　毛泽东见赫鲁晓夫竟公然为美国当说客，把手一摆，果断地答道：“不行，这个事儿不
能商量！”　　赫鲁晓夫见没有余地，突然把话题一转，用抱怨的口气向毛泽东说：“西藏
问题你们不慎重，不该让达赖喇嘛跑掉么！”
　　毛泽东张开两臂说：“那么大的边境线，我们怎么能看住他呢。”
　　赫鲁晓夫接着说：“你们也不该和印度闹么，尼赫鲁这个人还是反帝的，在资产阶级领
导人中算进步的。你们应该团结尼赫鲁。你们为了那块不毛之地跟尼赫鲁冲突，这是很不值
得的。”
　　陈毅激动地站了起来，顶他道：“我们对民族主义者的政策既团结又斗争，而不是采取
迁就主义的态度。”
　　赫鲁晓夫巧言辩解说：“西藏与印度毗邻，西藏本身不能对印度构成任何威胁，你们却
为西藏与印度冲突，难道这是明智的吗？”
　　陈毅一下抓住了对方的小辫子，反问道：“你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让我们放弃西藏的
领土主权？”
　　赫鲁晓夫发现自己走了嘴，知道陈毅不好对付，转向周恩来说：“你是世界著名的大外
交家，怎么会不理解团结尼赫鲁的意义呢？”
　　周恩来严肃平静，字字有千钧之力：“赫鲁晓夫同志，你完全文不对题，达赖叛逃，印
度入侵，这明明是对中国的进犯，能讲团结吗？”
　　赫鲁晓夫眼珠一转，又找到了反攻的借口：“你们炮击金门就没有和我们打招呼，这符
合兄弟国家相处的原则吗？”
　　陈毅反击道：“炮击金门是我们内部的事情，那是中国领土！中印边境事件，明明是印
度侵略，你却偏袒！对炮击金门你耿耿于怀，你难道是替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指责我们
吗？”
　　赫鲁晓夫被驳得哑口无言，向毛泽东双手一摊，抱怨道：“你看，你们一帮人对付我们
几个人，这种谈判公平么？”
　　一直在一旁沉默的毛泽东觉得自己该说话了，他微微一笑道：“我听了半天了，你给我
们扣了好些帽子，没有看住达赖，没有团结尼赫鲁，不该对金门打炮，还说我们‘左’，那
么我也送你一顶帽子，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赫鲁晓夫无话可说，会谈不欢而散。
　　１９５９年１０月１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新中国建国１０周年大典，赫鲁晓夫站在毛
泽东身旁观看盛大阅兵式，苦思冥想对付毛泽东的办法，他想让中国人尝尝不听话的滋味。
　　在天安门城楼休息时，赫鲁晓夫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对毛泽东说：“关于生产原子弹的
事，我们是不是把专家撤回去？”
　　毛泽东从容答道：“我们可以自己试试，这对我们也是个锻炼！如果技术上能帮助一下
更好，不能帮助那是你们考虑决定的事了。”
　　赫鲁晓夫悻悻回国了，苏联政府于１９６０年６月２０日单方撕毁了这项协定。
　　中国没有被吓倒，相反更快地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上进入科研攻关阶段。经过
几年的艰苦攻关，中国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试验成功了第一颗原子弹，１９６７年６月
１４日又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美苏两国由拥有原子弹到爆炸氢弹，都用了１０年功
夫，而我们只用了３年的时间。
　　后来，毛泽东曾风趣地说：“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

蓝色心湖

张大千赠毛泽东荷花图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寓居香港的国画大师张大千先生得知此消息后，非常欣慰。因他曾在北平居住多年，对这座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古都充满了深厚的感情和依恋，又听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下命令保护北平的古文物建筑安全无恙，使他深为感动。出于对毛泽东主席的敬仰和热爱，特意作了一幅《赠润之先生荷花图轴》，托何香凝先生带往北平转呈给毛泽东主席。
　　此幅画高1.3米、宽0.6米，为水墨绘成。墨画荷叶莲花，设淡色。近景画舒卷自如，卓然而立的茂荷两叶，中景画掩映于荷影中的白莲一朵。画面清新秀美，仿佛溢发着阵阵荷香之气，给人一种生机盎然、万象一新的印象。张大千在绘制此画时的创作态度十分严肃，表现了他对毛泽东的敬仰和敬重。全画构图饱满而疏密有致；用笔雄魄豪放，圆润凝重而脉络分明；墨色洒脱恣肆，却又浓淡有韵，真如一曲“水晕墨章”的交响乐。题款为：“润之先生法家雅正，已丑二月大千张爱”，旁压两方朱印。
　　毛泽东收到张大千赠的这幅《荷花图》后，颇为高兴，曾托何香凝向张大千代致谢意。据说，毛泽东很欣赏这幅《荷花图》，曾将之挂在书房里经常品览。毛泽东逝世后，此画收藏于毛泽东故居。80年代，此画作为珍贵的艺术纪念品，被收入《毛泽东故居藏书画家赠品集》中出版。
　　荷花在中国文人的心目中一直被喻作“君子之花”，“圣洁之花”。而历代画家最爱画梅、兰、竹、菊四君子画。张大千之所以绘荷花画赠毛泽东，一方面是自比梅、菊之傲霜的风骨；另一方面“将对方拟予了同等的境界”，表明了他对毛泽东的极大尊敬和敬重。

蓝色心湖

毛主席万里长江横渡

沈　同

　　1956年“五一”节刚过，毛主席便在5月3日出发，到我国南部地区去视察工作。离开北京时，还是骄阳融融，百花吐艳，一路工作忙碌，不计时日，到了广州，主席又召开了华东地区书记会议，待任务结束，不觉已到月末，江南大地已是夏日炎炎。
　　毛主席准备北上返京，因天气闷热，又加疲劳，打算在途经武汉时，到长江里去游泳，以消除疲劳，舒畅胸怀。
　　长江的水势凶险，素为人知，为了主席的安全，大家都惴惴不安，同行的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同志，立刻回去安排工作，他让武汉的同志事先对长江的水质、水温和流速等进行了一系列详细的调查和检验，发现长江的水文情况复杂，第一，江水很脏，含有多种病菌和血吸虫；第二，江中有鳄鱼、江猪和水蛇等可能伤人；第三，水深流急，又有湍流漩涡。总之，游泳是很危险的。因此，当地政府曾告示群众，为了避免危险，禁止在长江里游泳。
　　大家了解到这些情况，都为主席到长江里去游泳的安全担心。公安部长罗瑞卿同志和湖北省委的负责同志都想劝阻主席，虽然大家知道，主席游泳的技术很高，他把游泳池当作了洗脸盆子，但是游泳池怎么能和长江相比呢，江水滔滔，波浪翻滚，深不可测，水火无情，在急流骇浪里，可能发生意想不到的危险！为了毛主席的安全，必须防止万一。可是这些当年曾同毛主席一起艰苦奋斗，风雨同舟的老战友，也都深知，毛主席办事，一旦下了决心是不会动摇的。为了确保毛主席的安全，经过再三考虑，还是进行了劝阻。
　　毛主席以他高超的游泳技能和“万水千山只等闲”的无畏气魄，怎能会惧怕长江的风浪呢！他把劝告看成是“阻力”，对身边人员说：“我游泳不要告诉他们！”我们品味着这有趣的回答——既是回答，又是命令。于是，大家当即做好毛主席游江的准备，整装待发。
　　毛主席从广州动身返京北上，5月30日到达湖南省长沙，立即召集了省委书记座谈，了解他这次在广州主持召开的专门研究华中五省工作会议的贯彻情况，主人用清明节前刚采制的清茶来招待主席。
　　会后天气闷热，主席要去湘江游泳，罗瑞卿同志陪同到了江边，湘江水势平稳，水质清澈，这里曾是毛主席30年前“携来百侣曾游”的故乡碧水，曾几何时，毛主席今天已是全国人民拥戴的领袖了，又何止百侣！今天重游，意味深长。下了江，主席游姿翩翩，自由自在，好像是办公坐久了伸个懒腰一样，大家都为主席感到舒展。主席精神焕发，一直游到了他当年曾在诗里提到的桔子洲头，主席乘兴上岸，披着浴衣登高瞭望。洲上的人们看到了毛主席，立刻都跑过来把他团团围住，抢着和主席握手，问寒问暖，亲切异常，主席同大家频频招呼，用故乡的语言和乡亲们畅谈着故乡的山山水水和乡亲们的生活情况，情趣盎然，倍加亲切，由生活谈到了大家正在培育的蔬菜，又由蔬菜的品种谈到了一旁生长茂盛的茄子，在核对茄子两字的乡音的笑声里，主席告别了依依不舍的乡亲们。
　　5月31日到了武汉，滚滚长江吸引了主席，他决定上午和夜间工作，下午去长江游泳。这期间，主席听取了省委书记的汇报，还视察了武汉国棉一厂和湖北省工农业展览会。
　　6月1日下午，天气闷热蒸人，主席没有午睡的习惯，便兴致勃勃地到长江去游泳。我们虽然已经作好了主席游江的准备，但还是提心吊胆，随时严防发生意外。到了江边，因为江岸陡峭不便下水，先请主席到了船上。罗瑞卿和王任重同志知道劝阻无效，虽然作好了游江的准备，但还是放心不下，他们准备和主席一起游江，便先到了船上，迎候着主席。主席打趣地问：游长江有危险吗？罗部长挺着魁伟的身体报告主席说：在长江里游泳危险还是有的，但是主席不怕，我们就不怕，我们同主席在一起历经艰险，每次都能化险为夷。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顿时消除了大家的紧张气氛。毛主席说：长江大海能吓得了人吗！说着大家就一起下了长江。
　　毛主席入水先扎个猛子，把全身在水里浸一下，然后就把头露出水面，以侧泳式左右交替着一直游向前方。当时江面上正刮着六级大风，风急浪高，水深流急，波浪滔滔还时有漩涡，毛主席泰然自若，轻浮水面，他轻松自然的潇洒游姿，真比在院子里散步还自由自在，有时击水破浪，勇往直前，有时水面稍稍平稳，主席便缓缓仰泳，面对蓝天，极目远望，悠然自得。毛主席游水如履平地，仰泳时更有独到之处，他可以平仰水面，全身不动，远望天际，信水飘流。记得有一次，毛主席正在中南海游泳池里游泳，秘书送来一封信，主席就在水中接过信来，仰浮水平，把右脚搭在左脚上，全身不动，直到把信看完。
　　这时在长江岸上行路的人们，突然看到有这么多人在长江里游泳，而且当时还刮着六级大风，又是在中流急浪中顺流而下，也不知游向何方，都以惊奇的目光望着这少有的动人景象，得不到答案，有许多人想看个究竟，就跟着沿岸奔跑，有的还边跑边喊，也不知喊些什么，两岸上的人流越聚越多，直到岸边的建筑物阻挡了去路，人们才停下脚步，还踮着脚瞭望，不肯离去。当主席游过了岸边的建筑物，在前面的岸上，又同样逐渐聚集了观望的人群，有的在鼓掌，也有人发出了惊奇的赞叹，到处都是惊奇观望的目光。
　　毛主席游兴起处如蛟龙戏水，顺流而下，以至岸上追随的人们都追赶不及。时已夕阳披霞，但毛主席的游兴正浓，依然击浪前进，直到游近建筑长江大桥的工区，施工阻路，又因两岸陡峭不能上岸，才请主席上船返回住地。
　　毛主席一气游了两个小时零四分钟，游程约20余华里，上了船，气不涌出，面不改色，和大家谈笑自若，一如往时，主席笑着对大家说，胆量小的人，常在风浪里锻炼，胆子也会大起来的。这时我们大家提到喉咙的一颗心才放了下来，都和主席一起说笑。
　　毛主席更衣后坐在了船头的藤圈椅子上，面对着静静耸立的龟、蛇两山和远处点点帆影，脚下咆哮着汹涌奔腾的不尽长江滚滚流，他眺望着远山近水，在凝神遐思……
　　记得毛主席曾在1953年登过蛇山之巅，俯瞰长江妖娆于武汉三镇之势，又有龟、蛇两山隔岸对峙，锁住大江，景势非常。只可惜长江隔断了两岸的人民，相亲相爱而不可及！直到1954年，毛主席乘火车再经武汉时，还是坐了两个多小时的轮渡才过了长江，当时两岸等候过江的人流更是车水马龙，络绎不绝，有些人还纷纷议论：
　　“能隔十里路，不隔一条河，要是能架起一座大桥来，该多么好啊！”
　　“说话容易呢，江面这样宽，水又这样深，再加水流这么急，恐怕鲁班来了也没得好办法的！还记得吧，当年国民党借用修桥的名义，骗了老百姓多少钱哪！”
　　“那就只好等着神仙来架天桥吧。”
　　…………
　　当时这只不过是等着渡江的人们的一些议论，但是在轮渡上的毛主席却听者有心。他一面望着静静的两山和来往的帆影，一面听着人们的议论，顿“起宏图”：一定要给人民建起一座大桥来，使这“天堑变通途”！
　　宏图既定，曾几何时，今天毛主席遨游于长江之中，亲眼看到了长江大桥已经全面施工，竟是“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了，宏图实现了！解放后的武汉三镇，本来已是太平盛世，美景丰年，如今天再加鹊桥仙境，两岸人民喜得团圆，此景此情，使人神往！人民在欢呼，诗人在歌颂，还分什么天上人间，但愿天长久！
　　毛主席今天精神焕发，情趣自得，一扫往日工作繁忙时的沉思模样。回到住地，晚饭时厨师还特意给他烧了一条鲜美的武昌鱼，主席饭吃的香，觉也睡的甜，一觉醒来，兴犹未尽，诗已成篇。
　　毛主席挥笔写了《水调歌头·游泳》一首词，来抒发他遨游长江的舒畅情怀。“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其气魄胸怀跃然纸上，多么形象！当人们担心他游江的安全时，他却感到遨游在狂风怒涛中乘风破浪，“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他又以诗言志，今天，已经实现了“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明天还要“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让这桀骜不训的洪水来为人民服务，当他检查这万里长江将使人民获益万里的流向时，长江流到了三峡，诗人忽然记起了巫山峡上的神女庙里还有个神女，她当年曾帮助大禹治理洪水立过大功，假如她如今还健在的话，来看看这治理洪水的奇迹，将今比昔，也将惊叹人民力量的伟大吧。毛主席这首词以游泳为题，抒发胸怀，志在人民，潇洒豪放，气壮山河，实为古今中外前无古人的不朽诗篇，读其词如见其人。
　　第二天下午，毛主席乘兴又到长江去游泳，这次一气游了两个小时，其意态潇洒，悠然游姿，更胜昨天。
　　第三天下午，毛主席竟连续第三次再去长江畅游，到了江边，见长天晴空万里，微风吹来几朵白云，江面飞翔着点点白鹭，好像都是赶着来观赏毛主席游江的情趣，只有长江仍在奔腾咆哮。
　　沿岸观望的人群，也胜过了前两次，人们在窃窃私语，究竟是何人在这里游江？有的人爬在近江的岸边，探出身子想看个究竟。毛主席侧游的姿势，正好面对着岸上的群众，于是人们的猜疑便逐渐集中到了一个人的身上。
　　这时毛主席已游进了波涛汹涌的中流，击水破浪，游姿翩翩，与晚霞白鹭辉映，更有情趣。置身于这美景如画的祖国的怀抱里，毛主席流连忘返，不计归程，大概还是晚霞提醒了主席，才出水上船，大家载着一船欢笑回到住地。
　　毛主席连续三次万里长江横渡的传闻，一时不翼而飞，轰动了武汉。第四天时刚过午，长江两岸就已聚集了无数观望的人群，有的带了望远镜，有的还拿着照像机，人山人海，自然形成了夹江欢迎毛主席游长江的队列。谁不想亲眼看看自己敬仰的领袖，而且又是在搏击风浪中的英姿风采呢！人民有了狂风骇浪全无惧的领袖更何患人间的凶顽！我们的领袖和人民心连心，我们的人民将无往不胜！
　　毛主席畅游长江的心愿实现了，他把遨游长江锻炼身体、磨练意志，看作是与天斗争的一种乐趣。他破除了惧怕狂风骇浪不敢游江的迷信，鼓舞人们要经风雨，见世面，在大风大浪里锻炼成长，他激励着人们以钢铁般的体魄和坚强的意志，肩负起建设祖国的重任。毛主席实在太忙了，他不得不在6月4日下午6时前回到了北京。

蓝色心湖

毛泽东和彭德怀

何　载

　　　　　　　　也许真理在你那边

　　1965年9月23日，毛泽东约彭德怀谈话，要彭去西南担任建设第三线副总指挥时，彭提出：我在庐山会议时曾做过三条保证，最后一条是今后工作不好做了，要劳动生产，自食其力。毛主席说，也许真理在你那边。
　　这个话我理解有两层意思，一是安慰他，鼓励他前去工作；另一是毛泽东对在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的态度，有某种程度的松动。
　　我认识彭德怀是抗日战争初期，1947年西北解放战争开始时，我在庆阳县游击队，他是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率领大军打到陇东，怕我一个外地人在当地危险性大，叫我随了大部队前进。这样，我就跟随野战军转战了陕甘宁边区将近两年，直到1948年我回到西北局机关。抗美援朝后期，他回到北京。我们又同住在中南海甲区，晚饭后一块散步，陪他下棋，对他的思想和品德体会更多了。他给我谈的最多的是对于毛泽东的敬佩；大量事实说明，毛泽东与彭德怀之间一致大于分歧。
　　——两个伟人都因饱经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苦难，实践使他们形成共识：只有社会主义，只有武装斗争，才能救中国，因而都在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处于低潮时，先后举行了武装起义，都是中国工农红军最早的缔造者。
　　——彭德怀在平江起义后就把井冈山作为战斗的明灯，迅即前去会师。从此，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战斗了31年。在关键时刻和关键问题上，彭德怀总是站在毛的一边，拥护和支持毛的主张。同时，毛每遇到艰险任务时总要彭去承担。彭也未负重托，扭转了局面。
　　——长期艰苦的斗争，使他们不仅在情感上建立了战斗友谊，而且在军事思想上形成共识，都坚决主张发展人民战争，关心人民生活。毛的重要战略原则都得到彭的热忱支持，重要军事学说都凝聚着彭的心血。许多大仗、胜仗是毛主席的英明战略决策，是彭以英勇善战、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获得的。
　　——彭对毛十分敬爱，一贯尊为“兄长”、“老师”和“领袖”。毛对彭异常器重，两次书写“惟我彭大将军”。
　　——残酷的战争环境和极端困难的条件磨练了共同特性，愈到艰难时候愈坚定勇敢，压力越大，反抗越大。都从不在强敌面前低头，不在困难面前动摇。彭是我军打恶仗、险仗、硬仗最多的将帅之一。
　　——都出身农民家庭，十分赞赏艰苦探索、清正廉洁的美德。都在无数艰险中认定实事求是的思想政治路线具有极端重要性，厌恶浮夸、报假和不老实。

　　　　　　　　历史是最好的见证

　　在庐山会议上，林彪利用毛泽东对彭的错误态度，落井下石，把彭定为野心家、阴谋家、招兵买马，组织军事俱乐部，说其一贯不与毛泽东合作，最多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这是颠倒是非，历史是最可靠的见证人。
　　1．彭德怀1928年1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22日在平江起义，12月11日即经过种种艰苦战斗到达宁冈和朱德、毛泽东会见，但上了井冈山不几天，敌人发动三四十倍于我的兵力围攻井冈山时，为了保卫红军主力，毛泽东、朱德率主力向赣南转移，彭德怀只带领七八百人面对2．8万敌人，留守井冈山，保护伤病员和家属，执行这个“明知是一个严重而危险的任务”。终因敌众我寡，叛徒的出卖，被敌人从背后突袭。激战三日后，只剩下300多人，238支枪突围。这在一个入党不到一年，彭德怀到井冈山只有几天，在部下反对接受此项任务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大无畏牺牲精神，是根本办不到的。
　　2．1929年4月1日，彭德怀经过艰险苦战，攻克江西瑞金，二次与毛泽东会合。这时接到中央“二月来信”。中央要毛泽东、朱德离开红军，但彭坚决不同意，即上书中央：“中国需要红军存在，年轻的红军需要毛泽东、朱德来领导”。
　　3．遵义会议后，1月19日毛指挥红军北进，先要彭率三军团担任后卫，保护中央机关撤出遵义，后改为前卫，开辟前进的道路。1月27日毛令彭统率一、三两军团作战，这显示了毛泽东对彭德怀的充分信赖，彭也未负重托，先攻克天险娄山关，27日再克遵义城，使红军摆脱了强敌的前堵后追的困境。
　　4．1935年6月16日，当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两河口会议，彭在会上反对张国焘的南进主张，拥护毛泽东北上抗日的方针。8月底，红军到达巴西地区，张国焘阴谋要挟中央南下，彭先派十一团去秘密保卫毛和中央的安全，后把周恩来、王稼祥接去三军团驻地医病，巧妙地把中央会议移到三军团司令部召开，挫败了张国焘的阴谋。
　　5．1935年9月12日中央红军改编为陕甘支队，彭被任为支队司令员，毛任政治委员。毛彭亲密合作，经过20多天急行军，战胜三马（马鸿逵、马步芳、马步青）的阻击，突破西（安）兰（州）公路的封锁线，翻越了长征途中最后一座高山———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在长征结束时，毛泽东不禁写出充满激情的诗章：“山高路险沟深，骑兵任你纵横，谁敢横枪立马，惟我彭大将军。”这是毛对彭很高的评价，也是发自肺腑的赞许，充分反映了他们间的理解和友谊。由于这一切，才有彭德怀“叫顺了不好改口”而一直把毛泽东称“老毛”的习惯。

　　　　　　　　在毛泽东领导下战果赫赫

　　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到全国解放，在漫长的战争中，无论逆境或顺利时，无论从军事上或从政治上，毛和彭是相互信赖的，竭诚合作的，忠诚支持的。
　　1936年5月28日毛主席和中央决定成立西北野战军，又委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挥戈西进，10月迎接二、四方面军，实现了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会宁的大会合，这是毛主席指挥有方，也是彭德怀战斗有力的表现。
　　1936年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毛主席又委彭德怀任红军前敌总指挥，率军直抵三原，有力地协助周恩来在西安团结东北和西北两军人马，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
　　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9日彭德怀率红军通电请缨杀敌，8月22日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前方分会，以朱德、彭德怀为正副书记，8月25日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为总司令，彭为副司令。
　　1940年国民党在宜昌失败之后，日本狂炸重庆，妥协悲观的情绪弥漫大后方。这时朱德回延安，彭单独指挥作战。8月20日发动了百团大战，大大提高了华北人民群众敌后抗日的信心，给蒋管区人民以很大振奋，给投降派以重大打击，给日本侵略军以严重创伤。
　　1947年3月蒋介石嫡系部队胡宗南部共35个旅（师）进攻陕甘宁边区。毛主席毅然决定要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指挥西北野战军2．4万人奋勇迎战。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先后打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等以少胜多著名的“三战三捷”战役，并由防御转入反攻，解放了整个西北。和平解放了新疆。
　　1950年冬，毛泽东在林彪不愿承担抗敌指挥时，决定派彭德怀任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在三年抗美援朝的战争中，以劣势装备战胜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
　　事实证明，从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战争，彭德怀都是站在艰苦的地方和最艰险的前线，完成了最艰巨的任务。在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上，他是最坚决、最勇敢、最忠诚的。应该说，彭德怀是毛泽东的最得力的助手和亲密战友之一。
　　两个伟大人物都离开我们多年了，但他们和其他革命前辈为我们创立的人民军队，打下的人民江山，我们将永远铭记不忘。有人对他俩作了一联，我认为至少恰当地概括了彭德怀的一生：
　　精诚长夺晚霞丹，成也千古，败也千古，
　　壮烈永昭青史灿，生为人民，死为人民。

蓝色心湖

毛主席最后一次出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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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4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长沙度过他81岁寿辰。这天清晨，工作人员将一束鲜花摆在毛泽东的会客厅内，又用果盘盛上几种湖南风味小吃放在沙发旁的茶几上。不一会儿。从外面散步回来的毛泽东进到客厅，很快就发现了客厅内小小的变化。他朝着工作人员笑了笑，没有说话。

    过去，他一直是反对别人为他祝寿的。也许这次是在他的故乡，所送“礼品”又都是家乡土特产，可谓盛情难却了.中午，厨房特意为毛泽东做了“寿面”，并准备了一瓶红色的芙蓉酒。毛泽东仍然没有表示反对。

    这时的毛泽东，心思已不在自己的“寿辰”上。他在苦苦思索着“反修、防修”的问题。正是这一天，他把王洪文打发去韶山“参观”，却将周恩来请到自己的住所，向几十年风雨同舟的战友一吐衷肠。毛泽东提出：全党都应搞清楚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毛泽东还谈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

    这样，一方面，毛泽东作出具有深远意义的“长沙决策”，制止了江青一伙的“组阁”阴谋；另一方面，他又对具体指向不甚明确的所谓“修正主义”忧心忡忡，放心不下。——这便是晚年毛泽东内心矛盾和痛苦所在

    毛泽东在长沙期间，连续有几位战功卓著的老同志去世，这些消息，对于年迈多病、心事重重的毛泽东来说，无疑只会增加他的烦恼，加重他的负担……

1975年2月初， 毛泽东从来自北京的医疗组的诊断报告中，得知周恩来因劳累过度，病情继续恶化，每日便血不止的消息。内心极度伤感的毛泽东吃力地嘱告身边工作 人员：“去打个电话问问，总理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当毛泽东问候的电话记录送到三零五医院周恩来的病榻前时，深解毛泽东心态和苦楚的周恩来不由得心潮涌起, 感慨万千。他抱病起身，在病房致书毛泽东，详细汇报自己的病情。

周恩来的信，成为毛泽东在长沙收到的最后一份重要文件。

这是毛泽东最后一次告别他的故土。然而，毛泽东自己并没有认为这次来湖南是他生前最后一次返归故土。否则，从常理上讲，他无论如何也要回韶山一趟。过去，毛泽东曾不止一次地表示，他将在故乡韶山“养老送终”。

1976年6月，毛泽东在北京病危时，他尤其怀念家乡，思归故里。7月， 毛泽东的专机曾多次在北京——长沙航线上来往试飞，准备送病重的毛泽东返回韶山( 这时的毛泽东已不能再坐专列长途旅行)。

同年8月， 躺在病榻上的毛泽东又几次提出要回韶山滴水洞休养。为此，中央政治局反复讨论研究后，终于同意了毛泽东的这个最后的请求。

但一生眷恋乡土的毛泽东，最终也没能实现他再返故乡的心愿。

蓝色心湖

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早期交往  

叶永烈
世人常以为毛泽东和蒋介石在1945年重庆谈判时才第一次见面，本文却披露了鲜为人知的历史场面……

一 毛泽东挥泪别妻赴粤
1923年岁末的广州。
一位身材颀长、穿一身灰布长袍、足蹬一双黑布鞋的湖南青年，出现在街头。头发长而密，眉毛却稀疏，一双眼睛大而明亮，下巴左侧长着一颗醒目的痣。他手提行囊，腋下挟着一把油纸伞，那模样颇似在“文革”中印行了9亿张之多的刘春华笔下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
子曰：“三十而立”。毛泽东刚刚过了他30华诞。
    他从长沙来。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22号，住着他的妻子杨开慧、长子岸英以及出生不久的次子岸青。已成为职业革命家的他，风里来，雨里去，走南闯北，这一回难得在家中住了两个月，对任劳任怨、独力挑起家庭重担的爱妻，算是莫大的精神慰藉。
    无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依大陆习惯，称国民党“一大”，而台湾则习惯于称国民党“一全”大会）在广州召开在即，作为湖南代表，他不能不前往那里。
    毛泽东颇重感情，离别妻子之际，挥笔写下一首情深意长的《贺新郎》，托出一颗赤诚之心：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
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
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
此开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
比翼，和云翥。
    毛泽东的才、情，跃然纸上，毛泽东不愧为诗中高手，后来博得诗人美誉并不过分。这首《贺新郎》情意绵绵，已显出他的诗词功底非同凡响。
    毛泽东经衡阳，过韶关，一路风光，一路艰辛，终于到达广州。 根据中共“三大”的决议，毛泽东加入了中国国民党，成了一位“跨党分子”，亦即既是中共党员，又是国民党员。
此番，毛泽东是作为国民党代表，由湘入粤，出席国民党“一大”……

二 孙中山电催蒋介石赴粤
    就在毛泽东前往广州之际，一封又一封电报从广州发往浙江奉化的一个小镇——溪口，催促正在故乡为母亲王采玉做60冥寿的蒋介石，早早动身前来广州。
溪口，山明水秀的所在。
    蒋介石幼时，跟小伙伴们玩打仗游戏，便喜欢自封大将军，登台指挥，颇有点“草头将军”的派头。
    蒋介石得以出人头地，成为真正的“大将军”，在他的人生道路上，有着3次关键性的机遇，而且这3次机遇是连环机遇，即前一次为后一次留下了伏线：
    第1次是1906年，19岁的他正在奉化龙津中学学习，得以东渡日本，学习军事。在日本，他结识了正在警监学校学习的陈其美，并由陈其美介绍，于1908年加人同盟会。他与陈其美、黄郛3人结为异姓兄弟。陈其美归国后，出任沪军都督、上海讨袁军总司令，蒋介石在他手下出任第5团团长。
    第2次是在1922年，借助于陈其美的关系，蒋介石投奔孙中山——1914年，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前身）成立，孙中山任总理，陈其美为总务部长。两年后，陈其美在沪被刺身死，蒋介石投奔孙中山。1918年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虽说蒋介石曾一度因没有实权而向孙中山辞职，回到上海醉心于做证券交易，但1921年底他还是应孙中山之召赴桂林，参与筹备北伐。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突然反叛，率部炮轰广州孙中山总统府，孙中山函电蒋介石：“事紧急，盼速来”。蒋介石赶赴广州，登上孙中山座舰永丰舰，协助孙中山反击陈炯明。蒋介石侍立孙中山左右，与他共患难，同生死，并于8月10日护送孙中山离粤返沪。蒋介石又及时利用这一机遇，写了《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请孙中山作序。于是，蒋介石声誉鹊起，被孙中山任命为大本营参谋长。
    第3次便是此时此刻，孙中山给正在溪口的他发来了电报，命他速赴广州，筹建黄埔军校。这第3次机遇，正是永丰舰上那难忘的日日夜夜，使孙中山产生了对蒋介石的信任感。
    蒋介石怎么会离开风起云涌的广州，跑到风平浪静的家乡溪口小镇呢？
    那是孙中山虽委以大本营参谋长重任，蒋介石仍以为没有实权。他曾一度“久困目疾，不能阅书，不能治事，愤欲自杀。”
    孙中山在广州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与苏联的关系日臻密切。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建议孙中山派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正在香港的蒋介石获知这一信息，对于访苏倒是有着莫大的兴趣。他于1923年7月13日给大元帅府秘书长杨庶堪去函，表示：
    “为今之计，舍允我赴欧外，则弟以为无一事是我中正所能办者。”
    “如不允我赴俄，则弟只有消极独善，以求自全。”
    既然蒋介石如此热望访苏，孙中山也就满足了他的愿望。
    在苏联，蒋介石处处跟共产党人们以“达伐里希”（同志）相称呼。
    12月15日上午9时，蒋介石乘船返抵上海，匆匆会晤国民党在沪的要人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陈果夫、张人杰，却于当天下午3时又上了另一艘驶往宁的轮船。翌日晨，船抵宁波，蒋介石当即雇轿，急急回溪口老家。下午3时半，他一到溪口，又马不停蹄上白岩山了……
    蒋介石如此心急火燎，为的是这一天——12月16日，乃是他母亲王采玉60冥寿。
王采玉是在1921年春病重的。蒋介石亲自侍候母亲，为她煎药、喂药、以报答寄寡母抚养之恩。那时，孙中山要率师出征广西，发急电要他赶赴广州，蒋介石得不于5月10日离家赴穗，5月20日抵达广州，只逗留了5天，挂念母病，又返溪口。这时，王采玉已病危，于6月14日清晨7时去世，终年57岁。
蒋介石葬母于白岩山鱼鳞岙。他颇信风水。据云那墓地是风水先生反复踏勘择定的：山形如同一尊弥勒佛，而墓地选在肚脐眼上！
蒋介石请孙中山书“蒋母之墓”4字，请胡汉民作墓志，请汪精卫作铭，隆重安葬母亲。
12月30日，孙中山发来电报：“回粤报告携代表团赴俄考察的一切，并详筹中俄合作办法。”
蒋介石见了电报，仍在慈庵居住，为母焚香、植树。
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张人杰又接二连三给蒋介石发来电报，催促他速速启程。蒋介石依然笃悠悠带着次子蒋纬国在鱼鳞岙散步。 蒋介石如此怠慢孙中山，内中的原因在于中国国民党第1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在
广州召开。按照规定，每省的代表名额6人，其中3人由总理孙中山指定，另3人由该省党员选举。浙江出席的代表6人，由孙中山指定的是沈定一、戴传贤（戴季陶）和杭辛斋，党员们另选3人为戴任、胡公冕和宣中华，
居然没有蒋中正！倘若说是因为蒋介石到苏联去了，被“疏忽”了，但作为访苏团员的沈定一却被孙中山指定为代表！何况，沈定一还是中共党员呢！毛泽东是作为湖南代表前往广州的。毛泽东不是孙中山指定的，但是由湖南的国民党员们推选的。
蒋介石本想在家乡过了春节再去广州——甲子年正月初一，为1924年2月5日，但电报频频催来，碍于孙中山的面子，蒋介石不能不从溪口动身了……
此时都已显露锋芒、又都尚未位居显要，中国政坛的两颗未来的巨星—一毛泽东和蒋介石，终于头一回汇合了！

三 毛泽东春风得意 进入国民党高层
广州，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洋溢着节日的气氛。校园里那座跟高高的塔楼连在一起的大礼堂，被选作中国国民党第1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这所学校后来与广东农业专门学校、广东政法专门学校合并，以孙中山的名字命名，1926年起称中山大学。
就在蒋介石到达广州后的第4天—一1924年1月20日，国中党“一全”大会在这里隆重开幕。
孙中山选择1月20日这天开幕，因为“二十”即“双十”——武昌起义在1911年10月10日，亦是“双十”。正因为这样，那天上午9时，当孙中山穿着有7颗钮扣、4个口袋的“中山装”登上主席台，发表演说，便如此说道：
“革命党推翻满清，第一次成功是在武昌。那天的日期是双十，今天是民国13年1月双十日，所以这个会期同武昌起义的日期，都是民国很大的纪念。……”
开幕式那天，165位代表和6位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出席大会。代表们对号入座，第39号席上，坐着湖南代表毛泽东，他显得兴高采烈。
蒋介石也坐在会场里。他不是代表，只是列席会议。他显得沮丧。
这是毛泽东和蒋介石人生轨道头一回交叉，同聚于一个屋顶之下。虽说在此之前，他们都已知道对方，却未曾谋面。不过，这一回，毛泽东和蒋介石只是彼此见到对方而已，并无交往。国共两党的大旗，由孙中山、李大钊高擎着。
孙中山在开幕式上，刚刚发表了长篇演讲，就按议事日程，讨论组织主席团。
140号廖仲恺站了起来：“提议主席团人数5人，由总理指派。”
这一建议得到众多代表的附议，孙中山便宣布：“现由本席指定胡君汉民、汪君精卫、林君森、谢君持、李君守常为主席团主席。”
大会以绝对多数票通过。于是，中共领袖“李君守常”——李大钊，坐上了大会主席台。
翌日上午的大会，提到了“毛君泽东”的大名。那天会议是由国民党元老林森主持的。林森以浓重的福建口音宣布国民党章程审查委员会19位委员名单，内中提及“毛君泽东”。大会通过之后，毛泽东便成了章程审查委员会委员。
“毛君泽东”是一位活跃的人物。早在大会开幕的那天下午，“39号毛泽东"便就大会第7项议程“组织国民党政府之必要”作了发言。当时的会议记录上，记录了他的话：
“此案为‘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并未说明怎样组织政府暨何时组织政府，请主席以此标题付表决。”
此后，这位“39号毛泽东”又多次在大会上发言，显示了他的外向型性格。
蒋介石则只是坐在一侧，静静地听着。他似乎并未意识到，这个一口湖南话的青年，后来竞成了他一生的政治对手。
大会的高潮是在1月30日上午，选举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共40人，其中有10名是中共党员，毛泽东名列于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之中。而蒋介石三字不见踪影。
10名中共党员成了国民党中央执委及候补中央执委，既表明了国民党“一全“大会确是国共合作的大会，亦表明了中共的政治活力。
国民党较之中共，历史久而人数多，在召开“一全”大会时，国民党员已达8218人，但是，国民党大而松懈，连孙中山也不得不说：“本党虽有主义，亦曾为革命而奋斗，但民国以来，内有军阀，外有列强，交相侵凌，岁无宁日，其故实由于本党组织之缺乏，训练之不周………党的内部，渐形涣散。”
中共成立不过两年多，党员不过500人，却显得小而精悍，组织纪律远胜于国民党。即便是出席国民党“一全”大会，亦规定“出席此大会的同志们在每次会议之前，须秘密集会”，以便“主张一致”。
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地位，远远不如“跨党分子”毛泽东。那时的毛泽东，既是中共中央执行委员，又是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够“红火”的。
1963年，蒋介石回首那段在党内没有地位的不愉快的日子时，曾这么说及：“我是21岁入党的，直到27岁，总理才对我单独召见，虽然以后总理既不断的对我加以训诲，亦叫我担任若干重要的工作，但我并不曾向总理要求过任何职位，而总理亦不曾特别派我入任何公开而高超的职位；一直到40岁的时候，我才被推选为中央委员。”
1924年1月30日下午3时50分，广东高等范学校礼堂里传出洪亮的三呼“中国国民党万岁”口号声，宣告了这次历史性的大会结束。
翌日，毛泽东出席了中国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即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各地执行部，毛泽东被派往上海执行部工作。
蒋介石呢，他也被安排新的任命。孙中山急急催他来粤，不是要他出席国民党“一全”大会，而是另有任职：1924年1月24日，孙中山宣布成立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以蒋介石为委员长，委员7人，即王柏龄、邓演达、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张家瑞、宋荣昌。28日，孙中山指示，以位于广州东郊、珠江黄埔长洲岛上的广东陆军学校和广东海军学校原址，作为新办的陆军军官学校校址——由于位于黄埔，从此亦称黄埔军校。
原来，孙中山从多年的失败之中，痛感国民党必须有一支自己的有力的军队，决定兴办陆军军官学校，在孙中山眼中，蒋介石原本在日本学军事，是一位将才，因此只在军事上倚重蒋介石，并未把他作为一位政治活动家——正因为这样，在遴选“一，全”大会代表时“忽略”了蒋介石，孙中山希望蒋介石专心办军校。
蒋介石不屑于区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长—职（此时他尚未意识到这一职务
对于掌握军权的重要），掼纱帽了。2月21日，蒋介石向孙中山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
员会递交了辞呈。未等批准，他就打道回乡，到老家溪口去了。
也就是这时候，毛泽东也离开了广州去上海。毛泽东住在上海香山路三曾里的
中共中央机关里，一面做中共中央局的秘书工作，一面又做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工
作。
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颗中国政坛新星在广州短暂地同处了一个多月，一个挂着
笑脸，一个哭丧着脸，离开了那里……

四 转眼间毛泽东跌入逆境
毛泽东和蒋介石一别一年半。
当毛泽东和蒋介石重逢之际，蒋介石今非昔比，已是手握重兵的国民党新贵
了。
毛泽东呢？他显得疲惫、苍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赵恒惕派军队追捕我，
于是我逃到广州。”
赵恒惕，当时的湖南省省长兼湘军总司令，湖南的霸王。
毛泽东跟蒋介石的境遇，恰恰倒了一个个儿。风云变幻无常。人世沉浮无定。
原本在“国”“共”两边都颇为得意的毛泽东，在这一年半中，落得了那般的不得
意……
在上海，毛泽东常常进出于法租界环龙路（今南昌路）44号，那里是中国国民
党上海执行部的所在。他出任秘书处文书科主任兼组织部秘书。作为秘书，每逢召
集执行委员会议，总是由毛泽东担任记录。
在中共方面，毛泽东也是秘书。
这秘书不好当。不论在国民党里，还是在共产党内，毛泽东这秘书都遭到了麻
烦。
国民党里，毛泽东的资历甚浅，在那些元老们眼里，毛泽东不过是“毛头小
伙”而已！在上海执行部，毛泽东遭到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叶楚怆的排挤。
叶楚怆常被人们误以为姓叶，其实他姓单名叶，字行，别字小凤，江苏吴县人
氏，早年就读于上海徐家汇南洋公学。虽说叶楚怆只比毛泽东年长5岁（与蒋介石同
庚），但他早在1908年便加入了同盟会。1912年在沪创办《太平洋日报》。1916
年，出任广有影响的《民国日报》总编辑（与邵力子合办）。国民党“一全”大会
之后，他作为中央执委，担任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常务委员。他处处为难秘书毛泽
东，不仅仅因为这位“毛头小伙”资历浅，更重要的因为毛泽东乃中共党员、“跨
党分子”。叶楚怆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持反对态度。自然，毛泽东在叶楚怆手
下，那小、媳妇般的日子可想而知。1924年11月17日，孙中山北上，路过上海时，
毛泽东向他呈交了一封联名信（与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一起工作的恽代英、罗章龙
等共同署名）：
“上海执行部自8月起经费即未能照发，近来内部更无负责之人，一切事务几乎
停滞，职员等薪金积压4个月之久，拮据困苦不言可知。务乞总理迅派负责专员进行
部务，并设法筹款，清理欠薪，实为公便。”
写此信时，毛泽东正挈妇将雏，在上海过着艰难的日子——妻子杨开慧在这年6
月，携岸英、岸青两子来沪，与他同住。
在共产党方面，毛泽东作为中央秘书，起初还不错，许多署名“钟英”（“中
央”的谐音，当时中共中央的代号）的文件，由毛泽东起草，或者由陈独秀、毛泽
东共同签署。
不过，渐渐地，总书记陈独秀和中央秘书毛泽东之间产生分歧，毛泽东在共产
党内的日子也变得不好过。因为他毕竟是秘书，而陈独秀的“家长”作风又颇盛，
容不得不同的意见。
屋漏偏遇连绵雨。心境不佳的毛泽东，得了失眠症，一夜里睡不着，白天工作
没精神，人显得异常疲困乏力。据云，毛泽东后来变得昼夜颠倒，昼眠夜作，其源
始于此病。
蒋介石对于故乡热土，有着深深的眷恋之情。待别是在他失意之际，总是退隐
于故乡，在那里使受伤的心灵得到慰藉。毛泽东也一样，有着浓浓的乡思、乡情。
在他失意之时，他携妻带子，以“养病”为理由，回故乡去了。他的中共中央秘书
一职，由罗章龙代理。
毛泽东是在1924年12月底离沪的。就在他离开后10多天——1925年1月11日，
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毛泽东避开了大会，也正是他心境郁然的写照。中共
“四大”在上海开了10几天，由陈独秀主持，出席者20人。会议选出了新的中央执
行委员9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5人，毛泽东名落孙山之外，连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也
未当上，须知，在中共“三大”，毛泽东不仅是中央执行委员，而且排名仅次于陈
独秀！毛泽东避开了中共“四大”，正是他已预感到他的意见与“家长”陈独秀相
左，必定会在“四大”落选。中共“四大”，选举陈独秀为中共中央总书记，还兼
任中央组织部主任，这位“家长”手中的权更大了……

五 蒋介石出任黄埔军校校长
蒋介石倦恹恹地从广州回到老家溪口不多日，1924年2月29日便接到孙中山发
来的电报：
“沪执行部转介石兄：军官学校，以兄担任，故遂开办，现在筹备既着手进
行，经费亦有着落。军官及学生远方来者逾数百人，多为慕兄主持校务，不应使热
诚倾向者失望而去。兄全在职，辞呈未准，何得指然而行。希即返，勿延误”
孙中山的电报，使蒋介石在失落之中得到鼓舞，内中“多为慕兄主持校务”一
句表明，他在孙中山心目中颇为看重。于是，他在3月2日复孙中山，陈明自己“拂
然而行”的缘由：
“受人妨忌排挤，积成嫌隙，由来者渐，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蒋介石的话表明，他在国民党内也非“春风得意”，而是“受人妒忌排挤”，
所以连国民党“—全”代表都未曾选上。再说，在他当时看来，主持黄埔军校校
务，并非要职，更何况传说以“程潜为校长，蒋介石、李济深为副校长”。蒋介石
要屈居程潜之下，作为名副校长，这更使他“拂然而行”。
继孙中山的电报之后，廖仲恺又发了3通电报给蒋介石，催他南下。
蒋介石又磨磨蹭蹭了一阵，在4月14日才打点行装启程。21日到达广州拜见孙
中山。
4月26日，蒋介石终于到任，在黄埔军校作训词《牺牲为革命党唯，要旨》。翌
日，又作训词《怎样才是真正的革命党员》。
5月2日，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这一天
对于蒋介石来说是历史性的日子，是他手握军权的开始——虽说当时的他并未完全
意识到这一任命是他一生政治生涯的里程碑。从此，人称“蒋校长”，这是他第一
个带官衔的称谓。即便他后来成为总裁、总统，他的老部下依然称他“蒋校长”
——表明当年曾是他的学生，显得更为亲昵。
身为一校之长，时时处处为学生表率。蒋介石每日清早一听到起床号就翻身下
床，军服毕挺，风纪扣严严实实，三天两头向学生发表训话，入夜则悄然巡视于各
宿舍、教室……蒋介石养成了军人生活习惯。

六 蒋掌枪杆子、毛握笔杆子共事于广州
1925年10月初，毛泽东已是三下广州了：头一回是去开中共“三大”，第二回
是出席国民党“一全”大会，这一回则是急急匆匆逃亡广州。
广州街头的孙中山像，披上了黑纱。画像两侧，则挂着对联：“革命尚未成
功：同志仍须努力。”
像一口洪钟坠地，1925年3月12日9时25分，身患肝癌的孙中山病逝于北京，发
出震惊华夏的巨响。临终前夕，自知不起，孙中山在病榻上口授遗嘱，由汪精卫笔
录，孙中山签名——这便是著名的《总理遗嘱》。
孙中山逝世之后，汪精卫俨然成了孙中山的继承人，1925年7月，汪精卫出任
国民政府主席兼军委主席。此外，胡汉民任外交部长，廖仲恺任财政部长，许崇智
任军事部长。这样，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成为国民党的“四巨头”。
此时，蒋介石尚未显山露水，只是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兼黄埔军校校长以及广州市
卫戌司令。
一个月后，声枪响，打破了刚刚形成的国民党“四巨头”格局。
那是1925年8月20日上午9时50分，一辆小轿车驶抵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一位
中等身材、微微驼背的瘦削男子，年近花甲，在一位年岁相仿的妇女陪同下刚刚下
车，枪声骤响，那男子饮弹而倒，鲜血喷涌，急送医院，才一个多小时，他永远闭
上了眼睛。
此人便是“四巨头”之一的廖仲恺。那妇女是他的夫人何香凝。廖仲恺乃孙中
山的倚柱，国民党内左派领袖。用当时中共广州临时委员会委员罗亦农的话来说：
“廖仲恺是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健将，中山先生死后，中国国民党中真能继续中
山先生的遗志，实际上领导革命群众实行革命的首领。”
刺客的子弹，使“四巨头”变成了“三巨头”。
一名受伤的刺客，当场被捕，据传与胡汉民有瓜葛。
当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及军事委员会举行党、政、军
紧急联席会议，决定成立“处理廖案特别委员会”，以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三
人为委员，付以政治、军事、警察全权。胡汉民受廖案牵连，被排斥在外。于是，
形成了汪、许、蒋“三巨头”局面，蒋介石头一回进入国民党领导核心之中。
经审查，刺廖乃由朱卓人、胡毅生、魏邦平、林直勉等主谋，内中有的是胡汉
民旧部下，也有的僚属许崇智。
于是，8月25日，蒋介石下令，拘捕胡汉民。
于是，9月19日深夜，蒋介石派兵包围许崇智司令部，迫使许崇智去沪“养
病”。许崇智身为军事部长兼粤军总司令，广东省政府主席，原本手下兵强马壮，
称雄广东。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那一声抢响，死了廖仲恺，抓了胡汉民，走了许崇
智，一下子使原先的“四巨头”少了3个。“渔翁”蒋介石崛起，取而代之，把许崇
智的部队归于自己手下，成为国民党内手握重兵的最有实力的人物——蒋介石在这
次政治大格斗中，头一回显示了他具备商人的精明和军人的铁腕。
正是在此时此际，毛泽东来到广州。两手空空，没有一兵一卒，毛泽东手中只
有一支笔。跟蒋介石相比，毛泽东一介书生，无权无势。
虽说毛泽东失去了他在中共中央的职务，不过，他毕竟还是国民党的候补中央
执行委员。于是，他来到那刚刚响过枪声的地方——国民党中央党部，在那里住了
下来。
毛泽东擅长写作，自然最宜于做宣传工作。倒也凑巧，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
一职正空缺，便安排毛泽东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可算是最恰当不过的
了。
毛泽东是一位著作高手。他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手中的笔杆子变得
异常忙碌。虽说此前他曾发表过100来篇文章，但是他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作为《毛泽东选集》首篇，表明他自以为这是他的思想日渐成熟的开端。
毛泽东为1925年10月中、下旬召开的中国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起草
了宣言。
11月下旬，又为中国国民党中央起草了《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
12月初，毛泽东主编国民党中央的《政治周报》。发刊词出自他笔下，《共产
章程与实非共产》等杂文亦出自他的手笔。
在毛泽东到达广州不久，他的妻子杨开慧携岸英、岸青两子也来广州，同住于
东山庙前西街38号。
就在毛泽东忙于起草宣言、主编刊物之时，蒋介石正忙于东征——征讨广东军
阀陈炯明。蒋介石被任命为东征军总指挥，而总政治部主任则是27岁的中共党员周
恩来。
那时，周恩来刚刚回国——离别祖国4年，1924年9月初自法国来到广州，他先
是出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旋即脱下西装，穿上军装，被派往黄埔军校担任政
治部主任。从此，周恩来跟校长蒋介石共事。蒋介石颇为欣赏周恩来的才干，只是
暗地里叹息：“可惜，这个浓眉大眼的周恩来是共产党！”
蒋介石率3万之众东征，依然国共合作，请周恩来出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
1925年10月1日，东征军出师。10月14日，首战大捷，一举攻克陈炯明老巢惠
州城。紧接着，蒋介石挥师乘胜追击，到11月底，荡平了陈炯明部队。班师归羊
城，蒋介石名声大振！
在蒋介石顺风顺水的时候，中国国民党“二全”大会紧锣密鼓，准备召开：一
是根据《党章》规定，一年一度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二是西山会议派们那么一闹，
另立中央，广州不能不开“二全”大会，对他们进行“弹劾”。
毛泽东积极参与国民党“二全”大会的筹备工作，成为“代表资格审查委员
会”的五委员之一。毛泽东还执笔起草了《中国国民党对全国及海外全体党员解释
革命策略之通告》。
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口，高高扎起了绿色松柏门楼，门楼两侧写着对联：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中央党部大礼堂内，高悬孙中山遗像，旁置
“奋斗”两个大字。1926年1月4日上午8时半，礼炮轰鸣，两架飞机在空中翱翔，抛
撒着纪念品。9时，中国国民党“二全”大会在中央党部大礼堂开幕。大会主席为汪
精卫，大会秘书长则为共产党人吴玉章。毛泽东坐在代表席上，他的坐位为15号。
到会代表的156人，中共党员约占有100来人。
蒋介石今非昔比。在国民党“一全”大会时，他连代表都未曾当上。这一回，
他不仅是代表，而且在1月6日下午，向大会作军事状况报告。蒋介石成了“东征英
雄”，他慷慨激昂地宣称：“去年可以统一广东，今年即不难统一中国！”
蒋介石报告毕，全场报以雷鸣般的掌声。此时，代表李子锋站了起来，提出一
动议：“请全体代表起立，向蒋同志致敬，勉其始终为党为国奋斗。”
在国民党的历史上，在全国代表大会为一位并非领袖的人物起立致敬，尚是首
次。国民党左派人士詹大悲（在“二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看不下
去，给大会主席团写了一信，要求从大会记录上删去李子锋的动议。不过，当年蒋
介石呼声甚高，成了国民党的一颗政治新星，倒是由此可见一斑。
两天之后——1月8日下午，毛泽东步上主席台，作《宣传部两年经过状况》报
告。
在1月18日下午，毛泽东和蒋介石相继上台讲话。当时的会议记录上，这么记载
着：
一、甘乃光同志报告商民运动决议案。
二、毛泽东同志报告宣传部审查委员会决议案。
主席（引者注：即汪精卫）：赞成者举手。（大多数，通过。）
三、蒋中正同志提出改良士兵经济生活案。
主席：以赞成照原案交国民政府办理者举行，付表决。（通过）
这是毛泽东和蒋介石头一回同台报告，这也是毛泽东、蒋介石、汪精卫头一回
同台亮相——12年后，3人分别成了共产党、国民党、日伪政府3方首脑，形成鼎足3
分中国之势。
国民党“二全”大会选举中央执行委员，252张选票中，有3张废票，即有效票
为249张。内中汪精卫、谭延锴、胡汉民、蒋中正均得248票的最高票。
毛泽东则以173票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七 爆发“中山舰事件”
毛泽东毕竟是农民的儿子，他熟悉农民，热心干农民运动。他在担任国民党的
代理宣传部长之后，又兼任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
1926年3月17日的广州《民国日报》报道，昨日决定开办第6届农民运动讲习
所，选定广州番禹学宫作为讲习所所址，毛泽东为所长。
正当毛泽东忙于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时候，蒋介石却在3月17日的日记中，写
下愤懑不已的话：
“所受痛苦，至不能说，不忍说，是非梦想所能及者。政治生活至此，何异以
佛入地狱耶！”
也就在3月17日这天，周恩来从汕头回到广州。机敏的周恩来，马上发觉蒋介石
神色不对，而且跟国民党右派人物接触频繁。因为他与蒋介石共事已久，颇知底
细。
周恩来当即把蒋介石动向异常的消息，告诉张太雷。那时，张太雷担任中共广
东区委宣传部长，并担任苏联顾问翻译。周恩来要张太雷马上把这一情况转告苏联
首席军事顾问季山嘉。季山嘉听罢，并没有当成一回事。
历史证明：周恩来的观察力是那般的敏锐，判断是那样的准确，而他发出的
“预警讯号又是那么的重要！
翌日——3月18日傍晚，广州文德楼，正在寓所的李之龙，忽地接到一封由专人
送来的重要公函。
29岁的李之龙，湖北沔阳人，15岁9时便加入了国民党。19岁入烟台海军军官
学校。1921年，24岁的他，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春，他奉命到广州担任苏
联顾问鲍罗廷的翻译兼秘书。不久，他进入黄埔军校，成为一期学生。后来，他调
到黄埔军校政治部，受周恩来直接领导。1925年10月，他担任海军局政治部少将主
任——他原本在海军军官学校学习过。1926年2月，海军局局长、苏联人斯米洛夫回
国，由他提任海军局代理局长、参谋长兼中山舰舰长，授中将衔。
此刻，李之龙接到要函，全文如下：
敬启者，顷接教育长电话，转奉校长命令，着即通知海军局迅速派得
力兵舰2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等因，奉此，相应通知贵局，速派兵舰2
艘开赴黄埔为褥。此致海军局大鉴。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驻省办事处启
三月十八日
函中提及的“校长”，便是蒋介石。“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亦即黄埔军校，
不久前改用此名。“教育长”则指邓演达。来人乃海军局作战科科长邹毅所派。
接公函，李之龙照办，当即写了两份命令，一份给中山舰代理舰长章臣桐，一
份给宝璧舰舰长。
中山舰，原名永丰舰。当年陈炯明叛变时，孙中山便避难于此舰。孙中山去世
之后，为了纪念他，此舰改名中山舰。
中山、宝璧两舰接李之龙命令，便启锚驶向黄埔。
19日清晨6时，宝璧舰在一片朦胧中抵达黄埔。1小时后中山舰亦驶抵黄埔。
既然两舰是“接教育长电话”、“转奉校长命令”而驶往黄埔的，抵达黄埔后
立即向校长蒋介石报告。蒋介石不在黄埔。于是，两舰向教育长邓演达报告，而邓
演达竟不知有调两舰来黄埔之事！
此事如此蹊跷，后来经调查，才知是误传命令：
原来，有一艘上海商船在黄埔上游遭劫，请求救援。于是，3月18日下午4时，
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主任孔庆睿便命令管理科科长赵锦雯派舰一艘，前往援救。赵
锦雯又把任务交给科员黎时雍去执行。黎一经了解，黄埔附近无舰可派，便打电话
到广州，请该校驻省办事处办理。电话是办事处股员王学臣接的。王学臣又打电
话，请示办事处主任欧阳钟。不巧，电话语音不清，欧阳钟没有听明白是何人指
示，也就猜想一定是教育长的指示。派舰1艘，也被误听为派舰2艘。欧阳钟知道，
此事只有请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下命令，才能调动兵舰，而单凭教育长邓演达的
电话指示还不够，于是他又加上了“转奉校长命令”。公函送至海军局，李之龙不
在局里，作战科科长邹毅接此公函，派人送到李之龙家中。李之龙见是“奉校长命
令”，不敢怠慢，当即照办了……
邓演达疑惑不解，嘱令两舰原地待命。
正在此时，李之龙又通知，说是联共（布）中央使团要求参观中山舰。
这个中央使团团长，是资深的联共（布）中央委员布勃诺夫。此人乃十月革命
时攻占冬宫的5人领导核心小组成员。后来，他担任苏联红军政治部主任。他率由全
苏工会主席列普谢、远东区委书记库比亚克等10余人组成的联共（布）中央使团于
1926年2月初来华，先抵北京，再去上海，3月13日来到广州。他们得知中山舰是国
民党海军主力舰，又有着保护孙中山的光荣历史，便希望上舰参观——这需要把中
山舰从黄埔调回广州市区。
李之龙打电话请求蒋介石，蒋介石才知两舰昨夜去了黄埔。蒋介石一面同意调
回中山舰一面深为惊疑。
中山舰于19日下午6时30分，返回广州。
19日这一天，蒋介石在惶惶不安、疑虑重重中度过。他本来就对李之龙代理的
海军局局长存有戒心，因为他知道李之龙是中共党员，与周恩来过从甚密。他接李
之龙电话之后的第一个反应便是：中共私调两舰前往黄埔，会不会欲谋害他于黄
埔？
据蒋介石自述，他在接李之龙电话之前，曾3次接到汪精卫的电话，均问及他今
日去不去黄埔？ 蒋介石又把苏联首席军事顾问季山嘉跟他的种种矛盾联系在一起，怀疑中共、
苏联顾问团联合汪精卫共同陷害他。
他在3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
“上午准备回汕头休养，而乃对方设陷害，必欲使我无地容身，思之怒发冲
冠。下午5时，行至半途，自忖为何必欲微行，予人以口实，气骨安在？故决回东
山，牺牲个人一切以救党国也。否则国魂销尽矣。终夜议事。4时诣经理处，下令镇
压中山舰阴谋，以其欲摆布陷我也。”
这里提及的“回汕头休养”，是指到汕头东征军总指挥部躲避。
也就是说，接到李之龙电话之后，他“怒发冲冠”，先是准备到汕头避一下风
头。“行至半途”，下定决心，重返广州东山，终于在凌晨“下令镇压中山舰阴
谋”。
也就在3月19日，周恩来又一次通过张太雷，向联共（布）中央使团团长布勃诺
夫报告：
“看来，右派现在准备采取行动了，……现在的形势与谋杀廖仲恺前夕的形势
相仿，到处是谣言和传单。”
新来乍到的布勃诺夫，同样未曾重视周恩来发出的讯号……
毛泽东也“预感到要出事了”。当中山舰、宝璧舰驶向黄埔时，毛泽东问过李
之龙，李之龙答复他：“这是校长的命令。”
19日夜，第一军各部奉命“枕戈待旦”，毛泽东又要陈延年注意这一异常动
向。陈延年乃中共总书记陈独秀之子，当时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刚从上海
回到广州。他答复毛泽东道：“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只能提高警惕，静观其
变。”
广州，风声甚紧。毛泽东对秘书沈雁冰说道：“莫非再来个廖仲恺事件？”

八 毛泽东头一回痛斥蒋介石
在汉字中，“旦”字的造形构思颇佳：一轮红日冲出地平线，那正是“旦”。
1926年3月20日的广州，当太阳尚未出现在东方，那些“枕戈待旦”的军队已
经奉蒋介石之命，全副武装，开始行动了。 蒋介石“终夜议事”，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与他同在广州东山、相隔不远的
毛泽东，在楼下跟沈雁冰不时打听着街上的动静，而毛泽东之妻杨开慧则在楼上陪
着孩子睡熟了。
夜色如黛，一队队兵士奉“校长”之命，影影绰绰穿过街道，分头执行任务。
广德楼李寓被兵士包围，新婚不久的李之龙被从床上拖起，当场被逮捕。
海军局被占领。省港罢工委员会遭围，工人纠察队被解除武装。
苏联顾问团住宅受到监禁。周恩来被软禁。
汪精卫住宅被军队以“保护”名义包围。广州全市实行戒严。
接到蒋介石密令，何应钦把驻守潮汕的第一军中中共党员全部扣押…… 这是震惊广州、震惊中外的一天，史称“3·20事件”，或称“中山舰事件”、
“广州事变”。
导致这一事件，是由于黄埔军校交通股长兼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钟在电话不明
的情况下，擅自作主，声称是“奉校长命令”。欧阳钟之叔欧阳格，当时任海军军
官学校副校长，与蒋介石关系密切。事件发生时，前任中山舰缴械和抓捕李之龙
的，便是欧阳格。李之龙则只是依照命令办理而已。蒋介石本来就对中共、苏联顾
问团及汪精卫积怨甚深，借口中山舰驶往黄埔，声称“中共密谋发动武装政变”，
就把事态扩大了。
事态发生之际，毛泽东至为关注——虽说他当时在中共并非主要领导人员。他
马上要去找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一位工友告诉毛泽东，他在文远楼附近见到
陈延年的秘书。据秘书说，陈延年到苏联顾问团宿舍去了。于是，毛泽东要去苏联
顾问团那里。
“路上已戒严，怕不安全，我陪你去。”作为秘书，沈雁冰关切地对毛泽东
说。
他俩同行，离开了东山庙前西街38号小楼。
在苏联顾问团住处附近，毛泽东和沈雁冰见到许多士兵。有两个士兵拦住了他
们的去路。
我是中央委员，宣传部长。”毛泽东抬出了他在国民党中的“官衔”。然后，
他指了指那位瘦削、穿长袍的大作家道，“他是我的秘书。”
士兵一听来者是“大官”，也就放行了。
他们进了大门，毛泽东把沈雁冰留在传达室，自己走进里边的会议室。
沈雁冰如此回忆毛泽东当时的激愤情景：
我在传达室先听到讲话的声音，像是毛泽东的。后来是多人讲话的声音，最后
是高声争吵，其中有毛泽东的声音。又过一会儿，毛泽东出来了，满脸怒容。我们
回到家中坐定，毛泽东脸色平静了。我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毛泽东回答：据陈
延年说，蒋介石不仅逮捕了李之龙，还把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统统逮捕，关在一间
屋子里，扬言第一军中不要共产党员。据苏联军事顾问团代理团长季山嘉说：蒋介
石还要赶走苏联军事顾问团。我有点惊异，问：那怎么办？毛泽东回答：这几天我
都在思考。我们对蒋介石要强硬。蒋介石本来是陈其美的部下，虽然在日本学过一
点军事，却在上海进交易所当经纪人搞投机，当时戴季陶和蒋介石是一伙，穿的是
连裆裤子。蒋介石此番也是投机。我们示弱，他就得步进步；我们强硬，他就缩回
去。我对陈延年和季山嘉说，我们应当动员所有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
秘密到肇庆集中，驻防肇庆的是叶挺的独立团……中央执、监委员到了肇庆以后，
就开会通电讨蒋，指责他违犯党纪国法，必须严办，削其兵权，开除党籍。广西的
军事首领李宗仁本来和蒋有矛盾，加上李济深，这两股力量很大，可能为我所用。
摆好这阵势对付蒋，蒋便无能为力……
这是毛泽东平生头一回跟蒋介石对抗、交手。不过，他只能向陈延年、季山嘉
陈述自己的见解，提出自己的建议，却不能要求中共照自己的意见去办。他毕竟尚
不是中共的决策人。起初，陈延年表示赞同毛泽东，但季山嘉表示反对。“季山嘉
这样一反对，陈延年也就犹豫起来”。虽说毛泽东再三跟他们辩论，声调越来越
高，嗓门越来越大，也无济于事。“3·20事件”实际上是蒋介石发动的一次政变。
他动用手中的枪杆子，一箭三雕，获得大胜：第一，拘捕了李之龙，打击了中共；
第二，汪精卫自称“受惊”，“心脏不宁，眼眩头晕，不能视事”，提出“暂时休
假”，3月25日他突然“失踪”，蒋介石掌握了党、政、军大权；第三，威逼苏联首
席军事顾问季山嘉离粤回国，苏方表示同意。
蒋介石初试锋芒，一举成功。不过，他毕竟羽毛未丰，况且中共势力颇强，加
上国民党内反蒋势力也不小，，他不得不作些收敛。他声称：“3月18日中山舰案，
是与中国共产党本部没有关系的。我绝不承认3月18日那的事件，共产党有什么阴谋
在内。”
蒋介石又声言，“对人不对俄”。他要求撤换季山嘉，但要求原苏联顾问加伦
返任。这么一来，蒋介石保住了“联共”、“联俄”的左派形像，却又在实际上取
得了大胜利。
蒋介石受到了中共总书记陈独秀的赞扬。1926年4月3日，陈独秀在中共机关刊
物《向导》上著文，称“蒋介石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一个柱石”。使蒋介石颇
为得意……

九 蒋介石果真“得步进步”
倒是给毛泽东说中了，对于蒋介石，“我们示弱，他就得步进步，我们强硬，
他就缩回去。”
在“3·20事件”之后，中共总书记陈独秀“示弱”，蒋介石也就“得步进步”
了。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位瘦骨嶙峋、双腿瘫痪、年已半百的人物自上海赶来广
州，蒋介石待如上宾，安排他住在广州东山蒋寓对门，以便朝夕过从。此人为蒋介
石在“3·20事件”后站稳脚跟、“得步进步”’起了幕后谋士以至“导师”的重要
作用。此人姓张，名人杰，字静江，通常人称张静江。
张静江有过传奇式经历：他在20岁时，便患骨痛症，致使双腿行走不便。不
过，他却有一颗精明的商业头脑。他居然在巴黎开办通运公司，赚了大钱。1905年
冬，他回国后重返巴黎时，正好与孙中山同船，他仰慕孙中山，前去拜望，并表示
可以资助孙中山革命活动。他告诉孙中山联络暗号，并说以ABCDE为序，倘电报中写
A，即资助1万元，B为2万元，C3万元，D4万元，E5万，孙中山听罢，将信将疑。两
年后，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时，同盟会本部经费匮乏，无计可施，想起了船上邂逅的
那位奇怪的富贾张静江，便按联络密码往巴黎发电报，电文仅仅一个字，即“C”。
几天后，果真，从巴黎电汇来3万法郎，使孙中山吃了一惊！从此，孙中山的革命活
动陷于困顿之际，便向巴黎求援，张静江有求必应。不久，张静江加入了中国同盟
会，成了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后来，他出任中国革命党财政部长……
张静江跟蒋介石也有着非同寻常的情谊。1920年，蒋介石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当
经纪人时，便靠张静江资助，认了四股。在张静江指点下，蒋介石投机发财。后
来，蒋介石失利，欠了一屁股债，又是张静江替他还清，并劝他还是去广州投奔孙
中山为好。在陈炯明炮轰永丰舰，蒋介石侍卫孙中山时，曾把两个儿子托给张静江
……
张静江得知蒋介石在广州发动“3·20事件”，特地从上海赶来，为蒋出谋划
策，成为蒋的幕后智囊。如张国焘所回忆：“他虽从未对外露面，却是人所共知的
幕后人物，”
1926年5月14日傍晚，已经从苏联返回广州的苏联顾问鲍罗廷，通知中共代表
张国焘和谭平山，说是当晚要去会晤蒋介石，商谈要事。
晚8时，张国焘和谭平山驱车前往东山蒋寓，蒋介石又陪他们来到对面张静江寓
中。蒋介石向张国焘、谭平山透露了将于翌日召开的国民党第2届中执会第2次全会
的一些内容并特别关照他们，中共在翌日不要闹事——这预示着翌日的会议将对中
共有“大动作”。
翌日——5月15日，广州街头军警加强了巡逻，在戒备森严的气氛中，国民党2
届2中全会召开了。毛泽东作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出席了会议。孙中山去世后，国民
党中央的会议向来由汪精卫主持，这一回改由蒋介石主持，意味着蒋介石已成为国
民党的领袖。
对于蒋介石来说，这次会议是“历史性”的。会上，经蒋介石提议，由张静江
接替汪精卫出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由谭延凯接替汪精卫出任国民党中央
政治会议主席兼国民政府主席。这么一来，蒋介石战胜了他在国民党内最重要的对
手——汪精卫。虽说他自己并没有出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但由张静江担
任此职，就等于由他担任。
走笔至此，顺便交代一下汪精卫的行踪：在中山舰事件爆发后，3月25日，汪精
卫便“失踪”了。外界盛传汪精卫经香港去苏联了。其实，汪精卫仍秘密隐居于广
州。他岂甘大权这般轻松落在蒋介石手中？他窥测着时机。无奈汪精卫手中无军
队，斗不过蒋介石。静观了一个多月，他知道已经没有希望战胜蒋介石，遂于5月11
日悄然离穗赴港。
还要顺便提一笔：蒋介石借助于廖仲恺事件，逼走了另一位资历、声望在他之
上的胡汉民。胡汉民来到苏联，发表了一通慷慨激昂的演讲。听说发生了中山舰事
件，听说汪精卫“失踪”，胡汉民兴奋起来，在4月29日回到广州，盘算着接替汪精
卫的空缺。不料，蒋介石不买他的账，冷落了他，弄得他好尴尬。无可奈何，胡汉
民只得坐船前往香港。
真是无巧不成书，胡汉民也是在5月11日离开广州。他上了船，竟然遇见那位
“失踪”已久的汪精卫！在孙中山去世后，他俩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均高于蒋介石，
被人们视为孙中山的接班人。眼下，却被蒋介石逐出，坐上同一条驶往香港的轮
船，真是不胜感慨！汪、胡的出走，为蒋介石上升为国民党领袖扫清了道路。
会议的另一重要议题，是讨论、通过由蒋介石、张静江研究多日而提出的《整
理党务案》。这一《整理党务案》是针对中共的，难怪他事先关照中共代表不要闹
事。
《整理党务案》规定：“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各该党应将其加入本党党
员之名册，交本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存”；
“凡他党党员之加入本党者，不得充任本党中央机关之部长”；
对于加入本党的他党党员，各该党所发之一切训令，应先交联席会议通过”
……
这里的“他党”，实际上指的是中共。“整理党务”，实际上是从国民党中清
除中共党员，虽说蒋介石一再声明“并不是限制共产党”。
会议开了一周，通过了《整理党务案》，蒋获得了大胜利。
中共内部对于《整理党务案》争论激烈，毛泽东主张“坚决顶住”，但张国焘
作为中共中央代表，按陈独秀意见，要大家签字接受。毛泽东拒绝签字。
5月20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宣传部工作报告》。作报告时，大会由蒋介石主
持。
会议结束之后，根据《整理党务案》，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中共党员必须辞
职。于是，在5月25日举行的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第28次会议上，有这样3项议程：
“毛泽东同志提出辞去宣传部代理部长职务请另荐贤能继任案”；
“林祖涵同志（引者注：即林伯渠）提出辞常务委员会秘书及中央财政委员两
职，请另选继任，以重党务进行案”。
在28日举行的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上，以上3案均“照准”。会上，
张静江同志提议请任蒋介石同志为组织部长，顾孟余同志为代理宣传部长。”

蓝色心湖

泽东的三大志愿

　　我有三大志愿：一是要下放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
商业，这样使我多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我不当官僚主义，对全国干部也是个推动。二是要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我对地质方面缺少知识，要请一位地质学家，还要请一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一起去。三是最后写一部书，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全世界人民去评论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
——1961年8月在庐山和卫士张仙朋的谈话
　　这是毛泽东没有能够实现的三大志愿：下放两年半；千里走单骑考察长江和黄河；写一本披露自己心迹的自传。
　　其实这三个志愿，表达的都是毛泽东的一种渴望，那就是试图打破他和外界的阻隔，进而沟通中国社会实际层面。个人威望到了至高无上的地步，普通的要求也就成了奢望。
　　这是战争年代的毛泽东不曾有过的体验。在苏区，只要有几天战斗的间隙时间，他就会找来农民、商人、手工业者甚至地主，开调查会。本地的社会结构、风土人情乃至一块豆腐卖多少钱，哪家的水酒最受欢迎，土布和盐、洋火等日用品从哪里进的货，他都了如指掌。在延安，他光着头，穿着和农民几乎一样的棉袄，走在街上。来来往往各式各样的人和他打招呼，想停下来就停下来和他聊天，大到边区政策的建议、小到农民骂他的一句闲话，他都能声声入耳。那些时侯，外有强大的敌人，飞机大炮围追堵截，一天也没有让人安生过；内有不同路线的纷争，夹杂着共产国际这个太上皇不停地指手画脚。28年无数的艰难曲折，毛泽东是兢兢业业走过来的。他走得扎实，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步步落在实处。他从不妄诞，从不虚言，就是和蒋介石的军事决战，也是到了辽沈战役后才最终提出来。
　　建国后不同了。战场上的敌人是看得见的，经济建设这个对手却面目不清，并且一切事情似乎都那么顺利。抗美援朝，证明美帝也不过如此；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揭开了斯大林的盖子，看到了苏联存在的问题；没收官僚资本、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这样的民主革命任务仅仅用了3年就完成了；接着，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
全面改造、在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这样的大变革，也只用了3年。
1957年以后，毛泽东的威望已迈上个人崇拜的台阶，凡是他视为正确的，都要不遗余力贯彻到底。于是，一切困难便都不在话下了，一切制约也似乎都不存在了；于是，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办不到的事。然而，这时经济规律露出的绝不是纸老虎而是实实在在的真老虎的狰狞面目。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造成了国民经济严重失衡和混乱，一时天灾人祸，怨声四起。
　　毛泽东说过不止一次，中央领导机关只是一个制造思想产品的加工厂，如果不了解下情，没有原料，也没有半成品，怎么能出产品？他说：我在北京，差不多听不到什么，以后要多出来走走。他实在不甘于身居红墙内靠听汇报发文件左右中国大局。
　　只要有可能，毛泽东从不放弃出来走走的机会。1958年是他出京最多的一年，只有两三个月在中南海办公，其他时间都在外省走来走去，足迹遍及17个省市。然而，他似乎从来没有走出过人的包围圈；警卫以及警卫拦都拦不住的欢呼的人群。
　　——1952年在武汉，毛泽东游黄鹤楼，不得不戴着口罩，但还是让一个孩子认了出来。刹那间，人群潮涌，警卫使出浑身解数才保驾下山。毛泽东对此感叹道：真是下不了的黄鹤楼！1958年的8月13日，毛泽东在天津又重演了一幕“下不了的黄鹤楼”。那天，他参观了南开和天津两所大学，想到外面吃顿饭，就去了正阳春饭馆。饭是普通的饭，因为事先并没有打招呼说是谁来吃。不料，饭吃到一半，毛泽东无意向窗外望了一眼，却正被对面楼上晒衣服的一位妇女瞧个正着， 一声毛主席万岁，喊来了街前街后的人，顿时黑压压一片，万岁之声不绝，交通陷入瘫痪。毛泽东没法吃饭，只得连连到窗口和热情的人群打招呼。直到下午3点，最后警备区派出了一个排的精干小伙子才把他的座车从人群中推进去又推出来。据说，事后清扫现场，竟收了7筐半人们丢失的钢笔、手表和鞋帽。
　　毛泽东沉醉于其中。沉醉之余，高处不胜寒的滋味是不是也深深引发了他冲出包围圈的渴望？当年骑马自由驰骋于天地之间的岁月，还能找回来吗？
　　为了扭转1958年“大跃进”和3年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困境，1961年1月他做了自我批评：解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调查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少了。他在随后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提议：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1961年要搞个实事求是年。根据他的意见，这年，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几乎所有政治局委员都下了基层。
　　毛泽东搞的还是间接调查。他让田家英、陈伯达和胡乔木各带一个工作组，分别到浙江、广东和湖南农村，每组都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半个月后到广州会合向他汇报。这次调查的结果，就是毛泽东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六十条，对人民公社等农村存在的一些问题作了调整和规范。这个冷一冷头脑，纠正一些左倾错误的过程，延续到1962年1月底2月初，开了个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会议开得顺利开得热烈，原本到1月28日结束的会开到了2月7日，七千人的春节都是在大会上过的。会议对1958年以来所犯错误的责任统一了认识：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其次是省市自治区各级党委，然后是省以下的各级党委，各有各的账。毛泽东再次做了个自我批评：
　　“少奇同志蹲过点，我没有，我是搞工作组，间接的。同志们呀，你们不要学我这个坏作风，你们要学倨嫱?镜暮米鞣纭Ｎ艺飧鋈耍?提倡调查研究多少年了，进城以来这几年，自己不做，也不提倡了。
到了去年——1961年，才重新提倡。一个省委第一书记不下去蹲点；省委各书记不下去蹲点，怎么会叫地委一级、县委一级去蹲点，去做调查研究呢？我们应当到大队里去，到生产队里去，到工人里去，军队的同志到连队里去。我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做过保证的，我说，我一定得下去蹲点，但是到今天我还没有实行。”
　　在毛泽东看来，“大跃进”有错误要纠正，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有一条根本原则不容动摇，那就是这些错误和其成绩相比，只是十个指头中一个至多两个三个指头的问题。1962年，中国曾经有一个改变“大跃进”错误方向的契机，然而，这个契机注定就像流星一般，仅仅在中国的天空一划而过。
　　1962年4月，毛泽东和即将调到西安工作的机要秘书高智再次提到去黄河的事。他要高智为他去陕西走黄河做好准备，他说：“我们东渡黄河的事，你还记得吧？我的老青马被挤下黄河，它回头游上了岸。”他略停片刻，道：“转战陕北时，你经常打前站、号房子；这一次，你还打前站，我随后就来。我到陕西后，要骑马沿黄河走一趟。我要走一趟……”
　　1962年，毛泽东没有去。这年的9月，中国政治生活波澜再起，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而且，还要求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1963年，毛泽东没有去。他忙于在农村搞“四清”，在城市搞“五反”，在党内搞反对修正主义。他还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1964年，为了实现毛泽东走黄河的愿望，中央警卫局在北京西郊山区秘密组建了一支骑兵大队，开始训练马匹。这一年8月，在北戴河，年逾古稀的毛泽东在卫士簇拥下试着骑上了一匹大白马。但到年底，视察黄河计划被取消了。骑兵大队解散，毛泽东骑过的那匹白马因病而亡。
　　1965年，高智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对他叹息：我也有些好高骛远，我要骑马沿黄河走一趟，可是脱不开身，一直不能如愿……
　　毛泽东终于没能走黄河。中国的历史，在1965年之后，再次拐弯，陷入了另一场更大的浩劫之中。

蓝色心湖

江青与毛泽东结合内幕

　 　从上海到延安的特殊“介绍信”
　　
　　1937年 7月下旬，一辆黄包车从西安钟楼前驶过，向北拐去。车上坐着一位穿蓝布旗袍
的小姐，一双乌亮的大眼睛格外动人。她的脚旁，放着一只小皮箱，看得出是从外地来到西
安。黄包车在陕西省立西安北大街幼稚园门口停下。这位小姐下车后，跟幼稚园主任见面时
，显得异常兴奋。
　　
　　“一冰！”她搂着幼稚园主任的脖子。
　　
　　“李鹤，你怎么来了？！”主任颇为惊讶。
　　
　　这位主任——徐一冰，迄今仍清晰地记得半个多世纪前那难忘的一幕，向笔者讲述着往
事。
　　
　　徐一冰，后来进入延安，改名徐明。由于中共中央党校有个同名同姓的学员徐明，于是
她加了个“清”字。
　　
　　李鹤，也就是本文主角——江青。江青原名李云鹤，1933年夏，19岁的她从山东前来上
海，改名李鹤，在徐明清领导下的晨更工学团当教员，同住在上海北新泾镇陈更村的小阁楼
里。尽管后来李鹤进入上海影剧界，成了“明星”，改名蓝苹，但是徐明清跟她一直以“李
鹤”、“一冰”相称。
　　
　　江青向徐明清说明了来意：她要奔赴延安，请求徐明清介绍她前往西安的八八路军办事
处。她身边末带任何组织介绍信，在她看来，徐明清是她最好的“介绍信”……
　　
　　江青奔赴延安，是她一生的重要转折点。她为什么要离开“大上海”奔赴延安？她究竟
是怎么知道徐明清的秘密地址的？
　　
　　说来话长，这要从引导江青走上革命之路，她的入党介绍人俞启威说起……
　　
　　俞启威是江青最初的爱侣。他，也就是后来改名黄敬的中共高干——1949年初天津市人
民政府宣告成立时，他被任命为第一任天津市市长，兼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江青初识黄敬
时，黄敬是青岛大学物理系学生，尚不是中共党员。“九·一八”事变后，黄敬成了学生运
动中的活跃分子，他领导青岛大学的学生罢课，抢占火车，去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经过
这番实际考察，中共青岛大学地下党支部决定批准黄敬加入中共，举行了秘密的入党仪式。
　　
　　黄敬加入中共，也就影响了江青。江青的思想，也逐渐激进。那时，江青和黄敬从热恋
而同居。
　　
　　经黄敬介绍，江青于1933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19岁。
　　
　　就在这年7月， 因为叛徒出卖，黄敬被秘密逮捕。江青仓皇出逃，拎着一只小皮箱奔向
上海，失了党的组织关系。
　　
　　本来，江青可以住到上海俞宅。只是俞家并不承认她这个未经明媒正娶的儿媳妇，所以
她不能不在魏鹤龄家暂住。她提出要求，希望拜见田汉。
　　
　　江青在田汉家借住了些日子，田汉派他的弟弟田沅照料江青。
　　
　　田沅向田汉建议，把江青安排到“晨更工学团”去工作。江青同意了。于是，田沅陪着
江青，来到上海西郊的小镇——北新泾镇，把江青介绍给“晨更工学团”的负责人徐明清。
　　
　　这样，江青就在僻远的北新泾镇住了下来，在徐明清领导之下工作……
　　
　　据徐明清回忆，“小俞”（亦即黄敬）曾几度秘密来沪，会晤江青。
　　
　　后来，“小俞”虽然在北平工作，但跟江青一直保持着联系。
　　
　　就在江青去延安前3个月，“小俞”从北平到延安去了一趟……
　　
　　黄敬的延安之行，给了江青以影响。
　　
　　黄敬促使江青下定了奔赴延安的决心。
　　
　　江青得知徐明清在西安，使她的决心化为实际行动。
　　
　　徐明清说，她陪着江青前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徐明清跟那里的危拱之很熟，危拱之是
叶剑英的夫人。危拱之听了徐明清的介绍，带着江青去见邓颖超。邓颖超很有兴味地翻阅了
江青带来的“介绍信”——一本相册，上面贴着许多剧照。相册的剧照，表明江青确实是来
自上海的演员，而且所演的大都是左翼影剧。邓颖超看毕，笑道：“嗬，上海的大明星嘛！
”不过，邓颖超说，办理赴延手续，是由博古主管的，需要约定时间，跟博古见面。
　　
　　过了些天，江青独自从北大街幼稚园前往“八办”。博古跟她做了谈话，了解她的一些
情况。当时延安欢迎进步文化人投奔那里。博古同意江青的请求。
　　
　　1937年8月底，江青到达延安，被安排在延安的第3招待所（又称“西北旅社”）暂住。
登记旅客名字时，她不再写“蓝苹”，而是用“江青”。
　　
　　对于取“江青”这名字，她是花了一番心血的。据云，含义有二：
　　
　　其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蓝”，蓝苹也。也就是说，虽然江青“出于”蓝苹，
却立志要干出一番“胜于”蓝苹的事业来。
　　
　　其二，“江青”出典于唐朝诗人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一诗：“曲终人不见，江上数
峰青。”
　　
　　江青的党籍问题受到了审查
　　
　　江青来到延安之后，就受到了审查。当时，负责审查江青党籍问题的，是中共中央宣传
部的郭潜。他在抗日战争之后，被国民党军队俘虏，到了台湾，改名郭华伦，担任台湾“国
际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笔名陈然。
　　
　　据郭潜1974年10月22日在台北接受日本作家伊原吉之助的采访时，回忆道：
　　
　　“江青于七七事变刚发生之后，单身来到延安。9月10日发生党籍问题。
　　
　　“江青的党籍恢复申请,因‘无证据’”被批驳。江青于是在招待所空过了9、10两月。
在此期间，好像巴结了同乡康生。她以前的情人黄敬于10月来到延安，找到了证人，乃平安
地恢复党籍，立即进了‘党校’受训6个月。 陈然（引者注：即郭潜）的太太，曾在‘党校
’教过江青。”
　　
　　郭潜作为当事人，把审查江青的党籍问题谈得十分清楚。
　　
　　起初，江青十分焦急。新来乍到，人地生疏，一时又找不到证人。可是，党籍问题不解
决又不行。在上海、在话剧界、电影界，党籍问题不那么重要，而进了延安，这是至关重要
的“政治生命”。
　　
　　就在江青成天价等待之际，徐明清由西安来到延安，使她欢欣鼓舞。
　　
　　但是，徐明清只能证明江青在上海、临海、西安的经历，只能证明她曾参加中共领导下
的一些进步活动，只能证明她加入过共青团，但无法证明她是中共党员——因为如果确实她
是中共党员的话，那何必在晨更工学团发展加入团呢？只有先入团、后入党的，哪有入了党
再入团的？
　　
　　徐明清无法为江青恢复党籍提供证明，这使江青十分沮丧。
　　
　　据郭潜回忆，“黄敬于10月来到延安，找到了证人”。黄敬作为江青入党的介绍人来证
明江青确实曾经在1933年 2月加入中共，是最权威的证人，况且那时的黄敬已是中共高级干
部。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进入延安之后，曾在关于自己入党经过的材料上，写明介绍人是黄
敬。组织部门于是通过地下交通，去函向黄敬了解，黄敬写了证明材料，证明江青是由他介
绍入党。
　　
　　比较郭潜和徐明清的回忆，似乎徐明清的回忆更可信些。不过，他们的回忆都一致表明
，是由黄敬证实江青的中共党员身份的。
　　
　　徐明清还说，由于组织上向他调查江青入党问题，他得知江青进入延安，曾给江青写过
一封信。
　　
　　不过，这时的黄敬，已和范瑾相爱。范瑾，原名范元贞，湖北汉口人，一位能干的女记
者。大抵是江青在上海跟唐纳、跟章泯同居，闹得满城风雨，使黄敬的心冷了，于是另择伴
侣。
　　
　　至于郭潜所说的江青“在此期间，好像巴结了同乡康生”，事情是有的，但不在9、10两
月——因为那时康生不在延安。
　　
　　经过两个来月的审查，江青的党籍问题由于黄敬的证明终于得到解决。这样，她在1937
年11月进入了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成为第12班学员。
　　
　　据郭潜1976年8月16日在台北回忆：
　　
　　“江青的知识水准和政治水准都很低。内人曾在党校教过江青。关于江青，她曾经说过
：江青在党的会议上简直不敢发言。理解浅陋，不能发言。偶尔发言，一开口就说：‘我不
太明白，请诸位指教。’惹人耻笑。当时的女党员，都看不起她。当时的女党员很多是长征
参加者，学历高深者，党历或活动时期长久者，她们都看不起江青。”
　　
　　“他乡遇故知”——康生
　　
　　就在江青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不久，1937年11月29日，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
团长的康生从莫斯科回到延安。
　　
　　康生的突然出现，使陷于孤寂之中的江青，存在中共高层找到了“靠山”。
　　
　　江青和康生，在“文革”中一个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一个是“顾问
”，一配搭一档，干尽坏事。由此，人们追溯江、康之间的关系史，追到延安时期是恰如其
分。也有人追溯到山东诸城，似乎早年便有“勾结”，那就显得牵强、过分了：江言和康生
都是诸城人，江青之母曾在康生家帮佣，两家相距不远，而且康生当过江青的母校——诸城
高等小学校长。不过，江、康那时未必相识。因为康生生于1898年，比江青年长16岁。康生
当诸城高等小学校长时20岁，即1918年，那时江青不过4岁。 康生1924年夏离开诸城，那时
康生26岁，而江青只有10岁。即便相识，也谈不上有什么交情……
　　
　　当江青从山东来到上海时，康生早已在莫斯科。
　　
　　然而，事情却是那么的凑巧：当江青从上海进入延安 3个月之际，康生从莫斯科飞来延
安。江青正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而康生恰恰被中共中央派往中央党校，接替李维汉，出任
校长！
　　
　　一个是中央党校的校长，一个是党校的学员，这时“同乡之谊”起作用了，两人大有“
他乡遇故知”的感触。江青正在中共高层寻找“靠山”，康生也就成了她的“靠山”。
　　
　　初识毛泽东
　　
　　据当年在延安，现任“民革上海市委顾问”的翟林椿先生回忆， 1938年8月13日纪念“
八·一三”抗日一周年（据本文作者查考，似应是1938年7月7日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
），在延安钟楼东边，原“抚衙门”旧址，举行大会。上午是毛泽东作报告，下午文艺演出
。翟林椿先生记得，话剧主演者是丁里。
　　
　　翟林椿回忆：“压轴戏是江青主演的京剧《打渔杀家》。纵然我当年很少看过京剧而入
迷姑苏评弹，但江青扮演的桂英一角，不论唱白、身段、台风、神韵都得到观众的一致好评
。毛主席和其他首长观看了这场精彩纷呈的演出。演出结束，江青率先和众多演员拥到台口
，向热烈鼓掌的首长和广大观众致谢。尔后，她便款款步入后台一间点有汽灯的残破空屋（
临时化妆室）去卸装。”
　　
　　翟林椿记得他目击的一幕：
　　
　　“毛泽东等首长步入临时化妆间，慰问演员。这时，我奉命提着铁皮水壶，为首长倒开
水，所以也进入那临时化妆间。”他见到江青上前跟毛泽东握手，然后很亲切地谈着……
　　
　　翟林椿所目击的，是不是江青第一次跟毛泽东见面，不得而知。
　　
　　不论是看京剧《打渔杀家》，还是看话剧《被糟踏了的人》或是《锁在柜子里》，有两
点是可以肯定的：
　　
　　第一，那时江青在延安相当活跃，主演过京剧、话剧；
　　
　　第二，毛泽东向来对戏剧很有兴趣，他看过江青演出的戏剧。
　　
　　还有人说，是江青听毛泽东的报告，故作认真，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据李维汉回忆，中共中央党校确实请过毛泽东讲哲学。李维汉的校长任期是1937年5月至
1938年4月，而江青是在1937年11月入校，正是在李维汉校长任期之内。类似的传说，说是毛
泽东去“鲁艺”讲话，江青“特别坐前面，使毛最容易看到的地方，打扮得漂漂亮亮”。虽
说江青后来从中央党校调往“鲁艺”，但从时间上看，似乎应是在中央党校听毛泽东报告。
　　
　　江青把自己的一张照片送给了毛泽东。这张照片在毛泽东的笔记本里，夹了很长一段时
间……
　　
　　就在江青进入延安的时候，毛泽东的第二个妻子贺子珍离开延安前往西安。
　　
　　海外有不少书籍、文章把贺子珍的出走，说成是江青插足毛泽东家庭，甚至绘声绘色描
述贺子珍如何在延安窑洞里跟江青吵架。其实，贺子珍去西安，跟江青倒是并不相干。
　　
　　江青这一辈子恐怕未曾跟贺子珍见过面，她跟贺子珍“在延安窑洞里吵架”纯属子虚乌
有的传说。不过，贺子珍的走，恰恰给江青提供了乘虚而入的绝好机会！
　　
　　历史竟会这样的凑巧：不早不晚，就在贺子珍离开延安的时候，江青进入延安！
　　
　　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跟毛泽东恋爱的消息，在延安传得很快。
　　
　　不久，组织上再度找徐明清了解江青的历史情况。这一回，着重了解的不是江青的党籍
问题，而是江青在上海的各方面的情况。徐明清明白，这是为了江青和毛泽东的婚事，组织
上第二次对江青进行审查。徐明清所谈的，跟她原先为江青所写的证明材料差不多，但是她
提到了江青在上海时生活上的那些浪漫事。
　　
　　组织上除了向徐明清了解之外，也向来自白区的其他人作了调查。
　　
　　毛泽东会看中江青，许多人感到不可理解。笔者看来，当年毛泽东的警卫员李银桥的一
席言，倒是比较客观的：
　　
　　那时的延安，生活环境异常艰苦，斗争形势也很严峻，到了延安受不了又离开延安的不
乏其人。江青在这个时候来到延安，坚持下来了，还是应该肯定的。当然，投奔革命的不等
于坚强的革命者，毛泽东曾多次指着江青鼻子训斥，你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你是改不了
的剥削阶级作风。这两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也耐人寻味。我想江青如果没有积极投奔革命
，毛泽东不会说这两句话；江青如果是成熟的优秀革命者，毛泽东也不会说这两句话。
　　
　　敬仰爱慕毛泽东的女青年不少，以毛泽东的情况，不可能选一个各方面都糟糕，如某些
文章说的那样一无是处的女人作妻子。
　　
　　那时江青长得还是比较出众，头发乌黑浓密，系一根发带，发带前蓬松着一抹留海，发
带后面，曾经留过辫子，曾经让头发像瀑布一样披挂到肩际，眉毛弯弯的，眼睛大而有神，
鼻子挺秀，嘴巴稍稍有些大，但是抿紧了嘴唇的时候还是别有一番动人之处。
　　
　　她会唱戏，现在不少文章说她是三流演员。但在延安，在陕北，我们那时把她当明星看
待。她唱戏唱得好，她表演的《打渔杀家》，中央首长很喜欢，毛泽东也喜欢。
　　
　　她字写得好，也能写文章，特别是楷书写得好。
　　
　　江青喜欢骑烈马，驯烈马，越凶越爱骑。
　　
　　江青不爱打枪，爱打扑克，织毛线，她织毛衣织得很好，能织出各种花样，会剪裁衣服
，自己动手做，做得很漂亮。
　　
　　那时，她比较能接近群众，给工作人员剪头发，讲点文化科学知识，教教针线活等。行
军路上能搞点小鼓励，有时还给大家出谜语。有个谜语如今我还记得清：“日行千里不出房
，有文有武有君王，亲生儿子不同姓，恩爱夫妻不同床。”谜底是“唱戏”。
　　
　　江青喜欢打扮，也会打扮。转战陕北期间，她不再长发披肩，梳成两条辫子，在脑后蛊
成一个髻，在女同志中，她总是显得比较出众，女青年喜欢叫她帮助梳妆，她也乐于帮助别
的女孩子，毕竟是一种荣誉。她在冬天穿军装时候多一些。有时也穿蓝色棉衣，剪裁合体，
总要显出身段才行。夏天喜欢穿翻领列宁装，带卡腰。她满意自己的皮肤白晰，腰肢苗条，
她乐意暴露自己的优点。
　　
　　江青在表现她的种种优点之处的同时，也不断的暴露出她品质和性格上的缺点和弱点，
她的骄傲，她的爱出风头，她的顽强表现自我，总想高居人之上的欲望，她从来不会替别人
想一想的极端个人主义……
　　
　　李银桥跟江青有过长期的接触，他对她的观察，评价，是比较中肯的。
　　
　　笔者在访问徐明清时，她也如是说：
　　
　　“人是会变的。江青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最初，她在俞启威的影响下，加入中国共产
党，走过一段革命的道路。她到上海以后，在晨更工学团里工作，表现也还是可以的。但是
，她后来进入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明显地表现出争名夺利，爱出风头，生活作风乱七八糟
，等等。……后来，随着地位的变化，她越走越远，以至篡党夺权，成了‘四人帮’的头子
，成了反革命集团的头子，成了历史的罪人。”
　　
　　1938年4月10日， 当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成立之后，江青调到那里，担任戏剧系指导员
，该系负责人为张庚，助理员黄乃一，编剧王震之，教员钟敬之、左明、崔嵬。
　　
　　1938年8月， 江青得到重要的调令，即调她到军委办公室当秘书，实际上也就是到毛泽
东身边工作——对于江青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这时，江青进入延安正好一年。
　　
　　“约法三章”
　　
　　毛泽东毕竟是中共最高领袖，而江青又是那么一个在上海曾闹得满城风雨的影星，何况
那时寸毛泽东和贺子珍并未办理离婚手续。因此，江青和毛泽东恋爱的消息传出，反对者大
有人在。
　　
　　内中，最为激烈的反对者是张闻天。他认为，贺子珍是一位优秀的中共党员，有着光荣
的斗争历史，又经过长征的艰苦考验，多次负伤，应该受到尊重。
　　
　　但是，也有人以为，毛泽东要跟谁结婚，纯属于毛泽东个人私事，他人不必多加干涉。
爱情不等于“干部鉴定”，无法勉强，支持者中最为激烈的是康生。
　　
　　据传，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毛泽东的婚事，同意了毛泽东的意愿，但对江青作出限制
性的规定：“江青只能以一个家庭主妇和事务助手的身份，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与健
康，将不在党内机关担任职务，或干涉政治。”
　　
　　这一规定，后来又被传为“约法三章”。这“约法三章”流传甚广，却因没有原始文件
为据，那“三章”的内容也就有着许多不同的“版本”。
　　
　　版本之一：“一，不准参政；二，不准出头露面；三，要好好照顾毛泽东同志的生活。
”
　　
　　版本之二：“（一）江青不得利用她和毛泽东的关系作为政治资本；（二）她只能成为
毛泽东的事务助手，不得干预政策及政治路线的决定；（三）她不得担任党内机关的重要职
务。”
　　
　　版本之三：“（一）只此一次，不准再娶；（二）毛与贺子珍的婚约一天没有解除，只
能称‘江青同志’，不能称‘毛泽东夫人’；（三）除照顾毛的私人生活外，不得过问党的
内外一切人事和事务。”
　　
　　不过，毛泽东的卫士李银桥，否认曾有过“约法三章”。他如此说：“还流传什么‘约
法三章’？江青打倒了十几年，真有这个约法三章，约法人早
　　
　　就出来证明了。没人证明嘛。”
　　
　　李银桥的意见，可以作为“一家之见”。
　　
　　值得一提的是，那位美国的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一书中，没有说“约法三章”，但提
及了：今后20年或一生之间，江青只能专心家事，不准干预公事。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台湾
方面前些日子公布的资料中，提及国民党军队攻下延安时，曾查获王若飞的日记本，内中记
述了“约法三章”的内容。王若飞当年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他记下“约法三章”是可能的
：
　　
　　“第一，毛、贺的夫妇关系尚存在，而没有正式解除时，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
居。
　　
　　第二，江青同志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起居与健康，今后谁也无权向党中央提出类
似的要求；
　　
　　第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泽东的私人生活与事务，20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
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
　　
　　台湾方面公布的王若飞所记“约法三章”，文字较严谨，内容也比较准确。只是尚未见
到公布原件手迹。这一“版本”的“约法三章”，是当时的原始文字记录。其余种种“版本
”，是凭记忆回忆或口头传说，所以彼此有出入。
　　
　　根据王若飞所记“约法三章”，第一条规定了毛、贺、江三人的关系，第二条规定了江
青的任务，第三条规定了对江青所作的限制。这三条，条理清楚，用词稳妥，是种种“版本
”中最为可信的。
　　
　　终于和毛泽东结婚
　　
　　24岁的江青，终于和45岁的毛泽东结婚了。
　　
　　结婚的时间，一般笼统地说是“1938年秋”。朱仲丽说是1938年11月。
　　
　　倒是徐明清的回忆更具体，她记得是1938年11月里的一天——那一天日本飞机第一次轰
炸了延安。
　　
　　这么一来，江青和毛泽东结婚的日子，可以考证出来，即1938年11月19日。徐明清说是
“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延安那一天”，应是“前一天”——因为日本飞机那天一早就来轰炸
，并炸坍了毛泽东在凤凰山下的窑洞，当天是不可能举行婚宴的，因此必定是“前一天”。
　　
　　结婚以后，江青名义上仍是中共中央军委档案秘书，实际上就在毛泽东身边，照料他的
生活。
　　
　　江青完全成了一位家庭主妇。这时的她，收敛了，检点了，跟在上海时那段罗曼谛克，
判若两人。特别是在夫人们之中，她深知自己革命资历的浅薄：周恩来夫人邓颖超是资深革
命家；朱德夫人康克清上过井岗山、经过长征；任弼时夫人陈琮英在上海做过多年地下工作
；博古夫人刘群先去过苏联、经过长征；张闻天夫人刘英在长征中是中央队的秘书长……在
这样的夫人群中，只有具有贺子珍那样革命资历才能匹配。正因为如此，江青初入毛泽东的
窑洞，不能不小心翼翼，见到谁都微微一笑，点一点头，极少言语。这时的她，尚是“新媳
妇”、“小媳妇”。
　　
　　新婚之初的日子是平静的。她跟毛泽东相处不错。她给毛泽东结了新毛衣，给他做了充
满辣味的菜。闲暇时，那架老式的留声机就在窑洞里唱了起来。这架留声机是美国记者史沫
特莱进入延安时，带来送给毛泽东的。江青动作熟练地给留声机换上一张张78转的唱片。知
道毛泽东喜欢京剧，投其所好，她在延安搜集一批京剧唱片。毛泽东听得入神，有时用脚蹭
打着砖地，打着节拍，有时嘴里也哼哼几句。
　　
　　毛泽东的窑洞，常常高朋满座。来了毛泽东的战友，她很少露面，要么递支烟，要么倒
杯茶，马上就走开。来了外国记者，她不能不露面，不过，她也只是握握手，点个头，递上
一盆花生米，就走开了。她显得很腼腆，如同个大姑娘。正因为这样，一位外国记者记述对
江青印象时：“她直率而客气，很像一位通情达理的贤妻良母。”这表明，这位曾经成功地
扮演走出家庭的反叛女性的演员，此刻又成功地扮演着跟娜拉截然相反的“贤妻良母”型的
东方女性。不过，据陈荒煤回忆，有一回他前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江青在里面的窑洞里
不时插嘴……
　　
　　在和毛泽东结合之前，江青曾有过4次婚姻，她却未曾生育过一个孩子。
　　
　　她曾怀孕。那是在她第2次来上海前，跟黄敬同居，使她怀孕。她在上海做了人工流产手
术。那时的她，不想要孩子。因为她四处为生活而奔波，孩子是个累赘。跟毛泽东结婚之后
，江青却盼望着早生孩子。虽说当时在延安，女干部们都不大愿意生孩子。因为生了孩子，
就得自己在家抚养，意味着不能参加工作。江青却跟一般的女干部不同，她的工作本身就在
家中——照料毛泽东的起居和健康。毛泽东工作异常忙碌，她就显得格外清闲。有个孩子，
她就可以多一份“工作”。更重要的是，一旦有了孩子，她作为“毛泽东夫人”的地位也巩
固了——那“约法三章”一直使她耿耿于怀。
　　
　　1939年冬，她怀孕了。那是她和毛泽东结婚整整一年之后。
　　
　　1940年8月，她分娩了，生下一个女儿。这时，她26岁，毛泽东47岁。女儿的降生，使毛
泽东异常高兴，为女儿取名“李讷”，李讷长得活泼可爱，使毛泽东的窑洞里充满了笑声，
使得江青的“夫人”地位日渐巩固。
(完）

蓝色心湖

毛主席日常开支

原作者: 吴连登
　　我从1964年到1976年主席去世，一直在主席家里管这个家，主席的家要说好管也好管，主席一分钱不拿，也不过问你怎么花。要说不好管，该花钱的地方，必须花，主席买盒火柴、买包手纸都要花钱，一分钱都不少花，主席在外面喝一杯茶我都要去结账的，在大会堂也一样。主席的工资原来是610元，后来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主席带头把自己的工资降下来了，404.80元，江青的工资是243元，他们的每一分钱都是从我这儿支出，他们俩是AA制，每个人有一本明细账。
　　主席有几大项开支。吃饭，100元左右，包括他请客，如民主人士，主席民主人士朋友特别多，黄培炎、章士钊等这样的请客都是主席自己掏钱。另一个开支是抽烟，每个月将近100元，还要有几十元的茶叶。那时李敏、李讷上学，费用都从这边出。原来一个孩子一个月15元，随着物价的上涨，提高到30元，花起来很严格，这个月花多了，要从下个月扣回来。江青有一个姐姐叫李云露，也是30元，从主席这里支，她有时帮主席缝缝补补。
　　另一个大项开支，是房租、水电、家具租用费，包括孩子的、江青姐姐的、江青的，一个丰泽园的房租都是主席出，江青不出。主席的家具都是租来的，这些费用每月84元左右，冬天要交取暖费30多元，一共是120多元。
　　还有一笔开支，是老家来人，有经济困难要补贴的，有来看病的，他们的交通费，吃饭费，走时还要给一点。所以钱很紧张，我说这个家不好当。钱不够用，怎么办呢，只好从稿费中开支。主席的稿费是单独管理的，我要用时得打报告，后面附上账单，一笔笔，清清楚楚，主席签上字，我才能到中央特别会计室去取钱。
　　我管主席的家12年，在这12年里，主席买书就花了8000元，所以我手里的钱一直比较紧张，但不管怎么说，首要的任务是主席吃饭，要保证老人家的健康。主席从来不吃补品，不吃山珍海味，就是一日三餐，从他一生的吃饭上也可以看出他是人民的领袖。他有个小灶，他对他的家里人说：“小灶是人民给我安排的，你们都无权享用。”他的女儿、姐姐，都和我们一样到中南海的食堂排队打饭，他们家一个星期团聚一次，周六晚上团聚，主席的子女不是那么好做的，主席严格要求他们。每次吃饭时，在社会上听到什么要讲给爸爸听，读了什么书也要讲出来，如果主席有看法就交流一下，紧接着布置任务，还要读什么书，下个礼拜再来讲。这顿饭一般吃的时间比较长。
　　主席吃饭四菜一汤，一个荤菜，一个鱼是必须的，一个半荤半素，一个全素。主席有两难，吃饭难、睡觉难。你不叫他，他不吃饭，文件没看完，他不放下。你说：“主席，吃饭了。”“等一下。”他还跟你商量：“再等一会儿吧。”你不能干扰主席的思路，这一等就没准了，菜就凉了，又不能反复热。后来，我们专门订做了瓷器，盘子上碗上加个盖，保温，也卫生。后来有人传言主席有专用的瓷器，其实不是那么回事。我们另一个要求是主席的碗要轻，他捧一天的书了，手很累。主席原来用的碗都是景德镇的，有一次他说：“我们湖南有个醴陵，那个地方的瓷器很不错。”我们很快订了醴陵的瓷器，他们让最好的工匠来制作，一个碗重124克，很轻很薄，透明的，里外有花，以红为主。主席第一次拿这个碗很高兴：“这好啊！”乡情啊！主席很爱他的家乡。主席吃饭跟国内外形势也有关，我们每天翻大参考，一有大事，以素为主，这时主席吃不下饭，荤的肯定不行。
　　主席喜欢吃鱼头，另外喜欢吃鱼杂、鸡杂，如果中南海打了大鱼，我们就去买来，把鱼头弄下来，鱼身子再去卖给食堂，我们就这么管理，一分钱不能浪费。主席爱吃小鱼小虾，爱吃肉皮，他没有补过钙，吃得很简单，有时我们说：“主席，加点菜吧。”“我吃这个很好了，很多人还吃不饱饭哩。”他说，“中国不缺我毛泽东吃的，但如果我拿了国家的不花钱，部长们、省长们、村长们都可以拿。”他用自己的行为形成了廉政的作风。他没有一杯茶是不付钱的，吃的用的，都是照价付款。困难时期是怎么渡过的？跟老百姓一样，谁能想到主席的腿也肿？他不吃肉，有一次上了点肉，主席发脾气。主席也有供货本，布票、油票，北京市民是多少，主席就是多少。他的粮食定量17斤，如果有余下，就给孩子们补贴。为什么困难时期能渡过，主席就是这样过来的，这就是人民的领袖。
　　送给主席的礼品很多，吃的用的都有。这些礼品我们不可能不给他看。他每天晚上要出来散步，换空气，我们就把这些礼品摆上，写上数量给他看，吃的东西数量多的送到食堂去，再把钱给人家寄回去。数量少就送给司机班，或是别的地方。没有一次听说是送给李敏李讷的，没有一次。那时，录音机、手表，金手表，瑞士的、罗马的，很稀罕，还有金银首饰，看着也喜欢，谁不喜欢呢？他的孩子也会过来，拿起来看一看，然后再放回去，从来没有拿过。重要的礼品一律送到中南海礼品库。礼品如果要用，要打借条。
　　说一个借条的故事。1945年以前，主席没有手表，重庆谈判时，一下飞机，郭沫若一看主席没有表，为了让主席掌握好谈判的时间，他就把自己的表从腕子上摘下来，主席欣然地戴上了，这块表一直用到1969年，这个表越走越慢，有一天主席说：“我这个表要拿去修修了。”我就向汪东兴借一块表，给主席暂用，汪东兴从礼品库中拿了块金表，主席说：“借东西要打个借条，这块表修好了再还回去。”借的表用了两个月，就还回去了。
　　在主席的仓库里，最好的东西是他出访苏联时的大衣和帽子，那是他再高级不过的东西了，但是从出访回来就从来没穿过。20多平方米的仓库5个柜子，主席3个，江青2个，还有一个小的放的是毛岸英的东西，仓库大量是旧东西，他的内衣好多都是缝缝补补的。他的仓库里没有棉被，进城以后他就没有棉被。天热一个床单，春秋天两床毛巾被，冬天3床毛巾被，叠在一起，睡觉时一拉。主席的毛巾被最多的打了75个补丁，补丁用的都是旧毛巾。太旧的不行，太硬，新的也不行，厚度不一样，几乎哪一条毛巾被上都有补丁。主席的袜子大多都是我们补，我们补的针脚就大一些，我们就动员主席买点新的放着，要不接见外宾，一拉裤腿，针脚就露出来了。主席有一件毛衣，还是在延安时江青织的，袖子短了，再接一块。最后送主席到八宝山时，打开主席的衣服，我都哭了，都是旧衣服，这就是一个国家执政党的主席啊！
　　主席的床上有两样东西一直放着，一个是宋庆龄送他的鸭绒枕头，另一个是他长征时带来的毛毯，主席的床是木板床，一半堆着书，他躺在床上办公，靠在背板上太硬，就垫着那条毛毯，我们要换他不让换，他是不能忘了革命成功来之不易。
　　主席第一是严格要求自己，一个大国养不起一个毛泽东？他事事节约，他说这么大个国家，不能有半点浪费。丰泽园院子旧，墙上大量掉皮，有一次没跟他说修了，他生气：“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怎么花在这个上面？”主席抽烟多，火柴用的多，我跟他12年，没见他用过一个打火机。他讲礼貌，从来不冲着别人划火柴，都是朝里划，这半边用完了，再用那半边。打扫卫生时，我们就把旧的扔了，他一看新的就问：“旧的哪儿去了，”他说：“那盒子还是好的嘛。”我们就明白了，我们就去买散的装上，再用毛笔把磷刷上，他一看：“哎，这好！”他吃饭时，饭掉在桌上，他拣起来放在嘴里，我亲眼看到的，他说：“农民们现在很苦哩！”他真是人民的领袖，他70多岁时有病了，还惦着让人到门头沟去了解煤矿工人是不是工作条件好了，矽肺病是不是少了。
　　第二是严格要求子女，要他们好好学习，做好人，做好事。中南海的人都对毛主席家的孩子印象特别好，不霸道。主席对他的孩子们说：“在我身边工作的都是我的同事，是你们的叔叔阿姨。”现在李讷见我还叫叔叔，我说快别叫了，我比你还小呢，“那不行，这是我爸立下的规矩。”她们出去跟老百姓一样，看电影两毛钱照样交，另外，主席不叫，他的孩子从来不到厨房吃一顿饭，他的孩子真好！现在她们都是自食其力，没有做官。
　　毛主席早就把中国的蓝图绘制得好好的，后来的改革开放，其实，毛主席早就做了准备，他在1971年至1972年，与40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在他的后期加速对外开放的窗口，包括改善与美国的关系，这都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
　　主席的一生是勤奋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回忆起来，好多好多的事情就在眼前，我们那时候天天见主席，怎么看怎么伟大，现在人们怀念他，是因为没有毛主席就没有中国人民的今天。

蓝色心湖

毛泽东爱妻杨开慧

杨开慧（1901-1930），乳名霞，字云锦，湖南长沙县清泰都（乡）人，毛泽东恩师杨昌济之女。
    毛泽东的夫人，1901年9月26日生于长沙东乡板仓。1913年到长沙读书，1918年随父杨昌济到北京1920年回湘读书，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同年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湘区委员会当任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1923年至1927年，随毛泽东在上海、韶山、广州、武汉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大革命失败后，回到家乡板仓，坚持地下工作1930年10月，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遭受严刑拷打，威逼利诱，始终坚贞不屈。同年11月，英勇就义于长沙浏阳门外，时年29岁。
    杨父昌济（又名怀中），曾留学日本和英国，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先后在湖南高等师范、第一师范和北京大学任教。杨母向振熙，是一们忠厚善良、勤劳俭朴、同情革命、支持革命活动的妇女。
    1913年至1918年，杨昌济在第一师范任教时，怀着改造中国与世界宏伟理想的毛泽东正好来到一师求学。毛泽东的伟大抱负、雄伟气魄和精湛学识，深得杨昌济的赞赏。当时，毛泽东、蔡和森、陈昌等一些进步同学常到“板仓杨寓”学习和讨论各种问题。1915年4月5日杨昌济在《达化斋日记》中有如下记载：
    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富则往湘乡买田。风俗纯朴，烟赌甚稀。渠之你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
    毛泽东的宏论卓识深深打动了年少的开慧的心，她也经常参加他们的学习和讨论，还把自己写的学习笔记和日记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一师毕业后奔波于长沙、北京等地，为使学生在北京生活有个落脚的地方，1918年夏已出任北京大学教授的杨昌济向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推荐，让毛泽东到图书馆任管理员，月薪8元。这时他与开慧接触更多，并且建立了恋爱关系。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也是在这里，我还见到而且爱上了杨开慧。”
    从此开始到1921年春节前夕他们结婚，已有数年书信往返，寄托相思。杨开慧在她的无题自传散文中，对这段恋爱生活作了生动的描绘。
   “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我是十分爱他，自从听到他许多的事，看见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不过我没有希望过会同他结婚。......一直到他有许多的信给我，表示他的爱意，我还不敢想相信我有这样的幸运。......自从我完全了解他对我的真意，从此我有一个新意识，我觉得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我想象着，假如一天他死去了，我的母亲也不在了，我一定要跟着他去死！假如他被人捉着去杀，我一定要同他去共这一个命运！......”
    他们结婚前夕，毛泽东曾有情浓词美的《虞美人》写与开慧，状孤身异地，辗转反侧，长夜不眠的刻骨相思：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都灰尽，剩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1920年1月17日，杨昌济病逝于北京。随后，杨开慧同全家一道，又回到长沙。先后在长沙福湘女中和岳去中学读书。在学校里，她热情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想，发动和组织同学们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作斗争。她在《湖南通俗日报》和福湘的校刊上，发表了《向不平等的根源进攻》、《呈某世伯的一封信》，猛烈抨击封建礼教和封建道德。
    1920年7月，毛泽东回湖南后，以主要精力从事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杨开慧不顾家里的困难，动员母亲把父亲去世时同事送的祭奠费，捐献一部分给毛泽东用作革命活动经费。   
    1921年开慧与毛泽东结婚后，跟随毛泽东在长沙、广州、上海、武汉等地从事革命活动，1925年2月，她带着两岁多的岸英，一岁多的岸青陪同毛泽东回韶山。一面尽力照料毛泽东父子们的生活，为他接待客人，整理文稿；一面抽空深入贫苦农家，发动农民群众，创办农民夜校，宣传革命道理，传授文化知识。如毛氏宗祠当年就曾辟为农民夜校，开慧就在这里当过教师。
     开慧和毛泽东结婚后，1922年10月长子毛岸英出生，1923年11月、1927年2月又先后生下次子毛岸青、小儿岸龙（后下落不明）。
    1923年冬，毛泽东奉中央通知由长沙赴上海转广州，准备参加国民党一大，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在他离开长沙时作《贺新郎》给开慧，充满儿女情长和离愁别意，既是对杨开慧坦荡胸怀的由衷赞美，也寄寓了毛泽东不可遏制的殷殷爱意。毛泽东那伟大刚强的个性里也不由涌现现缠绵脆弱的情愫，但他的理想和抱负让他全身的血液沸腾，在爱情与事业之间，他选择了最完美的方式，双双比翼齐飞，同翱翔于浩如烟海浩天宇之间......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已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目，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象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秋收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开慧带着3个孩子与保姆陈玉英回板仓，做党的地方工作。由于政治环境险恶，关山远隔，夫妻俩从此就断了联系。1930年11月，开慧被国民党反动派残酷杀害于长沙浏阳六外的识字岭，年仅29岁。
    1930年冬，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江西）得到杨开慧壮烈牺牲的噩耗后，立即写信给烈士亲属，对烈士表示沉痛的哀悼。信中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来寄钱为烈士修墓。今长沙板仓杨开慧烈士陵园有用毛泽东寄的钱修立的墓碑，上书：“毛母杨开慧墓 男岸英 岸青 岸龙刊 民国十九年冬立。”

    1921年冬，党在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租了一所房子，作为湘区委的秘密机关。杨开慧担任湘区和的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同毛泽东一起战斗和生活。
    当时反动军阀极力查禁进步书刊，一些马列主义的书刊，已经不能在文化书社公开出售，毛泽东于1922年创办了湖南青年图书馆，杨开慧担任图书馆的负责人，向工人、进步知识青年提供有关马列主义的书刊，广泛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段时间，毛泽东集中力量开展工人运动，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湖南工人运动风起云涌。为了使毛泽东有充沛的精力考虑和处理革命大事，杨开慧主动承担了大量的机关日常事务工作，挑起家庭重担，在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心体贴毛泽东。当时，毛泽覃、毛泽建、何宝珍、张琼等一些小青年也住在清水塘，他们感到，整个长沙城是一片黑暗和冷酷的世界，而在这城郊的清水塘，他们生活在毛泽东和杨开慧的身边，却感到无比的亲切和温暖。
    1925年2月，杨开慧随同毛泽东回到韶山，这是开慧第一次来到毛泽东的诞生地，这里的山山水水，茅屋草房，以及花草树木，她都感到特别亲切，她更关心和热爱这里的贫苦农民。按照当地风俗，她和毛泽东一起以“走人家”的形式，深入贫苦农民家里调查、谈心，了解他们的疾苦，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鼓励他们起来和地主豪绅进行斗争。
    开慧积极协助毛泽东创办农民夜校，在很短的时间里，韶山地区办起了二十来所农民夜校。她理着短发，穿着青衣短袄，领口露出一线洁净的白边；下穿灰色长裤，一双天足穿着白袜套布鞋，用通俗的语言，深入浅出地向农民宣传革命思想，传授文化科学知识。
    她用“农民苦，农民苦，打了粮食交地主。年年忙，月月忙，田里场里仓里光”的歌谣，向农民指出农民长年累月的过着痛苦生活，决不是穷人的生辰八字不好，而是地主阶级剥削和压迫的结果。她从“洋油”、“洋火”讲到帝国主义对我们的侵略、压榨。她态度和蔼，端庄大方地对乡亲们说：“我们这个学校，不要大家念《三字经》、《千字文》，而是让大家学点用得着的东西，学点写字、算数的本领。还要让大家知道为什么我们农民总是忍饥挨饿的原因，让大家知道现在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它将来又会是什么样子......”
    接着，她在黑板上写下两个大字：“手”、“脚”。她说：每个人都有两只手两只脚。我们的手是做事的，脚是走路的，也用脚劳动。如用脚车水、舂米，有时走路肩上还压着重担。可有的人手不劳动，脚不走路，出门三步也要别人前扶后送，用轿子抬着走。同样是手和脚步，为什么不一样？”
    开慧讲的这些通俗生动的内容，深深地吸引着乡亲们。此次回韶山，她还当过这年成立的中共韶山支部的4个支委毛新枚、庞叔侃、钟志申、李耿侯的入党介绍人。宣誓仪式就是在上屋场毛泽东卧室的小阁楼上秘密举行的。韶山地区建立了二十多个秘密农会以及公开的群众性革命组织----雪耻会。
    1925年秋，毛泽东去广州，开慧于同年冬离开韶山前往广州协助毛泽东收集、整理资料，编写文稿，担任联络工作。家里没有请保姆，因此，开慧除了积极开展革命工作，还得照顾家务，抚养两个孩子，生活非常艰苦。
    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7月攻克长沙，10月占领武汉。为了发展全国农民运动，配合北伐，10月毛泽东离开广州到武汉，12月17日，应邀由汉口返回长沙，参加和领导湖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和工人代表大会。杨开慧先回长沙，住在望麓园，协助毛泽东为全省农民运动作工作。
大会结束后，毛泽东于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深入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等县，进行三十二天农民运动考察工作。开慧对大量的调查资料，进行了认真的选择和整理。
    2月，毛泽东和开慧先后到武昌，住在都府堤41号。在这里毛泽东写下了《湖南民运动考察报告》。同年3月，在《战士》周报上公开发表。当时，生活条件很艰苦，开慧由于工作忙，加上怀孕，身体不太好。但她仍然拒绝同志们要她单独开伙的建议，不搞特殊，和大家一起吃饭。她生下孩子后只二十来天，就又投入紧张的工作，协助毛泽东处理日常事务，经常工作到深夜。1927年4月27日至5月6日，中共五大在武昌召开。由于与陈独秀的意见相左，毛又一次"赋闲"。毛泽东和杨开慧默默登上武昌黄鹤楼，写《菩萨蛮.黄鹤楼》
                      茫茫九派流中国，
                      沉沉一线穿南北。
                      烟雨莽苍苍，
                      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
                      剩有游人去。
                      把酒酹滔滔，
                      心潮逐浪高！

    1957年，毛泽东写了一首诗--《蝶恋花.答李淑一》，热情赞颂杨开慧等烈士的革命精神。 他把曾同他患难与共的妻子比作“骄杨”。
    1962年，当友人章士钊请教作者“骄杨”一词寓意时，毛泽东无限崇敬的说：“女子革命而丧其元（头），焉得不骄？！”稍后，当二儿岸青、二儿媳邵华请求父亲把《蝶恋花.答李淑一》手书给他们时，毛泽东当即铺氏握笔，沉思有顷后，挥笔题写：“我失杨花君失柳......”岸青邵华还当是父亲笔误，询问道：“爸爸，不是‘骄杨’吗？”毛泽东满怀爱慕和怀念之情道：“称‘杨花’也很贴切。”
    1962年11月，当烈士母亲92岁的向振熙老人病逝时，毛泽东立即致信烈士兄长杨开智：
    得电惊悉杨老夫人逝世，十分哀痛。望你及你的夫人节哀。寄上500元，以为悼仪。葬仪，可以与杨开慧同志我的亲爱的夫人同穴。我们两家是一家，是一家，不分彼此。
    权延赤据李银桥的回忆写成的《掌上千秋》有如下描述：
    他再不曾闭眼。拾起又放下的是《楚辞》，拾起又放不下的是美好的记忆。杨开慧温柔娴静的面容，她那纯洁善良的微笑，她深邃的总是含着期待之色的眼睛，如此清晰地活跃在面前，当抚着她那娇小柔嫩的身体时，简直无法将这个身体同那名坚强的妇女运动的领袖、大革命时期最活路的女共产党员联系在一起。而事实上，她们又确实是同一个人。她就是这样集中了女性温柔和革命者坚强意志的两种品格的杨开慧。在那严酷的斗争中，在冷冰冰的世界里，她给予毛泽东脱去甲胄，获得宁静温馨放松身心的机会。她为他生育了三个孩子，却不曾拖累他一丝一毫。她好象生来就是为了奉献，不曾提过哪怕是一件小小的要求。没有，毛泽东无论如何想不起她生前提过什么要求，就是怀孕反应最厉害的时候，呕吐得满眼是泪，一旦和毛泽东目光相遇，她便会露出一种羞怯甜美的笑。不曾叫苦，甚至不曾说一句想吃什么的话。在家庭中她是贤妻良母，在革命活动中她是忠诚勇敢的战士。直到1930年牺牲，她不曾有一点动摇，一点委屈，就那么安静、坦然地走上了刑场……
    一大颗泪珠在毛泽东眼角颤动闪耀，粘粘的，沉甸甸。他眨了一下眼，那晶亮的泪珠便一滚而下，噗地溅落在枕巾上。于是，更多的泪水小河一般随在其后流淌而下。他为一种负疚之心所折磨，他对自己的过去和家庭怀有负疚之心。特别是当他得知杨开慧一直活到1930年才被何健所杀害的确切消息后，那天他没吃晚饭，并且失眠了。他甚至朝第二个妻子贺珍发了一通无名之火。因为他为各种流言所惑，不明实情，在两年前已经与贺子珍结婚。而杨开慧却在两年后才牺牲。她的牺牲很大一个原因是由于她是毛泽东的夫人！

    地下党支部同志寻找到杨开慧烈士为生养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时，身边工作人员曾悄悄议论毛泽东的家庭为革命作出的牺牲。毛泽东听到了，曾伤感地对卫士说：你们可以这样说，我不能这样说。对我来说，爱人和孩子为我作出了很大牺牲。我是对他们负疚的……

蓝色心湖

毛泽东生平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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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代 天 骄
1893年 出生于中国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
1913年 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1918年 与蔡和森组织新民学会 ,到北京大学图书馆任助理员
1919年 在湖南领导反帝反封建运动 ,创办并主编《湘江评论》
1920年 发起组织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 ,与何叔衡等组织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 代表湖南共产主义小组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湖南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
1923年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中央局委员，并兼任中央组织部长和中央局秘书
1924年 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并在国名党一大和二大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一度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任《政治周报》总编辑
1925年 任第六届农民讲习所所长
1926年 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
1927年 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任全国农民协会总干事 参加“八七会议” 任中共中央特派员领导秋收起义，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928年 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党代表和前委书记 ,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 ,发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存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30年 任红一军团政委和前委书记，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与朱德等共同指挥中央红军取得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胜利
1931年 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主席
1933年 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指挥中央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胜利
1934年 再次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
1935年 在遵义会议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结束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
结束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结束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提出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理论，路线和政策。
1936年 任中央军委主席
1937年 发表《实践论》、《矛盾论》，建立抗日根据地
1938年 发表《论持久战》
1940年 发表《新民主主义论》
1942年 发动和领导中国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
1943年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
1945年 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
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签订《双十协定》
1948年 亲自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取得了战略决胜的重大胜利
1949年 主持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党的工作重点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主持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1950-1953年 领导土地改革及其他民主改革，进行抗美援朝战争。
1954年 在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1956年 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1957年 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1958年 发动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9年 在全党内开展反右倾斗争
1963年 发动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6年 发动文化大革命
1974年 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
1976年 在北京逝世。

一语

一代伟人、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