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他的祖父康熙一样，乾隆皇帝下江南六次，但他在苏州待的时间更长些。皇帝在苏州玩什么地方？这是要好好安排的，不合上意是要吃骨头的。乾隆在北京要下来时，先叫一位大臣先去调查一下。不料，此人不通，回来时说，苏州没有什么好玩的，只是粪船很多，臭得很。结果龙心大为不悦，后来叫他到外地做了个小官。此事见于史书。此人无文化，于今为烈，这好象现在有些外地人到了苏州小巷，见了马桶大惊小怪一样，而我们现在有的人也是消灭马桶为改造古城的最大责任和功劳了。《姑苏繁华图》的作者徐扬是苏州人，曾住金门边的专诸巷，他是熟悉情况的。《姑苏繁华图》画的苏州是有山水，有农村有城市，从灵岩、木渎、石湖到胥门万年桥附近，又到学士街，然后从阊门出去，到山塘街、虎丘。学士街是城里最要紧的地方。这句话现在对不对呢？平江保护区还是历史上的原貌，河道、古桥、民居没有多少变动；阊门、山塘街也重要，正在列入保护计划。现在学士街两边都是水泥房子，灯红酒绿，还有什么古风呢？
我想，不要忙下结论，还是实地转一转。实地调查和文献相结合，如昆剧剧本与演出相结合，才是比较实际的方法。从胥门出发，看万年桥的桥基仍是青石的，这就可能说明它的年代了。发红的武康石桥基可能证明桥宋元的，而青石稍后，花岗石则再后的了。走到学士街，正在拓宽。现在古城内建了这么多的高层水泥房子，又有这么多的汽车，拓宽马路是势在必行，已经落入圈套，如武松喝了孙大娘的“洗脚水”，只能昏倒被缚。后来，醒了过来，知道是误会，于是“英雄惺英雄”了。在学士街西边的道前街上有今天的纺织工业局等所在一个大院子，这是昔日的一个臬司衙门，也是解放初的苏州市政府所在。门口还是昔日衙门的样子，里面有一个旧日的大厅。《姑苏繁华图》画了这里周围有许多应考的生员，从这里考试及格，从乡试到会试，再到殿试，然后其中皎皎者才有可能逐步当上学士，一般说是翰林学士是皇帝身边的写作班子。同样，我们的路还得走下去。
学士街盛家桥对面是财帛司堂，是宋代贡院所在。在学士街南端和干将路的接头处有笑园遗迹公园，不很惹眼，只有桥上可见一些新建的假城墙的影子。在干将路动迁时，原为升平桥街14号的明代的笑园实际上是没有了。历史上叶恭绰曾告陈从周，此明末文人徐枋故居假山“传出名工戈裕良之手，结构极有匠心，必图保存，附志于此，以谂将来”。戈裕良也是环秀山庄假山的设计者。拆迁时，一棵大白皮松当时枯死，无人顾及，四面厅、阁楼、早船等，统统拆掉，卖去，有多少木头，就连一块大方砖也有一尺厚。
再走上干将路，东面不远处的原地委党校、现机关宿舍门口的古银杏也不见了。凡是门口有几百年的古银杏的地方都是有来历的。而且，银杏往往是一对，并列在山门外面。古树，是最珍贵的事物。亭台楼阁，无论怎样精致豪华，都是可以指日建成的。更不用说是水泥房子了。树，要它合抱、参天，除了慢慢地生长以外，没有别的法子想。原来这是吴县文庙所在。苏州明清朝开科以来，出了多少状元，籍贯吴县的都是从这里出来。门口有状元桥，今天是新建的，但仍用原名。“洪文卿居吴中状元桥间，后果中状元。吴清卿与弟谊卿，同居吴中双林巷，弟兄二人果为双翰林。偶然巧合有如此。”(郑逸梅《艺林散叶》第81页)。苏州三元坊，也据说因连中三元，即乡试第一为解元、会试第一为会元、殿试第一为状元而得名。
但这里的要说的是王鏊。他虽不是状元，但是在苏州文化史上起过极大的作用。他是明代苏州东山人，十六岁时，“随父读书国子监，诸生争传诵其文”，“成化十年乡试，明年会试，俱第一。” 这都是发生在这里的事了。然后到北京，“廷试第三”。乡人传说原应为状元，因当时主考自己是“连中三元”的人，如果王鏊再中，同朝中就有二人，于是出于私心，改为第三，即探花。但文脉不绝，一直到王鏊八世孙王世琛在清康熙年考上了状元。王鏊在明正德年间官至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加太子少傅（《明史王鏊传》）。乡人传为宰相，其实，朱元璋开国时就废了宰相一职，只是地位相近，权力还是不同的。唐寅尊他为“海内文章第一，山中宰相无双”，这是拍马屁的话。唐寅又画王鏊出山图。此图常见于明代画册。不管唐伯虎如何风流，或穷极潦倒，他还是要后台的。明代内外臣的矛盾是一个特点：内阁有几个大学士掌权，又受太监平衡性地制约。当时，内外大权都归太监刘瑾，不能容王鏊，于是他就回苏州，闲居十四年，再要他进京做官也不去，75岁死去。王鏊学有识鉴，文章尔雅，对当时文体有很大影响。他的诗也写得自然流丽。“十年尘土面，一洗向清流。山与人相见，天将水共浮。落霞渔浦晚，斜日桔林秋。信美仍吾土，如何不少留”（《归省过太湖》）。他请假回时，就这样流恋家乡，老了如何不更想它？何况，伴君如伴虎，正德皇帝喜怒无常，实在不合规矩，“游龙戏凤”的戏是有真实背景的。在陆巷王鏊的家乡和墓前，至今仍可见太湖中落日的庄严，这里仍是旅游的好去处。明代大哲学家、大军事家王守仁说，“王公深造，世未能尽也”。要王守仁说好话，不易，他是极为自负，极为有创造性的人物。他还想王鏊出来做官，但苏州人一般是识相的，做了大官后，不会过分激烈，要求安稳，日后可优游林下的，后来的申时行也是如此。“天上九头鸟”的湖北人张居正算是不得了，实际主持明代政治十多年，一旦死后，家破人亡，大儿子被迫自杀。只是生前太不识相了！政治是天下人的公器，岂能一人终身为之！
在学士街口有大学士酒楼就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即挂王鏊的牌子，卖他的酒菜的。再朝北，有王衙弄，这是王鏊的故居旧名了。陈从周说，“王芑孙怡老园图记所谓：‘当时先文恪公尚宝府君作居第城西、前曰柱国坊、后曰天官坊，又辟其余地曰怡老园。入清朝以其第为江苏布政使衙门，于是柱国天官之坊中断为二，子孙散处其间’（《世缘集》同济大学出版社 1993年 163页）今机械学校内有一明基清建的古宅即是江苏布政使衙门遗址，《姑苏繁华图》上挂“江苏总藩”的大旗的地方。这是明代怡老园的一部分，当时园枕夏驾湖，临流筑室，城之雉堞映其前，“当时，王鏊和沈周、吴宽、杨循吉结文酒社，而文征明、祝枝山、王宠、唐寅、陆粲先后为其弟子，徜徉此园二十多年”（《苏州历代园林录》魏喜瓒编著燕山出版社会 1992年 120页）。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社会是分层的，精神也是有区分的。在这里，所谓“凤凰集鲁郡，群鸟从之”（《汉书 宣帝纪》），这是苏州文化的发展史上辉煌的一页。
再朝北是学士街天官坊，还是明代大学士王鏊的一部分。清乾隆年归陆义庵，占地之大为苏州之最，它是一处明基清建大型群体厅堂建筑，其占地面积约为千平方米，共有住宅、祠堂、小园林等间。其轩廊制作精细；瓦、砖、梁、柱也均有与主人身份相对应的雕绘图案。我于近年看过此宅，比陈从周1957年调查上记载更破落，只是二门楼基石仍是明代物。它一度为昆剧团，后为民间工艺厂车间和宿舍。还有一些是私房。开始我不知此处历史，但也觉非平常百姓家。但曾演戏东面大厅等已为一群混乱的农民工及贫苦人家所住。如果一把火烧了，怎么对得起祖宗子孙？这次见锁起来了。但宅后一明代木楼仍住不少人家，有一老人会做胡琴，木楼颇为开阔，开面七间，和《姑苏繁华图》上一处房子很象。再北的梵门桥吴宅是苏州市文物保护单位，保护是空有其名，但里面有很高级明代二层木楼，在苏州古宅中甚为少见，楼前有一磨砖贴面照墙，砖刻简朴独特，楼里还住了许多人家。几百年了，也不怎么维修，可是还能住人。更可惜的是同一院的明代大厅早被拆除，改建了水泥楼，这能住多少年呢？以上所说，都有1957年的测绘图可对照。
今天，我们的漫步学士街暂时结束了。再走下去是景德路－吴趋坊－桃花坞，还是王鏊、申时行、文征明、祝枝山（徐有贞的外孙），唐伯虎等。这是苏州的一条重要的文脉。《孽海花》书中借人说道：“东吴是文学之邦，状元，自然是苏州出产，…苏州状元的盛衰，与国运很有关系”。但“国运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孽海花资料》，第129页)。我不同意这种悲观的说法。但我想，要说的是在一批新水泥房子的背后，要发现苏州类似的遗址和其文化意义，现在它们都还在存亡之间，真是已经到了非立即采取紧急措施不可的时候了。如果发现了一件王鏊的书画，那总是会被珍重地藏在博物馆里的吧？故宫博物馆收藏其37岁当翰林时的一首自书诗，苏州博物馆是一张有大学士印的七言律诗：“三吴自昔灵秀钟”，谓字形跌宕而行气直贯，但对他的故居，却不屑一顾，这确是奇怪的逻辑。能拍卖一张的王鏊字来筹修他的故居？伦敦市的名人故居，都在门上钉上一块牌子作为标识。苏州的"名人"，比起伦敦来，恐怕也不在其下。我们能不能先钉牌子呢？会上已经议过几次了。
何况，这些古建是苏州传统人文精神的载体。人文似是悬浮于上述一切主义和宗教之上的更虚和更普遍的东西，它没有开发区和外资那样实惠，但它是所谓“无状之状，无象之象”。苏州地方文化保守主义者们哀叹苏州人文精神的沦落，主张恢复传统经典，在海内外很有市场。大家都在关心传统文化，是否能在现代市场的机制中开发出自己的独特空间？《江南园林志》的作者童老回忆解放前的拙政园时说："今虽狐鼠穿屋，薛苔蔽路，而山池天然，丹青淡剥，反觉逸趣横生……爱拙政园者，遂宁保其半老风姿，不期其重修翻造。"他又批评那时的狮子林说："惜屋宇金碧，失之工整。"今天去这些老房子看看，还是很有味道。但能以此聊以自慰吗？古城的破坏在现代化的借口下，是更加严重了。在漫步中，我看到这五十年，是苏州由旧到新的一个大转变，一方面是文化的推移，另一方面是城市的变动，可喜可惊。我想把这些现象，在地理和历史的合拢中起来，可见它的片影。这个退而结网的目标是从学士街开始。请读者教正。
文化大市
江苏省要成为名符其实的文化大省。这不仅是因为先进文化必然对现实社会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导向作用，必然对政治经济有巨大的反作用，而且是江苏的历史和传统的迫切要求。但是目前有些方面与上述方向和要求不符，特别是“与江苏‘人文荟萃’的历史称誉不相称”（回良玉）。这是完全符合江苏实际的。
苏州当然是归江苏管的。必须承认，苏州现状与‘人文荟萃’的历史称誉也是极不相称。但这也是我们心里的老实话。而且，苏州要是做不好，江苏就肯定做不好。然而，苏州要成为文化大市是不成问题的问题。首先，苏州有老祖宗的饭好吃。这方面是不需要多说的。如果苏州以传统文化为特色，是完全可以成为与北京、上海、广州相并立的一个超级文化大市。因为在明清时代苏州文化就是与北京文化相对，而且富有特色。上海当时还是上海县，归苏州府管。同时，苏州还是江苏巡抚的所在地，是可以与南京的总督相平衡的。总督和巡抚在地方上相平衡，是皇帝重要统治术之一，也产生了不同的两地文化。我想，苏州文化在历史上比南京高，更不用说南通了。南通就出了一个状元（我见过张謇的状元卷子），苏州出了多少？只是南通张謇是随时代而进步的，他经商办工厂，不同于苏州人相对地封闭保守。历史传统文化悠久的副作用就是产生惰性。
苏州文化的衰退由来已久。这是所谓封建主义文化的衰退，在资本主义文化前似乎不堪一击。潘光旦老先生早在30年代就说到苏州，“一困于洪杨之乱的摧杀败坏；再困于上海都市化的畸形发展；三困于无锡实业的勃兴；四困于南京变为全国的首都；五困于镇江改为省会。从今以后，有才力的人将以锡、沪、宁、镇为集中之点，而苏州将不免成为一个忙人游散之区。老人休养之地，死人埋葬之场”，“此种江河日下之势，今后能不能挽回，就得看苏州本地的人和国内负人文之责的人的努力了”（《潘光旦文集》第9卷 “近代苏州的人才”165页）。这是给苏州人敲警钟了。换句话说，要有文化自觉了。
顾颉刚说,“苏州人有一个最坏的性情，便是懒惰，他们注重享受，衣食住各方面很讲究，以至只能守着老家，不能向外发展。这实是数千年历史积累而成，也是农业中高度文化的必然结果。因为苏州的文化都是享受的文化而不是服务的文化，所以极不适合于这生存竞争剧烈的时代，这真是苏州人的危机”。解放以来，50年代苏州有一个文化的振兴，如修园林、唱昆剧。现在又是一个时机，各方面的条件都很好。但说到文化自觉还是必要。例如，近年来全国在讨论“苏南模式”的变化，连外国人都在乱扯一气。但我们面临是这样一个“苏南模式”经济基础上产生的文化，以农村干部为主的乡镇企业家管理苏州城市的必然要表现出来的文化。这不是某人不好的问题，这是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农民文化！历史早已证明，如果不学习和提高，农民文化在一定的条件下，就会是一种破坏。井岗山时，有红四军决议批评农民意识。解放初，解放军进城时有学习城市政策的办法，可是这个传统丢掉了。于是，苏州有破坏古城和传统文化的现象，其中以干将路问题为主要代表。在这里“不要争论”是一种“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大老爷态度；同时，在电脑网络时代又是一种将头钻进沙堆中的驼鸟态度。
我们的文化体制也是以官为本位。这产生了一系列严重性。苏州城市地位下降，不是省会，而且，没有历史上的状元丞相回家，当代的院士们也没有几个能回得了家，“桑梓家乡”成了空话，而多得是假文凭、小官僚习气和“武大郎开店”。再说，研究的“吴文化”说成一种神秘的宏大的吴文化，然后几个人在小圈子中抄书再以证明。不过是证明了搞这种文化的人是最没有文化，而最有“苏空头”习气。文化不是只有好的，坏的也是一种文化。这仅是其中一种表现。至于，我想，“吴文化”的定义还是不说的好。“文化”本身就说不清，这本来是一个人类学的定义，有一百多种。我可以列举出来。其中重要的有费孝通的老师马林诺斯基的“文化论”，费孝通译成中文，三十年代就发表过。不过，我们还是抓其大意，即可。
我们还是抱老老实实的态度，从苏州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市委领导到下面的同志都要自己作调查研究，切切实实地解决一个个具体问题为好。例如，昆剧的人才培养问题。这可是活的，人是要死的。而且。从外地是引进不了昆剧人才的。当务之急是首先将一批老人才用好、养好！可是我们工作上的问题很多，“领导亲自吃饭”这句开玩笑的话，却有意思在内。怕的是苏州传统文化像“苏南模式”一样，集体经济垮了，却不敢承认事实。虽然可以改制，可以有外资引进，但今后的社会和文化问题决非可以长期掩盖下去。我们是共产党人，站在中央要求的“三个代表”的立场上，一定要将苏州的文化工作做好。这是历史的责任，也是文化的自觉。如果从政府方面做不好文化工作，将来要留给个体户和外资来做，又要多少周折。我们不要做历史的罪人。虽然司马迁是受了腐刑后，发愤写出了《史记》，但最好还是不要受腐刑。所以说，不要让“汉武帝”式土皇帝再出来。
失落的象征
苏州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在明清时代最高水平的表现。就是现存苏州古城，也是远远超过丽江、周庄等。目前城市经济和管理还比较好，但同时，大片老宅的破落是无可掩饰的事。这是苏州传统文化的生命力衰落的象征。
顾颉刚说得很清楚，从前苏州人生活于优厚的文化环境，一家有二三百亩田地就没有衣食问题，所以集中精神在物质的享受上在文学艺术的创造上在科学的研究上。一班少年人就把精力集中到科举上，练小楷，作八股文和试帖诗，每个读书人都希望他由秀才而举人，进士、翰林一步步高升。可惜到了太平天国而突然衰落，藏书散出，建筑被毁。特别是经济中心由苏州移至上海，太平天国之后苏州残破，米业又移到无锡。辛亥革命后，省会迁到南京。国民革命后省府迁到镇江。于是苏州即不是经济中心也不是省区政治中心，离开了经济和政治的力量，文化水准也就每况欲下了。民国时的苏州街道愈来愈不整齐，房屋破败，市面愈来愈不景气，可以说是破落户的总汇了。
现在看苏州实际上有三个保护尚好的地区，平江、山塘和阊门附近。这是因为穷，拆迁不起而保护下来的。其中有卫道观前潘宅廿西面的礼耕堂是看过的，但东面是最近才看到。鸳鸯厅的楠木长窗是第一次看到，前面院子里有一棵据说是苏州里最大的白皮松，还有紫薇（呈黄枯皮色，但春天开花）。主人还是原来的潘家，只是已经是17、18代了。一个40岁左右的女孩说，没有工作。整个家庭是很穷困的样子。还说，一张明式的紫檀的桌子在前几年被死去的父亲卖给日本人了，8千元。我知道，这太便宜了。这是苏州名门大族衰落的象征！鸳鸯厅前后有五家，其中二家是公私合营的，三家还是私房。上海人想用一百万买下。我想，再加一百万，便是很高级的住家兼园林了。上面提到的女孩家，30万即可买下他们70多平方米的面积。新房子比这些旧房要舒服多了，但修好后就不一样了。旧房子在这几年已到最后的日子，都说再过50年就没有了。
有人说，我们这一代人要被后人骂的。乌镇给苏州人一个刺激，能有用吗？如果再做表面文章，实际上让大片古城区自生自灭。现在的水泥房子，即使是仿古的，能住几年？苏州大会堂西边一水泥房子被炸成一堆灰，这是对目前流行的苏州古城改造的房子的未来的预告。应当到了对所谓古城改造应当再思考的时候了！
读《苏园六纪》
《苏园六纪》是一部很好的电视片子，充满诗情画意，也有文化内涵。我看了之后，不禁惆怅起来。这首先是电视片的艺术魅力感动了我。刘郎是外地人，在短短的时间内能与大家合作写出这样有影响的片子，不简单。但这给我的一个印象，苏州本地人是不是已经到了没有人才写这样作品的地步？否则，为什么不见本地人来写呢？其实，“苏空头”也是苏州文化的一种表现。我认为，苏州传统文化在衰败之中。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只有承认了才有进步的可能。上面的说法似乎给我一个证明。就是说苏州状元多吧，但状元的大多数没有多少出息，这是毛主席说过话，我还是相信的。状元和人才是不能划等号的。其实，苏州的书香门弟早在衰落，有时还不如学一艺在身。苏州历史上戴纱帽做官或做学问的人比较受尊重，只是其后代不一定做官做学问，倒是败落的多，不如戏剧世家的艺术魅力一般可以传之后代。
我不禁挑剔了一下《苏园六纪》，至少有一个地方似要改正的，如举王世襄的话来证明苏州园林的家具的优美。其实，王世襄对苏州园林的家具陈列有尖锐的批评，因为王老是研究明式家具的，对苏州园林大量的清式家具雕饰过分，早有批评。只是我何处读过的，记不得出处了。这里另抄一段：“从无数绘画可以看到明代的室内陈设朴素简单，家具疏落有致。入清以后，才日见重叠拥挤，而家具本身也越来越繁琐”（《明式家具珍赏》三联书店 1992年）。对此，我的印象很深。因为自此之后，我开始注意苏州明式家具与明代园林在文化内涵上的一致性。苏州明代家具大量流落海外，我在伦敦见过大批明代黄花梨家具，但在苏州很少见。然而，苏州明代二百多处园林是散落在古城的各处，可对许多遗址作了实地调查。如查一下现在文物保护单位，常有突然的惊喜。明代建筑还是常见之物，只是多年失修。修复明清古宅是当务之急。北京已经注意了这一点。
再说，对人文知识分子来说，研究明清两朝园林的区别和联系是一个大问题。两者主要区别的背景是统治阶级的民族不同。明代皇帝常不上班，有的学做木匠，有的一心练丹，有的沉缅女色，早死者比比皆是。明代中后期士大夫自由，明末三大案是集体闹事，但内哄也厉害。到清代便绝无此事，皇帝管得紧，他们以马上得天下，也要以马上治天下。现在电视上的“戏说”不是全无道理。中国传统文化如园林、字画、昆曲的水平一般说来是明代高于清代。比一下明代和清代文人的书法，就知道了。
苏州园林的研究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如修复后的“五峰园”不太象明代园林了。虽然目前先天不足，地方太小，但不必新建这么多建筑，如移一个楠木厅，即可，才能给人以疏朗之感。园名集的是文征明字，太差，连说明书也不通。
苏州园林和古城区不要落在四周高楼之下，如井中之物。干将路和苏州中轴线玄妙观、宫巷的交叉点是苏州古城的中心，但在此新建的“齐云楼”，不禁不象历史上的高楼，而且，在像是潘金莲肩下的武大郎，它在华丽的高楼的胳肢下，多么萎琐短小。苏州古城的水本是自然地流动的，局部用抽水机解决不了问题。请看干将河的水又发绿了。费孝通四十年代就说古城区的河水是天下最臭的水，至今没有多少改变，而且只有变本加厉。苏州作为园林城市，平民百姓对园林没有什么奇怪，不仅是熟视无睹，还是因为他们的生活环境中的有些老东西比园林的还要好。大家可以举出一系列例子。苏州大片古城区的文化品味比周庄等是高多了，但一直没有开发出来，对此愤愤不平，是苏州人的老调子。连拆下来的木头和石头也被卖到周庄、同里去了！我说，宁可外面是破烂，内面是园林，不要外面是高楼。
我希望，苏州能有奥运会这样的机会，有二千多亿美元的投资，将古城区的居民搬一些出去，再建一个平江城。从此再也不开山、不填河、不开大马路、不拆古房子，将大量的文物保护单位真正地保护好。也许不久开的APEC会议会带来机会。
要做实地调查和文献相结合，才能深入了解古城。我还是一个学步者，更不是园林专家。写《宋平江城坊考》的王謇老先生要是活到现在要一百多岁了。他当年被人骂为疯子，他老人家在苏州穿街走巷时，看见有好的碑文，就要掀起长衫，蹲下抄下的。我宁取这种“疯子”精神，而不要只是作秀。
另外，说瑞云峰的所在地今十中是王鳌故地，我在古书上没有查到，根据在那里？这是要请教于专家的。因为这也很有意思。因为十中的前身是振华女中，创办人是王季玉，她是王鳌后人。如果是真的，这是一个得之于无意中的文化延续线索的证明。也许可以说，明朝中期，从大学士王鳌开始有一个上升的辉煌的时期，数百年不衰。苏州传统文化的延续，从王鳌到文征明、唐伯虎等，这是人所共知的。但我近来发现，从王鳌后人王季玉（还有其兄王季烈是昆剧专家，其他王家人在国外人甚多）到费孝通也是其中一条线索。东山阁老厅、王家巷有前后二栋明代房子，规格很高，其中一栋与苏州学士街的相同，可能都是王鳌家的老宅。至今高敞明亮，可住人，不同于另处的明代老宅。站在东山陆巷王鳌的墓前看日落，辉煌庄严，这是东山一景：“寒山夕照”，千万年不变。东山有170座明代老宅，如裕德堂的二进雕梁画栋，它门外的紫藤是宋代之物，传说牛皋曾被绑在这里，这些都是值得一看的。
吴地传统与现代化调适
吴地文化的形成和构成。首先，吴地的概念不可能完全相同，毛泽东“庐山”诗曰：“浪下三吴起白烟”，就是说，吴地有三处。三吴之一是吴中，以苏州为中心，即现在我理解的吴地－苏州。其次，文化原来是西方人类学的主要概念，费孝通有马师的“文化论”。经过消化，潘光旦和费孝通的人文思想，现在我看来，可以是古典人文主义思想、英国社会人类学和中国历史以及科学技术的结合，具体表现在一个社区研究的实地调查。这里的社区文化是以人及其文化为中心的。人是有个性的，文化也是丰富多彩的。社区可大可小，大到可以是一个大市，如苏州。
在新的历史社会发展环境中，苏州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变化是多方面的。这里关系到自然地理环境和范围；苏州官僚政治地位和地方官制作用；遗传因素；文化关系（师承、派别）等方面。又可分为科举（状元）、朴学、文艺、字画、昆剧等方面。如实地调查西山东、西蔡村等古村，可说明赵宋南迁影响；又有朱元璋迁安徽人到苏州的影响；可以潘光旦论苏州人才一文为例，注意方志。
在文化局公开招标的课题中有“现代化的调适以及社会文化的症结问题“一语。什么叫“调适”？我不明白，也无法请教于各位。但见“辞海”上说，“调适”是“和顺舒适。欧阳修《大庆殿行恭谢之礼御》：‘首春以来，偶爽调适’”（ 语词分册 上海辞书版社 新二版 1986年 366页）。或者说“调适”是“适应”或“顺应”？英文adaptation 可译为“适应”或“顺应”(“英华大辞典" 郑易里等 时代出版社 1963年)。
潘光旦先生在“乡土教育”一文中说，“一切生命的目的在求所谓‘位育’。这是百年来演化论的哲学所发见的一个最基本最综合的概念。这概念的西文名词，我们一向译作‘适应’、‘顺应’，我认为这译名是错误的，误在把一种相互感应的过程看作一种片面感应的过程。人与历史的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都是相互的，即彼此之间都可以发生影响，引起变迁，而不是片面的。说历史与环境完全由人安排是错误的。说历史与环境完全支配着人，也是错误。”“中庸上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后世注经先生又加解释说‘位者，安其所，育者，遂其生’，安所遂生，是所谓位育。任何事物能安所遂生，能位育，岂不是恰恰可以代表演化论中译错的概念。”（潘光旦选集 潘乃谷 潘乃和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第1 册 12页）。
我们就是要在人和自然的互相作用中，发挥最大的正面积极作用，揭示吴地文化在近代的相对优势和退化，注意到以往传统人文精神的关系，与社会发展协调的程度。不能说社会变了，为了生存，只能卖假文凭或做类似的事。那将是低级动物的水平，而万物之灵的人不能这样。目前“苏南模式"”的变化，反映在文化上是本地文化农民化问题，表现在字画、现代报告文学、散文、大学的学术独立和干部文凭等方面。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苏州农民与知识分子的特殊关系的作用。但以后是现代经济和网络的更大影响，私营经济和西化的影响。
“ 经师亦是人师”
写费孝通教授的人很多。因此，老先生与诸多名人一样，会有许多“光环”，而且，别人也要“沾光”。这是我从来未写过先生的原因。我怎么写呢？太熟了，反而不好写。外国去了一个月，半生不熟的，回来倒可以长篇大论一翻。朋友叫我写一下费老，我推了很久，最后决定自已怎么想，就怎么写，以平常心来写，一切形容词都不要。
每年，费孝通教授都要回家乡，我总是能看到他，而他总是要问到我的学习情况。前几天，我刚去吴江看过他。不管有没有旁人在边上，他就问我书写出来了没有？他总是督促我，不许我分心，要我专心做社会调查。我已经54岁了，但他看我，还是不用功的顽皮的小孩。我想，将话岔开，但他不放松，接了问几次，边上看的人都笑了，都说先生的脑子还很清楚。现在先生90 多岁了，先生还是要每天写作和读书。先生真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不知老之将至”呵！
和历史、文学等学科相比，社会学本来就是一个不怎么成熟的学科，特别在中国，虽然恢复了二十年，但还是不成熟。费老说要补课。他是以身作则，还要读外文书，读他外国老师派克和马林诺斯基的书，说年青时读书不多。近年来，费老发表的“补课”札记就有数十万字。他希望，我们这些学社会学的学生继续努力，不要辜负了这个大变化的好时代。
今天，我在看北大潘乃谷老师寄来的费老的论文《进入21世纪时的回顾与前瞻》，这是今年8月份发表的。我一看就知道，这是先生的文笔，还是那么优美亲切！别人是代笔代不出来的。例如，我这个老学生就从来没有替他写过。前几年，他还是自已用笔写，还要誊清，直到90年代中期，才自已写大纲或草稿，请人用电脑打出来，再自已修改成文。他用的是普通的园球笔，毛笔是难得用的。题词是被逼出来的，他从不认为自己的毛笔字有多好。有次，他被逼得生气了，说我不管，你们拿去好了，象是小孩子被逼了做功课。先生自豪的是他的文章。有次，我看着他长满汗毛的手，心里想这只手写了多少文章！460万字的《费孝通全集》还不是全部！我知道还漏掉一些。
我是1985年在附中校庆，第一次见到费老的。他谈到，读振华女中时，他是唯一的男生。当时，他老是生病，人又长得小，妈妈怕被男生欺负，就送到女校；王季玉校长对他又是多么关心。他谈得很幽默，我一下子就喜欢他这个老头了。早在60年代，我就读过他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虽然此文当时是列入《社会主义教育教程》一书，作为“右派”的反面文章，但我喜欢他的文笔，如同我喜欢何其芳的文章一样。于是，我就想跟他读书。
1986年我报考北大博士生，因为临阵前怯场，没有去。1987年再去，结果考上了。到北京的当天，我打电话给北大潘乃谷老师，知道先生家的电话后，打通了。先生没有接电话，叫人说，考试后，再说。三天后，我到民族学院的公寓楼里见到了先生。我是马马虎虎的，没有什么见面礼，只是说我喜欢他的文章，所以要跟他学习，又一次说到《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但先生没有响。后来，1992年我跟他到杭州，去西湖游览。他才跟我讲了来龙去脉。这是他的‘心病’，虽然早解开了，但也不轻易说的。1956年，发表的还有《为西湖不平》一文，批评了西湖周围都是名人的坟墓，把岳飞搞成一个低级官僚的样子，行文才气绝顶，毛主席看了拍案叫绝。以后接见时说，我在北戴河看了你的文章后，马上就想用飞机接你来一叙。
在北大学习的第一年，除了学英语和其他功课外，我找到先生的《CHINA GENTRY》（中国绅士）一书。这是1953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的。我是从外国人赠送的乱书堆中找到的。北大图书馆和先生自已都没有。先生见了，就想要，但我抢了过来，先睹为快。在这一年里，我将此书粗译了出来。但先生一直不同意发表，有次晚上还亲自打电话给我，除了我的翻译问题外，他有难言之衷。但此书的方法对我一直有很大的影响，如临帖一样。我们一直注意乡镇企业家的发展问题和社会分层问题，以及目前的个体户入党问题。这的确是中国目前社会变化的关键。社会学在这一点上是先行一步的。
1988年我在昆山调查我以前插队的村子。1989年先生也到昆山，还到了石牌镇上，还说要跟我到村子里去。当时，公路不通，没有去成。先生教我深入最底层，和最普通的人朋友。这在社会学上叫田野工作。当时，南北村还是集体办厂，吃大锅饭的弊病已经很明显。我的博士论文对此做了忠实的结录。如果不做，现在就做不到了。先生对此有评语。南北村先后经过三个村书记，有种种问题，后来又改制，工厂变成个人的。村里还是农业为主，又变为养鱼为主。大多数年青人都进县城了。往事如烟云。但我们的研究方法永远不会过时。
值得一提的是先生的聪明和非凡的观察力。他到昆山一下子就注意到了开发区，说这是非常重要的新发展。他热情地写信给当时全国人大的主要负责人，表示支持。在国家级领导人中间，他是第一个表态的。这也影响到我观察昆山开发区时，总是把它和周围乡镇的发展问题和农民生活联系起来看。这样就比较全面和准确些。先生对周庄的发展也是早看一步。1988年，周庄很穷，沈厅是破破烂烂，不入时人眼。我请先生题词，先生马上就写了，当时有些人还不理解。
1990年代，先生几次到苏州，又注意到苏州新区和园区。先生也是作为国家级领导人中第一个题词的。对新加坡工业园区。先生一直非常注意，他说这种新加坡工业园区模式与苏南模式的比较是很有意义的。他对新加坡软件在中国的应用，一直很有兴趣。1996年他说，不能只看到钱，没有看到事情的全面意义。当然，租界的旧概念不符合实际，但新的概念还没有出来。大家都要有很丰富的知识，眼光要远大，预料是困难的，但是要跟上。我们应看得比较全面，比较有深度一些。人类进入一个新世纪，世界性的条件都出来了，这不是偶然的。工业园区为什么放到苏州？新加坡在无锡、山东都有投资，但中心在苏州。全球的风水在苏州。以前的人怎么看风水的？这里说的是指地理区位。但对不起他的是，我借来的一本李光耀《回忆录》一直没有借给他看。有次说起此书，先生急了要看。“苏南模式”的变化，其实先生在他提出的“温州模式”、“东莞模式”中，已经注意到了。这三种模式正有混合的趋向。中国之大，变化之快，真令调查的人跟不上。90多岁的先生当然是顾不到了。将这个变化的过程写出来，是我们的责任。
先生的学生很多，“桃李满天下”。朱镕基总理也是他的学生。1990年，我跟先生到上海，当时朱镕基是市委书记，见面就说，“我在清华大学听过你的课”。但先生从来不说，连他的家里人也不知道。
先生为人真诚坦率，我说话有时不知高低，他从不生气，更没有架子，总是和人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他和蔼可亲，但个性也有倔强的一面。他喜欢吃花生米、红烧肉，人老了，又这么胖，还是喜欢吃肥肉；他不喜豪华，生活朴素，有次他在上海，不要在锦江饭店里录像，说这里太好了，不符合我的实际。他有一条皮带用了很久，很难看了，还在用，大概买不到吧。他要重读年青时喜欢的龚自珍的诗文集和顾炎武《日知录》。龚自珍和顾炎武两公的书，我给他买到了，送给他，他还要给钱我。
现在，长寿的人是愈来愈多了。不仅费老是老而弥健了，而且，他在苏州还有4个大学或中学同学，都是90岁以上的人了。去年，他们见过面。费老的姐姐费达生马上就要百岁了。费老的英国老师弗思于今年3月已做了百岁的庆祝活动。网上看到有许多学生来祝贺。我还是前年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学术会议上见到的。他走路不用人扶，讲话很清楚。只是脸的皮肤很粗糙，象是树皮一样。他知道我是费孝通的学生，问我何时见到费的？我说，一个月前。他说，早知你要来了。会议结束时，他是一个人走的，不要人送他回家。他住在乡下，一个世外桃源的地方。身体之健，头脑之清，令人惊奇。这是一个多么自豪，多么勤奋的老人群体！永远值得学习。
浮桴海外
中国鉴真和尚到日本，可以传教；中国学者到日本，也可以为大师。这是近来才知道的。梁启超说，“德川二百年，日本整个变成儒教的国民，最大的动力实在舜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舜水不特是德川的恩人，也是日本维新致强最有力的导师”。这个舜水是明人朱之瑜，浙江余姚人，曾随郑成功，后因失败，流亡日本。其人为学平实，为人光明，是一代大家。他主张实学，主张治政与治学应有所区别。他说，“太守以临民为业，以平治为功，若欲穷尽事事物物之理，而后致知以及治国平天下，则人寿几何，河清难矣”（卷十一《答野节问》）。但他又认为，真正的学人，应该是知书识礼，又勇毅刚大；做官时做官，读书时读书。读书人也可以做官，以诸葛亮为榜样，应是“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和“致君立国，垂世立教”，即是将二个方面的特点结合起来。
为此，他提倡读史，“经义简奥难明，读之必生厌倦，不若读史为愈也。《资治通鉴》文义肤浅，读之易晓，而于事情又近。日读一卷半卷，他日与事理吻合，世情通透， 必喜而好之，愈好愈有味”（卷八 《与奥林庸礼书》）。此话说得通彻，真是“此就中年为学者指点路头，使之实有益也”。历史乃最高之政治课本。天生名将，也是要多读兵书。君不见历史的复杂：“周公兄弟相杀戮，李斯父子夷三族。富贵常多患祸，贫贱亦复难为情”。古人的理想“少卓荦有大志，好读书，书未尝去手，无所不读，盖亦无所不论”，但今人亦应如此。
苔丝的命运
在1800年，狄更斯小说的现实主义传统蜕变，只剩下了情节，新意和深刻是没有了。哈代以其独特的面貌－诗人兼小说家的身份站在是英国二十世纪文学的门口。他是自视不凡的。在其“身后”一诗中，他写道：
人们传闻我终于安息的消息后，
若倚门仰望冬夜布满星斗的天际，
愿从此见不到我的人心中浮现这样的念头：
“他这个人可洞悉那里的奥秘。”
哈代的小说《苔丝》说的是南方英格兰绿色乡下少女的无可奈何的人生和悲欢离合的命运。苔丝是美丽的“叛逆”。纯洁的苔丝被迫与一个人同居，后来又杀了这个人。哈代善于描写自然，人是大自然的产物，但人是万物之灵，精神的自由和愉快、满足是最重要的。哈代有反宗教的倾向，但他对书呆子的讽刺也很厉害。苔丝的丈夫学了哲学，聪明起来，但没有宗教的仁慈，更不如人性的自然。这有些象我们文革中的说法，高中毕业后种地，据说，就可以为以后学哲学打下基础。这种离开文化主流的结果是令人愈来愈蠢。我的一个和英国人结婚的同学曾说，英国人的性格和中国人很相似。《苔丝》中的很多描写都使我体会到这一点，用复读机听小说，使我听得很仔细。哈代的小说有曲折生动的情节，反映了当时社会中穷人与富人的差别和矛盾，而且风景与故事的结合巧妙动人，最后在荒野巨石阵中的结束是特别动人的。这感动了多少代的人！
有人说，“要知道哈代的一生，读他一百行诗胜过读他的全部小说”，所以我要再一次引用他的诗：
我再看，依然是漆黑一片，
刹那间，生活把手抬起，
露出光辉的明星一盏，
一颗明星升起在潮雾迷漫的远方，
放射出照亮天际的光芒
象火炬般明亮。
-- “生命我何曾计较”
这是前一个世纪初的星光。一百多年过去了，现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学中，谁是最先站在门口的呢？我想，刚得了诺贝尔奖的高行健不行，这倒不是他文学中的政治观点对我的影响，而是他的作品对我的印象（他说的明代冯梦龙的吴歌优美无比的观点，倒是我很欣赏）。但文学作品必须有要锐利的批判性。如果写的全是无关要紧的事，技巧再高，也是不能反映我们这个伟大的变动的时代的。英国文学史上称这种毛病是“物质主义”，我则叫“马屁主义”。
狄更斯小说的特点
我还是少年时，就读过狄更斯的小说。我热爱的诗人何其芳在文革中教年青人学英文，读狄更斯的小说，结果被姚文元批判。我向来不理睬“四人帮”一套，但至今我还是可惜当时未照何其芳的意见做下去。现在五十几岁了，才认真读了一本狄更斯的英文小说《远大前途》（GREAT EXPECTATION）。我还用钟道隆的“逆向法”认真听了此书的简写本的录音。全书和《奥立弗· 推斯特》（OLIVER TWIST）、《大卫·科波菲尔》（DAVID COPPERFIELD）一样都是儿童的口吻，狄氏是个孤儿，念念不忘儿时吃的苦，他的小说主人公也是如同他的身世，也许现在一些插队青年变成老年后，也是这样唠唠不休。他的作品是深刻的，揭露了英国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通人生活的苦难和人性的复杂。“势利之心，圣人不能无”。人到老时，才懂得人生真正友谊的珍贵。但狄更斯都归之于人心的善恶，对个人发财致富不免羡慕之情。他的远大前程也不过是个人的读书发财。然而，狄氏的文学天才使故事非常生动，他的笔调幽默，人物栩栩如生。我在伦敦时，在大教堂内到过狄更斯的墓前，又看过《老古玩店》（OLD CURIOSITY）的旧址。但是在目前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化中，我才体会到私有制发展初期的残酷性，这使我对狄更斯的小说似有更深的理解。
“大明宫词”的启发
深夜有时睡不着，看电视借以消磨时间。什么“铜牙铁齿”，什么“皇嫂花”，一笑而已，但《大明宫词》对我倒是有启发。此片有文学的卖弄外，还是有历史的基本线索，至少在这点上，比一些“戏说”的电视剧要好些。我在1960年时看过《武则天》的话剧，这是郭沫若的剧本，朱琳演武则天。在我初中时的印象中的武则天不同于1974－1977年的武则天，当时江青名批周公，实批周总理时，江青自然成了武氏。传统历史学家说的“武韦之祸”，当然我深信不疑。江青当时设计的服装和她的人一样，名不正言不顺，当然是接不了班的。后来在审判时，她自称是一条狗，倒是实话。
武则天时代是一个复杂的时代，各种矛盾交叉。武氏有二个儿子轮流当皇帝，还有女儿太平参入，孙子们纷纷争位，还有武氏的武家人，还有武家人和李家人结合后的后代。宫外面有陈寅恪说的关陇集团与山东集团之争，或掌权的贵族集团与新兴地主集团之争（我在1969年插队时，在9大结束的深夜外国广播中，听到评论说：以后会有毛主席湖南集团与林彪湖北集团之争，不料果如其言。现在也许可用此种方法推导历史）。武氏重用酷吏，但用后也杀，这和斯大林在大肃反时杀叶若夫等手法也是一样。但“清官难断家务事 ”，女皇帝当然就更难了。中国女人从政不易。历史做女皇帝，只有武氏一人是公开地“名正言顺”地做。英国可以有几个女皇，至今名声尚好。英人编的《剑桥中国隋唐史》说，当时武氏在农村是得农民人心，只是有些做法“不符合儒家准则”（《剑桥中国隋唐史》〈589－906〉〈英〉崔瑞德（Denis Twitchett）编 中译本前言 3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为什么唐玄宗时会出现大乱？武则天时代倒稳定了几十年。这是有现实主义的意义。“安史之乱”主要原因不是安禄山是非汉族有异心，而是“腐朽入骨”、“一心想纵欲享乐”（范文澜语）的唐玄宗时代一系列失策：军方地位过重、地方行政结构混乱、财政崩溃、土地分配不公、人心不服等原因（同上 6页）。李白诗：“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装”，骂杨贵妃如赵飞燕是亡国的祸水，不过是文人的夸张罢了。安禄山之乱到唐朝灭亡，还有大约一百年的时间。为什么清朝消灭太平天国之后不到数十年？当时曾国藩大胜后，见到天安门前御河水断绝，黯然泪下，知道清朝还是不会长久了。
电视不能一味以收视率为准，随波逐流。要做文化的解释工作。人们如有更深理解，才能有较好的社会效益。这是我看电视时不识时务的一点想法。
读《于少平画集》
近来，北京荣宝斋出版了苏州画家于少平的个人作品专集：《于少平画集》。该书有58幅作品，主要分为传统水墨山水和颇有现代艺术精神的小品。我以为，特点是作者从传统程式出发，而又是独出心裁。这是当今时代的影响，但又是有历史渊源的。如果看画上题跋，就可以知道作者的功力，中国画的生动线条与书法的线条是分不开的，于是有文人画等各种表现。如果中国画没有线条的精彩表现，就不成其为中国画。这种功力非一朝一夕之功，就是体验也需要长期的努力，如同浮躁者不能品酒、品茶一样。
但对少平的小品也需要一种理解。在现代艺术中，照相式的图画己经过时，面临的是一个新时代，如凡·高等以我为主，夸张甚至改变事物的外形，是一种新的创造手法。现在，这种现代艺术的手法表现更为强烈，而且结构明确，技术直接了当。就是儿童画也不一定要那么端庄，只要表现出一种向往和梦想，也就可以了。这也是来源于自然，又高于自然。
我看了李苦禅的记录片，他的写意花鸟画是有来源的。他受到明人徐渭的影响，又重书法，又从中国戏曲中得到借鉴，这使我感到一个艺术家的成长不易。同时，西方诗人叶芝(Butler Yeate)的名诗写得好：“一切都变了，彻底都变了，产生了可怕的美”(“All changed, changed utterly : a terrible beauty is borne.”）。美的观念在变，但是真正的艺术总是表现着大自然和社会，表现爱情，忧愁和苦难等一切生气勃勃的东西等等。在现代社会的某些人往往是忙碌的，斤斤计较的，唯利是图的。对这种功利主义，“人情薄如纸”是很恰当的话。所以人们往往不能理解真正的艺术，尽管社会仍然有很多进步的方面。
最后，我想到少平的前程远大，不可小觑也。少平身逢盛世，必大有作为。以上是我学习的一点体会。
加劲划浆
我插队的时候，住在阴冷潮湿的小屋内，还要在雨天里挑泥。我经常想，这样要干多少年呢？我会在这里终生吗？以后会变得很老、很老，一生会有什么意义吗？时过32年，今天我回到了1966届高中老同学中间，坐在茶室里清谈，透过大玻璃看见凤凰街上的车水马龙、灯红酒绿，仿佛是梦。我的日常生活平淡而有规律，读书、写作、上班、锻炼身体。但是我的一位刚从外国回来的老同学说，他在国外还经常梦见以前没有城市户口，在乡下吃不饱的日子；回城市后，又拖过板车。幸亏1979年以后的高考不限制年龄和出身，我们才有读书的机会。现在的竞争更加激烈，说是年龄歧视，你也没有办法。幸亏“五四”人物钱玄同不在了。他曾发一怪论：“四十岁以上的人都可以枪毙”。现在有的地方, 55岁还可以竞争上岗，但年纪毕竟大了。我们的同学中已有人死了，但我们还没有死，以后要注意了，还是准备多做些事。生命的延长和兴趣，这是步入中老年的人经常想到的事。我们常见的是秋色萧条，景物寥落，甚至是墓区的寂静。
青年人有一种无穷的希望和幻想，有时自以为是神。的确，我的一个朋友的小孩在读名牌初中，他就自以为是神。毛主席比方得好，这是早上8、9点钟的太阳。青年人有着无限辽阔的远景和前途。人正当雄姿英发，谁去想衰朽残年？人正当年轻力壮，钻研学问，谁想三灾六病？但以上的要求是在一个社会正常的情况下，才是可行的。如果又是文化大革命的混乱，那么还有什么？甚至要求一个受过现代教育的人重新回到原始的耕作状态下去，这如要人变成猿一样痛苦。过去的不是梦，但仿佛又回重现。年龄和贫穷使人正视现实，否则会四处碰壁，象是船触礁一样。
但是在年轻人看来，一切都还早，恣肆狂妄、目空世界是应当的。不管有多少人象稻子一样被用镰刀割下，生活中的鲜花－爱情、希望和欢乐永远是新生一代年轻人的。难的是在身强力壮的时候，想一下自己扮演的人生角色。我的思想闪烁不定，如星光灿烂天空中的一颗小星，虽然无足轻重，但在星光下，还是走着自己的路，在寂静的脚步声中前进。又象俄国作家柯罗连科所说，“生活之河却仍然在那阴森森的两岸之间流着，而火花也仍然非常遥远。因此，必须加劲划浆 ”（《外国散文选》148页）。
拥书万卷
古人说，“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北史·李谧传》）。但我有这么多书，却没有这么神气。我现在步入中年，知道来日不多，心中黯然。一般读书人的日子并不好过。韩愈的“进学解”说得动人：“三年博士，冗不见治。命与仇谋，取败何时？头童齿豁，竟死何裨？不知虑此，而反教人为？”而且，我的一些书还未读过，一些文章还未写出，觉得对不起老师和自己。我相信宋人黄庭坚的话，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交于胸中，对镜觉面目可憎，语言无味。又觉得顾亭林致黄梨洲书说得好，顾氏以前也是“注虫鱼，吟风风”的文士，但“积以岁月，穷探古今”以后，“于圣贤六经之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渐有所窥”。
山上的空气新鲜，又有一种闲静的风气，历来是读书的好去处。诸葛亮未出山之前，也是说闭门读书，以求苟全生命于乱世。但现在的市场经济的世态已经使穷书生不易有静寂和默想的地方，也许山中庙宇可以暂以存身吧。鲁迅说，中国有时搬桌子，装火炉也要流血的，“读史就可以觉悟中国改革是不可缓和的了”。除非你是超人，你对于现状一定会有不满或不平。但太直了，就会如门板夹平了驼背，会丢掉性命。
且不论时事。在标新立异的广告世界，一种商品就可以使生活幸福美满。但这是水中月、镜中花。现实生活有时使人清醒或萎缩，我们周围的烦恼、厌倦、冗长、痛苦，难道还少吗？如果能生活在广告世界中，人似乎象神仙一样，也是好的。但人有时总感到幻灭。生活是悲剧又是喜剧，勇敢地正视吧。而且，戏剧本身也是一种生活。戏院后台化装室内的明亮灯光和油彩香味，使人感到有一种节日的气氛，好戏马上就要上演了。在辉煌的灯火中，五彩缤纷、神采照人的昆剧演员带我们走入一个优雅的世界。它在召唤什么？我愿意永远在这种热闹中，灯火阑珊的学者生活太久了。就是结束，也要象罗马演员在演出结束，就要下场时常用一句台词：“那么，就让我在你们的喝彩声中下台吧”。
读书和思索
有人说，“因中国社会急剧变化， 许多人主张读书不是学问中最重要的。所谓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一首古诗写得无耻：“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穷贱，一生长辛苦”。至少不读书，自恃聪明的人，以自已的眼光来判断一切，有时不免肤浅。陶潜自称是“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但实际上，以自已的实际生活体验读书和写作，他的田园诗第一。用这样的方法，聪明人会更聪明，笨的人也聪明了。
文学是人格的自然流露，如果装腔作势是一目了然的。但天赋聪明也要读书。学问的功力和语言的敏感，大半是辛苦训练的结果。作家如果是有学问和经验的，有着丰富的敏感的精神生活，他的所见所闻在笔上流出来时，是水到渠成的。如孟子行文，明快犀利，英气逼人，是其本色。我们还可从许多哲学家和诗人方面借得一副锐眼，应俗随时，或潜藏丘壑。在一个人的天生资禀、身世经历和传统习俗是不同情况、不同方面地结合在一起的。这种结果是不同情况结合，自然得来的，不是单一的。如昆剧演员的后代不一定喜欢昆剧。
书可以把我们带到更广大的世界中去。我们有时知识经验不够，有时因人生的不平，困苦或孤独。就是伟大的人物，也有他的痛苦，甚至比我们更痛苦。这时书本便是人的最好的朋友，它绝不势利。但我插队时的小队长最痛恨我读书，认为这是浪费时间，最好要人整天做，如牛马一般最好。
我望着自已的大书架，一本本的书是读过的，绝大多数至今还记得，心中感到自豪，这里有多少知识和智慧，可以随时应用。读书是一种享受，你的心灵舒展、自由，充满想像。就是“你的经验和作者的比较起来，所得的结论可能一样也可能不同，但了解他的观点就可以建立你自已的观念 ”。对孩子们读书来说，就更重要了。他们可以在台灯所射出的小光圈里，准备从事着人生的大战。
但是读书过多，可能如吃得过多，消化不良；也可能如人坐车过多，不能步行了。读书读得自已丧失独立的思想能力，是愚蠢的。要有自已的体会，首先的条件是实践和天赋思想能力的锻炼。恩格斯也承认天赋思想能力的存在，但又说学习哲学可以提高思想能力。细心体验、融会贯通是重要的做学问的功夫。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寺院方丈不能理解，为什么达·芬奇有时大半时间坐在画前沉思默想？照方丈看来，“这完全浪费时间。他的主意是要把画家当作苦工一样，昼夜劳动，永不停笔”。但艺术规律是“有才能的人有时恰恰是在看来无所事事的时候，产生最丰硕的成果”（瓦萨里《达·芬奇轶事》，《外国散文选》292页）。
文字的功能
电脑网络改变了世界，从虚拟到现实的世界。在这过程中，图像的作用是愈来愈大了，但文字还是重要的，如生命力的基因。书虽然在电脑上也可以读了，但还是靠文字的表达。自然、纯朴、令人愉悦的文字，如金石之声。它对自己没有矫饰，对别人没有嫉妒和隐藏；思想真挚、热诚，不是虚有其表。这样的文字有高超肃穆的气质，正是表现产生于大事之秋，生活于良好的社会环境之中。
沉静中的观察和感触，凝结而成的是安详静谧的作品。我们今天是难得有闲适宁静，如私人闲谈、随意阅读，佳茗一壶，书藉数十本狼藉横陈，随意取而读之。教育有时用间接的办法，比上课的办法好。让学生置身于好书中，置身于一个活跃心灵，充满交流人类经验的环境中。每个人都可以在不同的心情中找到他所需要的书。主观圈定一些作品，是磨损一个人的阅读兴趣的最好办法。读书的本意是靠兴味。在书中，海阔天空任鱼跃。而且，用功读书的乐趣，不只是消遣，而是用功越深，收获越大。有关人生事业的读书，是最大的愉悦、最高的境界。人生苦短，你可曾为一生所做过的事衡量和计划过？你会在海阔天空中顾此失彼吗？你会醉心于世俗的名利争纷中吗？何况，书没有势利之心，它在最坏的情况下也不会抛弃你。睡在地板上的人，永远不会从床上翻下来。
英国人科贝特高见：“多年来有一种风气，把法国革命的原因归结到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人的著作上去。其实同这些著作毫无关系－不，一点因缘也没有。法国革命产生于税收，最后税重得不能忍受了；产生于政府所负的国债；最终产生于人民的绝望，而绝望又是由于重税引起的。奇怪的是，支持暴政和重税的人总喜欢将反叛和革命归罪于心怀不满的少数领袖，特别是几个写文章的人。由于这些支持者手上握有报纸，能够绝对控制舆论，这种论调就一代一又一代地传播下去”（科贝特《骑马乡行记》）。
美苏政治体制比较
苏联垮台后，不少人都在研究究竟是什么原因？如宫达非主编一本书《苏联剧变新探》。但费孝通教授的观点其实更早，更切中时弊。费孝通翻译的布热津斯基一文“苏联民族问题摘译”发表在《民族问题资料摘译》上（第4期 1974年2月）。1975年6月我就读过此文。以后，费老在《杂写戊集》（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9年）有一篇短文“读布热津斯基的几本书”又提到此事。文章引用布热津斯基的话说，美苏两国政治体制的稳定性不同。苏联是一种“亚稳状态”，很不牢靠，稍有风吹草动就会有打破平稳的连锁反应。又说，苏联有很大的进步，但“苏联社会的继续发展，已不再需要这个高度集权的、思想上是教条主义的政治体制。其实这个体制已成了前进的绊脚石。更糟糕的是，苏联的政治体制掌握在一个由年迈的人们组成的官僚寡头集团手里，那些人显然不愿意，或者不可能，看到有进行系统的大刀阔斧的必革的必要”，“结果是，政治上层处于一种麻痹状态，它对苏联面临的社会问题置若罔闻”。苏联上层可能会发生内乱，甚至“互相残杀”。当时的文章里还说，美国的宪法体制和政治具有公开性和自我调节性，生气勃勃，新思想、新领袖在自由竞争中大显身手，不同于前苏联的政治麻痹症和保守的稳定状态。前者的变化是演变，后者的变化是动荡。前苏联领导层的人事变动极其官僚化，既得利益者不愿正视现实，其中的强权者只重视实力，看不到社会的变化己经不需要这个高度集权的思想保守的政治制度。一般说来，支持富人反对穷人的政策，但是不论何时何地，穷人总比富人多，于是这样的政策后果必然是更大的不平等、不公平，以及最大多数人的痛苦。
“事态正在发展，上述的理论还会起多大作用，是值得我们寻味的”（费孝通《杂写戊集》126页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9年）。先生的这句话并没有过时。
宗教的苦难
1998年夏天，我家的老阿姨范水英忽然死于死在横街的一间破房子里，供的菩萨救不了她的命，大概是心脏病。一天早上一直不开门，邻居发现不对，硬打开了门，才发现她死了。我妈妈叫她住到我们家里来，有空调不热，但她不肯，儿子有大房子也没有去住。1950年苏州到处修建庙宇，范阿姨说，佛都从天上都回来了，保佑共产党。我小时候是半信半疑。但现在她死后，每年烧香的老太婆还是成群排队，大江南北地烧遍香。究竟为是什么？做佛事，烧香有什么用？而且，什么庙宇烧香最灵呢？
“宗教是傻子和骗子相遇中产生的”，这句话太简单化了。宗教滋生和传播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贫困一生的人对社会的不公和腐败没有力量进行斗争，希望放在死后的幸福；希望自己的顺从和忍耐、行善，会廉价地得到天堂的门票。这正如野蛮人没有力量对大自然进行斗争，产生了神和奇迹的信仰。而且，宗教抽象思维的发展如“自由主义”的清谈一样，不只是一种颓废或享乐或腐化，在人类的认识史上还是有进步性。它是有逻辑的：如果说，世界本来的假的，那么，又何必对这个假的世界坚持什么区别呢？如果说真理和幸福是有的，不过在另一个世界中，现在的一切现象都是假的，那么，结论就是取消一切客观世界的物质性。
任继愈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天台宗哲学思想略论”中说，“宗教的天国是人间社会的折光反射。人间社会有一部分人永远受苦、受难，另一部分人安富尊荣，是合理呢，还是不合理呢？凡是关心它的基础的一切上层建筑对这一问题必须做出回答”。农民起义是武器的批判，解决不了问题。何况，农民革命永远是不彻底的。还是马克思说得好：“宗教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重要的不是在古书中寻找中国人生活的秘密，而是在现实中寻找其秘密。古老神殿中的原型也是按照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的解释和需要来行事的，就是唐代某大佛的面相也是以武则天的面相为本的。
海瑞“难治”
有关海瑞的戏和文章太多了。首先“海瑞罢官”的戏，是文化大革命的开端。1966年秋天，彭德怀在成都给毛主席的一封长信，对批“海瑞”不服气，问为什么要他到四川去？要求面谈！曾经陈列在军事展览馆，此信至今没有公开。因为我家里有一老人被卷入1959年的庐山会议，所以我少年时就知道这些事情，现在也不那么激动了。而且，我思想上有些“倒退”。我认为，清官无用。平心而论，海瑞的有些作法在现在也不能通行。
海瑞的最大失败是在苏州。他曾经坐过的巡抚大堂在1980年左右，被拆了。我还记得是一个很大的厅，不少木头拆下来放在地上，移作他用，真是可惜。现在旧地翻造成卫生学校的水泥大饭厅。但两座明代门厅还在，还在使用中。
“吴中难治”是明朝人的一句话，到了海瑞也难治，是更有说服力了。海瑞是当时有古大臣风范的名人，但苏州半年多就打了败仗，8 个月后就遇劾而被迫退休。这是为什么呢？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写得老到精辟。当时的时代是一个失败的时代，“封建制度”已经山穷水尽，“以熟读诗收的文人治理农民，他们不可能改进这个司法制度，更谈不上保障人权。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离不开传统的伦理，组织上也没有对付复杂的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135页）。在没落的圈子之中，穷折腾，包括皇帝、丞相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但海瑞在苏州又有自特殊原因。他的个性是极端地廉洁，极端地“苛刻”。“水至清无鱼”，“清官难断家务事”，连家里人也不讨好，甚至弄到子孙无钱读书，这是反而有害于子孙了。
除海瑞个人性格和行为的特点之外，苏州也有它的特殊性。这是一个中央财税来源的地方，是一个绅士阶层文人与地主的重要结合部。朱元璋对江南大地主打击很重，重新分配土地，全国形成以自耕农为主的农业社会。二百年后，到海瑞时，产生新兴的地主集团，“财政制度无从以严密的会计制度加以考察，从罅隙中漏出来的钱物就落于这些人的手里”（同上 148页）。皇帝是天下最大的个体户，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徐阶占地过多，自然不行。但做官的人放债买田是农业社会最稳当的发财办法，于是官员、士绅在家乡占据大量土地。高利贷沉重，土地兼并，是来源于上述的根本格局。海瑞搞退田，涉及面太广，势必力不能达。上层文人对海瑞的攻击十分厉害，有时也切中要害。但下层和年青士人是欢迎海瑞的。
海瑞死后的明朝江南仍是歌舞升平，直到风流的陈圆圆成了明朝复灭的“祸水”。但实际上是生产力不发展到一定阶段，生产关系不变革，再老样子地以清官说教，无用。清朝是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是一个“农村包围城市”，虽然他们开始时有朝气，肯学习，但回到更封建的朝代。有人至今还在吹康乾盛世，真没劲。少数民族是游牧民族，文化落后，虽然在政治上是一个新的振奋的统一时期，但文化落后。要很多年以后，才能真正学到汉文化，也就是马克思说的被征服者的文化所征服。但清王朝还是一个有结束性的周期。它在西方的文化包括鸦片和大炮的打击下，崩溃了。这时，爱新觉罗的最高层似乎连生殖能力也没有了。同治因花柳病无子，早死；光绪无子，早死；溥仪无子，无性能力。这一点现在可以找到证明。清代上层的腐败和生产力发展速度同时加快，这是历史前进的步伐加快。
我在看电视时还想到，海瑞在淳安时的驿站如现在的接待办，很重要，但海瑞不懂“接待也是生产力”，这句至理名言。嘉靖皇帝是从藩王过来的，吃过苦，所以实际上是明白人。苏州士绅犯法，有乡人代其打屁股的，这是狡猾的。张居正是湖北人，“地上湖北佬，天上九头鸟”，他比海瑞懂得江南的问题，但他掌权十几年也不能保其身后事。周恩来总理的小心谨慎却保住了身后事。为什么江南难治？1910年左右清朝废除科举制，读书人不能按读书做官的路子走下去，而且，本地人不能做本地官的办法不能实现。这种历史的阴影至今有影响。同时，目前“苏南模式”的改制，整体说来是进步，但使社会穷富差距公开地拉大，这使难治的局面会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我想，对海瑞时代的苏州历史增加一点知识，也许会有助对目前的局面有更深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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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3-1-9 23: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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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3-1-10 11:06: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