饱蘸乡情写芬芳 ——记著名作家邵永胜

沉醉

　　
　　
　　 在高青县高城镇大邵村，清末有这样一位姓邵的老先生，他从幼年立志考取功名，每临大考他必去应试，肩背干粮掖夹雨伞手不释卷，风餐露宿一路赶往青州府，从翩翩少年直赶到须发皆白，到头来连个秀才也没能考上，以至郁郁而终。当时的乡人感叹曰：“邵老先生赶考，连青州府的狗都不咬他了。”
　　 在现代人看来，“邵老先生”赶考未免太过固执，人间大道有千条，何必一条到跑到黑？尤其是在当前看来，一举成名、一夜暴富屡见不鲜，一步步赶考途终觅出路岂非太过迂腐？
　　 “邵老先生”的掌故触动最深的是他的一个叫邵永胜的后人，对先人的悲剧人生他有自己的看法：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要想生就一番事业、要想实现人生理想，就必须执着、持之以恒、全身心的投入。也正是恪守着这一信念，邵永胜在文学创作事业上不懈的追求，从一个只有四年级文化的农村娃，成长为著名的“农民作家”。
　　
　　 从农家到军营，求知开始改变他的人生
　　
　　 1934年，邵永胜生于大邵村一个普通的农家。三四十年代的鲁北农村，连年战乱百业凋敝、民不聊生。邵永胜在临近的刘庄完小勉强读了四年书，因国民党军队进犯，学校被迫解散，年仅13岁的他回家加入到了长辈们耕作的行列。也许越是生活艰辛，人们越是需要情感的愉悦和精神的慰寄，在入夜的打谷场上，听村里几个粗通文墨的人讲《聊斋志异》、《平妖传》，少年的邵永胜忘记了劳作的艰辛，到临村和附近城镇听大鼓书和折子戏、进而粉墨登场加入村里的京剧子弟班，更给他增添了无穷的乐趣，当时的大邵村地处偏僻，是八路军抗日的根据地，宋时轮师长的司令部和八路军的临时医院就曾驻扎在这里，八路军所带来的先进思想文化，使得这个饱经沧桑的小村落到处洋溢着清新向上的气息。劳作之余，邵永胜观看八路军“耀南剧团”的文艺节目，服侍伤病员、听他们讲战斗故事，开始接触赵树理的小说。耳濡目染，一个本来没多少文化的农家孩子的心里，开始多了一份对知识、对文化的渴求和对外面世界的向往。
　　 解放初期的大邵村同那个时期百废待兴的所有村一样，由于政治、经济制度的根本性变革和进步文化的输入，到处萌发着新的生机与活力。社会的巨大变化无时无刻不在启迪着他、感染着他，触动着他对社会、对人生最初的思考，也促使他萌生了把所见证的一切记录下来的想法。
　　 1953年，种了七年庄稼地的邵永胜，应征来到胶东26军76师炮兵356团指挥连，当上了一名解放军战士。走进军营，对于这个文化基础较差，但勤于动脑、善于思考、对一切都充满好奇的农村青年来说，无疑是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在这里，他学文化、学政治、学军事、学技术，部队良好的环境使他的求知欲望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从赵树理、高玉宝的作品，到巴金的《家》、《春》、《秋》，再到苏联的《钢铁是怎么炼成的》、《收获》、《真正的人》，凭着一本四角号码字典，他顽强的“啃”着这些大部头，从生吞活剥到略知一二再到烂熟于心，从最初的了解故事情节，到尝试分析写作手法和艺术特色，随后，就顺理成章的拿起了自己的笔，也试着写一些自己的心得、记一些周围发生的事物。由于他勤学好问、善于钻研，且是连里为数不多的能提笔写文章的人，很快被领导和战友们公认为“小秀才”，连队里一些文字方面的工作开始交给他去做。他所在的部队主要任务是在火车站装卸军用物资，领导平时专门拿出他来出黑板报、写新文稿，因此他有比别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泡图书室。畅游在书的海洋，他如鱼得水。在这里，他比较系统的读了鲁迅、孙梨、国外一些进步作家的经典名著，和一些文艺评论家的文艺理论著作，还自费订阅了《世界知识》、《电影故事》等刊物，整天沉醉在文学的美妙世界中。这期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激发了他从事文学创作的冲动。此前他一直对自己缺乏信心，毕竟只读过四年书，这样的文化功底谈文学创作在谁眼里似乎都是天方夜谭，然而，对照奥斯特洛夫斯基他看到，自己有眼睛、有双手、有健全的大脑和躯体，更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和对生活深刻的感悟，不足的只是勇气和毅力。在字典和战友们的帮助下，他开始尝试把在军营中的所见所闻用文学的笔法归纳整理记录在本子上。刚开始投稿时，他甚至连“编辑”两个字都不会写，更不知道编辑究竟是做什么的。靠着一种不屈不挠的毅力，困难被他一个个克服。1957年，他的处女作、描写军营生活的散文《话说45号》发表在了《解放军战士》杂志上。
　　 1958年，带着对部队无限的卷恋他复员又回到故乡的土地上。五年部队生涯，使得邵永胜不再只是个对一切充满好奇的农村小伙子。感受着新旧两种社会制度、两种文化碰撞在农村造成的激荡，感受着解放初期农村火热的建设和生活，创作的冲动使他欲罢不能，灵感袭来，才思如决堤的洪水喷薄而出。
　　
　　 从看水屋子到牛棚，凭勤奋他走向文学的颠峰
　　
　　 五十年代包括土地改革、合作化在内的一系列重大变革震撼这黄河岸边这片古老的土地，每天发生在大邵村田间地头、大街小巷、院落灶边的大事小情，在他看来无不带有深刻的社会文化内涵。特殊历史时期、特殊生活环境加上对时代和生活的独特理解，使得他激情迸发。
　　 从部队复员回家的初期，他被安排到县黄河灌区的一个支渠委员会工作，具体业务是在一个大闸口上向下游各水渠分水。闸口地处荒野、远离城镇，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这样每天守着“看水屋子”打发日子单调而乏味。对于邵永胜来说，幽静的“看水屋子”无疑是学习和创作的天堂，在这里，先后阅读了从县图书馆借来的一系列中外名著，做了大量的笔记，开始尝试小说创作，并开始往当时为数不多的文学刊物上投稿。
　　 1959年，邵永胜26岁，他的第一篇小说《“仓库”里的故事》在《前哨》（《山东文学》前身）发表，一炮打响，引来好评如潮，著名文学评论家任孚先在《山东文学》发表6000字长文《谈邵永胜的创作》，对他大加赞赏。后来随着《孙孙的名字》、《相亲》、《长喜嫂》、《二爽赶车记》等一批小说、散文精品的相继问世，邵永胜以其浓郁的乡村风情、清新独到的文笔，开始在山东文坛上展露头角。1960年，《人民文学》三月号转载了《山东文学》一月号刊发的他的小说《孙孙的名字》。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农村小伙子的作品，竟然闯进代表当时文学期刊最高成就的《人民文学》上！邵永胜现象在省内外引起了轰动。
　　 1961年，惠民地区文联召开“邵永胜小说座谈会”，随后，省作协专门派人到他的家中组织座谈会，对他的创作成就进行总结。这年下半年，灌区全面下马，邵永胜回到村中担任党支部副书记。
　　 刚刚跳出农门，重又回到农门，邵永胜坦然的接受了这一工作环境的变化，并且随着与群众、与农村实际生活更加紧密的接触、随着以一个真正农民的身份真正融入农村社会，他觉得新的环境分明为自己提供了一个取之尽用之不竭的创作宝库。随着他名气的扩大，这期间，县里和公社的领导也曾几次找他，要给他安排份吃工资的工作，然而他觉得自己离不开农村、甘愿干一个吃工分的农民。他家境贫寒，没房子可住，只好居住在生产队的两间废弃的牛棚里，且举家在这里一住就是十年。创作给了他精神财富和社会荣耀，但小说在当时毕竟还不能当饭吃，每天十个工分养家糊口都捉襟见肘，他还要招待时常来拜访的有关领导和文学爱好者。两间牛棚，在那个特殊时期，成了上至全国知名作家、文化界官员，下到无数业余文学爱好者时常聚会的“文学沙龙”。白天，他带领群众下地干活，放下地里的活回到家里，他与文朋诗友倾心交流，读书、写作，完全忘记了生活的艰难困苦。每天，他向农民学、向朋友学、向书本学，有意识的去观察、去思考、去提炼鲜活语言，积累创作素材，由此，他迎来了自己的又一个创作的高潮。1962年9月，他的小说《老戆犍》又在《人民文学》发表，同年，小说《学艺篇》、散文《曲曲菜的故事》也先后在《山东文学》和《大众日报》等报刊上发表。这年，省文联召开扩大会议，作为唯一参会的农民，他应邀作大会发言，这份发言全文发表在此后出版的《文汇报》上，并被《大众日报》转载。1963至1964年，他的作品《学步小记》、《竞赛》、《贫民委员》等先后发表在了国家和省级报刊杂志上。这一阶段，《山东文学》曾连续四期发表他的小说。
　　 1964年，《人民文学》编辑部从全国选出12个优秀作者到北京学习两个月，邵永胜是其中之一，期间，他听了刘白羽、李季等文学名家的学术报告，接触了多位文学界的专家学者，增加了见识、开阔了视野。1965年，他23岁，应邀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份子大会”，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贺龙等的接见，听了周扬的报告。同年3月，《人民文学》刊发了他的第三篇小说《二爽赶车记》，散文《添团表》也在《文汇报》上刊发了出来。
　　 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作为一个识字不多的农民，在文学创作事业上取得如此的成就，这在鲁北、在山东、乃至全国都是罕见的。邵永胜文学创作个之路作为一“现象”，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现任滨州地区文联主席刘红岩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从完小生到著名的农民作家，邵永胜的奋斗历程在惠民地区激励了整整一代业余作者投身文学创作事业。惠民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文学事业前些年出奇的繁荣，其中邵永胜的影响带动功不可没。”
　　
　　 从业余作者到专业作家，他用实力证明了自己
　　
　　 正当邵永胜在创作上一帆风顺、欲再上层楼的时候，无情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要“革命”，搞“文化”的自然首当其冲，曾给邵永胜带来荣耀和成就感的“白纸黑字”，一夜间成了他磨不掉的罪证。在造反派们看来，受到过刘少奇的接见、听过周扬的报告，本身又是村里的“当权派”，这样的专政对象在乡村的政治价值自然不可轻估。作为“黑线长藤上的一棵小黑瓜”、作为与北京“三家村”遥相呼应的人物，邵永胜从村党支部书记的位置骤然跌落，成了那些“四类份子”的同路人。在村里的父老们面前、在公社的批判大会上，一个“根红苗正”的退伍军人，为他衷爱的文学而蒙受羞辱，任群小们无线上纲乱加罪名。巨大的苦闷袭来，他的精神支柱几欲崩溃——他为自己的不白冤屈，更为自己割舍不掉的文学情缘而痛苦。文章不能写了，即使是写出来也没地方发表，因为文学刊物大都停刊。每天除上坡挣工分，剩下的时间就是躲起来看书。
　　 1970年前后，他周围的政治气氛日渐宽松，又被上级领导请出来，带领群众做了一些打井抗旱和带工挖沟之类的工作。1972年，为向上级反映自己的问题，他来到地区文化局，出人意料的是，文化局领导这次却征求他的意见，问他愿不愿意到地区文化局帮助工作。一个被折腾了多年的“黑线人物”不仅有了出头之日，而且一步从业余作者的队伍中跳出，成了一名专业作家。
　　 至此，邵永胜已经年届不惑。
　　 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他在编辑文学刊物《渤海》的同时，经常到基层组织各类笔会、讲座，扶持起了一大批文学新人。同时，他又创作、发表了短篇小说《一星管二》、中篇小说《龙河初春》等一批影响较大的作品。1995年，他出席省第四次文代会，被选为省文联委员。1995年，《邵永胜文学作品选》出版，同年，小说《长喜嫂》获《山东文学》创刊四十周年特别奖。1998年，《邵永胜散文集》出版。1999年，《山东建国五十周年文学大系》选入小说《二爽赶车记》，这是滨州地区唯一入选的一部短篇小说。
　　 退休后，邵永胜两次犯心肌梗塞，多亏抢救及时才躲过了生命危险。
　　 吃遍千难万苦，阅尽世间沧桑，退休之后又经历了生死的磨难，这位特殊的老人对世间万物、对人生、对文学增加了一份更加透彻的感悟。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些过去的乡邻、那些去世和在世的家族人物，那些林林总总的民间传说和掌故，时时闪烁在他的脑海里。把这些人事串起来，他看到了一个特殊时代、特殊自然环境下的农村的市井风情和农民的生存状态；透过这些表象，他又看到了古老文化的传承，看到了一方人精神的力量，看到了一方土地未来的希望。2000年初，年近古稀的邵永胜着眼生他养他的大邵村，开始写作他的散文集《大邵村纪事》，同年8月该书面世后社会各界好评如潮，紧接着，他又抖擞精神着手写《大邵村纪事》续集，该书已于2002年10月正式出版。上下两部《大邵村纪事》先后出版，总共80余万字、14卷、300余篇，刘白羽先生为该书提写书名。多年为病魔所困扰的邵永胜，近年来投入到写作的状态中，不仅百病皆消，而且精神越来越好。他痴迷文学，为之作出了巨大的付出，文学也回报他身心的愉悦、让他享受到了创造者的成就感。遥想当年，他以自己的才华和勤奋在中国文坛上曾经放射过耀人的光华，酣畅淋漓的画了一笔“虎头”；及至晚年，由于前后两部《大邵村纪事》的问世，他以其深厚的底蕴和顽强的创作生命力，又浓墨重彩画下了一笔“虎尾”。
　　
　　 田野上吹来清新的风
　　
　　 描写农村社会现实、刻画农民人物形象，邵永胜几十年的创作一直没有离开土地，对故土难以割舍的爱，汩汩流淌在他的血液里。因为曾身为农民，过去在报刊杂志的编辑们眼里，他是位农民作家；后来专业从事写作，他依旧称自己为居住在城市里的农民。这不仅因为他笔下的人和事大都来自农村和农民，而且他认为自己创作的素材和灵感都来自农村和农民，来自生他养他、并且他为之付出过巨大心血和汗水的土地。
　　 他，是个鲁北农村历史的真实记录者。
　　 他，是个鲁北农民形象的忠诚塑造者。
　　 邵永胜的前期作品以小说为主，代表作主要有《孙孙的名字》、《二爽赶车记》、《“仓库”里的故事》等。作品均采用白描的手法 ，通过讲述一系列普通农民在生产生活中经历的冲突与奋争，展示了五六十年代处在特殊背景下的鲁北农村的特殊历史风貌。所塑造的“老佃敖”、“李二爽”、“长喜嫂”等典型人物，带有传统文化的烙印，感受着新社会、新观念的冲击，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无不演绎着鲁北特有的地域人文风情。在《仓库里的故事》中，他成功的塑造了老佃敖这一人物形象。作为土改后翻身的农民，老佃敖淳朴、勤劳，对新的社会制度满怀深情，但保守、自私等旧的观念在他身上也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当集体需要借他家房子时，触到了他的个人利益，这便在他的头脑中、家庭成员间引发了新与旧、先进与落后的纷争，在刻画这个人物时，他使用不同是艺术表现手法，剥茧式的层层展示老佃敖的性格，淡淡几笔，就把老佃敖的形象活灵活现地立在了读者面前。语言的个性化、生活化也是邵永胜前期小说的一大特色。作者没有读过多少书，因而下笔也就很少有各种书面语言的羁绊，一切象拉呱一样娓娓道来，尽管净是凡人琐事和大白话，却隐含着深刻的道理。作者认为：“群众语言是最丰富的，也是最有表现力的。比方在写姑娘的神态时，群众常说‘这闺女嘴尖舌快’，我想，嘴尖舌快也能概括出姑娘的面貌来。好多群众语言是一针见血的，既能说明问题，念起来又顺耳。”他对自己所描写的人物非常熟悉，所以他对什么人物在什么场合和什么情况下说什么话，都运用自如。这些语言，噶崩干脆、简洁明快，没有拖泥带水、矫柔造作和忸忸捏捏，粗通文字的农民能看明白，而文人读来，也能看出深刻。现任山东省作协副主席任孚先在他早年写的《谈农民作者邵永胜的创作》中评价说：“邵永胜的作品血肉充盈，没有绮丽繁缛的文饰，象生活本身的美一样，清新、单纯、质朴。那生动的情节、淳朴的语句、动人的人生画面，却长久的留在我们的记忆里。”“象一股清风，带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带着稻米、高粱的香气扑面而来，沁人心脾。”“具有一种‘大巧之拙’、‘浓厚之淡’的美。情节生动而不离奇，朴素而不俗气。”
　　 近年来其作品主要是散文。笔之所触，无不是乡村的人物掌故、风土人情。写祖辈、父辈，写街坊邻里，写酒友文友，一个人物是一个故事，一组人物是一幅丰富多彩、内涵深厚、风格独到的历史画卷。通过这组人物，他集中诠释里生于斯、长于斯的芸芸众生勤老、执着、诚实正直、宽厚谦和的特性。在美学研究方面极富才华 、锋芒出露的学者郭德强英年早逝，邵永胜压抑着满腔悲楚著文以悼，行文语气平和，多叙述少抒情，但读来数次令笔者泣下，其中一段是这样写的：“有一次子女出差回来，说在车站碰到了德强，见他提着一个大口暖瓶在排队上车，问了一下才知道他老母生病。暖瓶里是熬好的鸡汤，他提着鸡汤去孝敬老人，滨州离老家来回三百余里......他抱瓶排队，挤车无座，再步行十几里土路回家让老母喝上鸡汤的喜悦心情和略带憨态的可笑面孔，都深深的印在我的心中，形成了一个画面，刻也难去。”他写画家乍启典，每年参加表彰会发言时总是脱稿跑题，针对有人对此不解，邵永胜评价说：“乍先生若事事精明，件件想的那么周到，别说自学成才，做名闻遐迩的著名画家，恐怕在木匠行里也算不的高手。”语句间闪烁着人性的光泽，同时也不乏理性的思辨。
　　 人不可能脱离现实，象不可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生在三十年代、从解放初期走过来、经历了十年文革的邵永胜，其作品无论小说、散文，都难免受到一些时代政治的影响。然而，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今天潜心研究这些作品，你会发现当时作为一个农民的邵永胜，即使涉及到了一些当时的政治，主观上也是在忠实的艺术化的记录他眼中的历史。
　　 值得关注的，还有邵永胜近年来的前后两部散文集《大邵村纪事》。为一个村的一群农民树碑立传，这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创造。
　　 《大邵村纪事》主要写了作者自己的故乡——大邵村这个鲁北平原上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村，和这个村的一群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人。视角独到、语言极富个性、笔触老到而锐利，保持了作者一贯的淳朴、清新的文风，内容也多为描写特殊时期的人物、事件和民俗，但与过去的一些作品相比，结构更严谨、行文更流畅、立意更高远、情感更细腻，更多的浸透了作者历经坎坷之后，对社会对人生的独特理解。他写锄地、写洗井、写盲人说书、写光棍剃头，写烧饼铺掌柜、写草台班子大轴、写走出冤狱的劳改犯，平铺直叙，随意着笔，便是一部沉郁的乡村野史；写洋槐、写家庙、写抬神祈雨，写露水中的劳作、写舀冰水出豆腐、写盐碱地里的高粱苗，信手捻来，稍加勾勒，便是一幅淡雅的乡土风情画。情，没有惊心动魄、爱恨情仇，都是长幼之间的关爱、亲朋之间的道义；景，没有如幻如梦、诗情画意，却满含着劳作的充实、泥土的芬芳，人，也多为草木之人，甚至比引车卖浆、贩夫走卒还要低一些层次，但他们无不有血有肉、有他们独有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选取并塑造典型是文学创作的主要手段，而邵永胜在这里却偏偏走向这条定律的反面：目之所见，少有取舍，无不入文，文字看似繁杂，但通篇读来会让人觉得有一条“脉”在其间，繁简、疏密自成章法，且匠心独运。
　　 雷雨过后，清风穿过高粱棵迎面而来，带着涩涩的盐碱地味；光脚走在雨后的地堰上，细泥从脚趾间缓缓冒出；炊烟中母亲唤孩子回家吃饭的声音在街巷回荡；烈日下谷场上裸露的脊背，泛着古铜的光泽... ...——读着邵永胜的作品，我的脑海里闪烁着这样的意境。
　　 作为一直以小说创作为“主业”的老作家，人物塑造是邵永胜的强项，这一点在《大邵村纪事》里表现的淋漓尽致。《家族人物》和《邻里人物》共描绘了近五十个人物形象，这些形象神态各异且栩栩如生。《祖父是一种精神》里的“祖父”本是一个信风水、对待子孙上学问题比较保守的农民，但当本村父老遭土匪讹诈面临劫难时，他不孚众望勇闯匪窝；村里要办庙会，管理钱财是难办的事，他敢于揽下这苦差事。祖父治家有方，带着三十多口的大家庭顺利度过饥荒、分家时先动员，做通思想工作，再拿出分家方案等等。“祖父的精神”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他的家风、影响着他的后代。中国科学院范存会博士评价说：“《大邵村纪事》所展示的，是整个中国农村发展的历史；而书中所描绘的‘祖父的精神’，其实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也就是具有这种精神的农民，成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脊梁。”《彭长明》后文写道，骨瘦如柴的彭长明孑然一身，抱着放一群羊用的三米长鞭，前面走着一只老绵羊，离开炊烟弥漫的村庄。读到这里，笔者先是一笑，为彭长明的滑稽相，进而内心泛出缕缕酸涩，紧跟而来的是深深的刺痛：一介草民，为生活所迫犯小错而被投冤狱，想抗争而无力，不甘心又投诉无门，孤苦无依，为社会所遗忘，人格逐渐被扭曲、被分裂，成为一天到晚只知喃喃自语的怪物。我无意在说作者运用了一些现代派的表现方法，但讲到意象、讲到象征、讲到思维的跳跃，我认为《彭长明》与某些现代派大师的作品比起来毫不逊色。
　　 语言生活化且极富睿智是《大邵村纪事》的又一特色。这一点集中体现了作者大半生丰厚的生活体验和一直致力于创作研究所炼就的文字功力。比如《坷拉屋趣话》，《土地的故事》、《吴佩孚的老兵》、《庄稼汉们》、《耿老四》等篇目，让人读来不忍释手、读后久久回味。《土地的故事》中描写一块地碱的不长庄稼，作者说：“那样的地，埋上个萝卜半个月就能淹成咸的。”如果没有生活，一个作家做在书斋里想一辈子恐怕也想不出如此精妙的语言。《秀才遇上兵》，说村里有矛盾自己解决不了，便把矛盾上交到区里，“区长派了一个外号叫‘斧头’的干部去处理这件事。据说斧头工作能力很强，没有劈不开的‘疙瘩’。”风趣、幽默，而又十分符合当时的语言环境。
　　 近年来文坛上描写中国五六十年代农村社会的作品很多，但其中多着眼批判或揭示伤痛，真正客观的东西太少，过分情绪化或艺术化使得作品游离了史实本身。与之相比，邵永胜一直尽可能的把原汁原味的生活再现给读者，全景式的、百科全书式的、声情并茂的为我们展示了一幅逼真的鲁北乡土风情画。作品雅俗共赏、见仁见智，专家学者能从中看到农村社会发展的规律；平民百姓置于案头，也肯定能读的津津有味。
　　 《大邵村纪事》前后两集在手，你会看到世事的沧桑，看到民间智慧的光泽，看到隐藏在陋巷之中的另一种美，掂出黄河岸边这片古老土地历史文化的厚重。
　　 著名作家柳青讲：文学是愚人的事业。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农村基层的业余文学爱好者，为他追求的事业所付出的心血和汗水，非常人所能想见。起早贪黑，点灯熬油，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不说，还要承受来自社会的巨大压力，承受清贫、承受无边的寂寞。1960年，三年自然灾害过后的鲁北平原，举家的喊饿声没有能够让他放下手中的笔。日子稍有好转，作为村党支部书记的他白天带领社员到地里干活，晚上还要主持召开各种会议，但不管时间怎么紧，他每天都要抽出一定时间读书了写作。在外当兵的弟弟回家探亲，见他这样心有不忍，便劝他：“哥，干啥捞不到碗饭吃，何必这样整天泡在书本里？”对此，他也仅是一笑了之。花甲之年，他身患重病，幸抢救及时才得脱险。尽管如此，他的好学精神依然不减当年，每天都要读书，每当读书必记笔记、作评语。他的床头上钉着两个纸盒，一盒放笔，一盒放硬纸片，晚上躺在床上，偶有心得马上记下来。集腋成裘，近几年他的散文新作很多最初就是出自床头上的两个纸盒。
　　 老树春深更著花，根植于生活、根植于群众、根植于乡土的邵永胜，逢此盛世，一定会把更多、更新、更美的作品，奉献给他的热心读者、奉献给他深深爱着的故土。
　　  

小舟

生活是艺术的源泉。

龙井茶

勤奋他走向重重关山  饱蘸了满山蓑草，饱蘸了万水千山……   ~


俺是学不了了  只有配服  ~

墨客

笔耕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