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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境界“三论”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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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8-11 12:55:17 |显示全部楼层
书法创作是一件难事,其难就难在意境的营造。创作出意境深远、格调高古的书法作品,也许对于一些书家来说是毕生的艺术梦想。因此,有必要从前人的艺术实践和论述中探寻一些路径,获得一些启迪。下面,笔者试探讨一下唐代孙过庭的“平正、险绝、平正”论、宋代苏轼的“峥嵘、平淡”论、明代董其昌的“生、熟、生”论对我们书法学习和创作的指导意义。
一、孙过庭的“平正、险绝、平正”论
孙过庭在《书谱》中说:“至如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会。通会之际,人书俱老。”
学习书法开始时求“平正”,这是第一阶段;得“平正”后求“险绝”,这是第二阶段;能“险绝”之后,再回到“平正”,这是第三阶段。初学书法一般以篆、隶、楷入门。以往多数人以楷书入门;但近些年,以篆、隶入门者呈越来越多的趋势,也许是因为人们认识到篆、隶更能体现“横平竖直”之要旨吧。但不管是先学楷,还是先学篆、隶,都能较为容易地解决字的基本间架结构问题,即“分布”。此外,初学阶段还要了解一下笔画的书写及应用即笔法的相关问题。相对而言,行、草书的变化要远远大于上述三种书体,初学姑且不涉及,因为这阶段是以临帖为主,无须寻求变化。但凡有一定基础之后,就要注意其结体的正欹开合,用笔的中侧锋转换、提按顿挫、速度的快慢、节奏的松紧,用墨的枯湿、浓淡,以及章法的参差变化、穿插聚散等等,实初期的“平正”难以解决,因而“务追险绝”。说到底,就是穷尽变化,“不计手段”,以展现书法变幻莫测、千奇百态之无穷魅力。但孙过庭又说:“既能险绝,复归平正。”中国人深受儒家学说熏染,追求“中和”之美,故又要“复归平正”。此“平正”要求更高,即经历“险绝”之后,又要若不经意,变化到极致而又要不露痕迹,所谓浑融无迹。这或许也就是很多初学者开始读不懂《兰亭序》,而随着学习的深入,才渐渐领会王书“龙跳天门,虎卧凤阙”的审美境界的原因吧。
二、苏轼的“峥嵘、平淡”论
苏轼在《与二郎侄》中说:“凡文字,须令笔势峥嵘,辞采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实非平淡,绚烂之极也。”此语本论文,但常被引论书法,如董其昌《容台别集》就曾引用:“作书与诗文同一关捩,大抵传与不传,在淡与不淡耳……苏子瞻曰:‘笔势峥嵘,辞采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以此语对照孙过庭的话,就会发现他们的观点相当一致。苏轼虽未提如何达到“峥嵘”和“绚烂”,但可以想见,这个过程亦是从“平正”到“险绝”的过程。其后,他提到“老”字。他认为“老”就要追求“平淡”,而此“平淡”绝非是“老”之前的“平淡”,是“绚烂之极”的“平淡”。正如庄子所言:“既雕既琢,复归于朴。”这里的“朴”是雕琢之前的“朴”吗?显然不是。
苏轼的《黄州寒食诗帖》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当是他的“峥嵘”、“绚烂”之作。曹宝麟先生认为它是“苏氏书法中最为精彩、最为杰出的一件作品。它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于它是出世和入世、‘尚法’和‘尚意’撞击下迸发的石火电光,稍纵即逝且不可能重现。黄庭坚说:‘东坡此诗似李太白,犹恐太白有未到处。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诚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此评自有其精辟之处。这倒不是说,苏氏在以后的20年技法没有长进,相反,他的大部分作品,包括每份尺牍都精美雅致、从容优游。尽管晚年南窜八年的谪居生活比黄州更为恶劣,但越修炼得心如止水,以至不以物喜,不为己悲”(《中国书法史·宋辽金卷》)。在经历了《黄州寒食诗帖》这样的“峥嵘”、“绚烂”之后,东坡的境界应该更高。其实东坡晚年之书法,正如他自己所言,“乃造平淡”是也。
三、董其昌的“生、熟、生”论
董其昌在《容台别集》中说:“诗文书画,少而工,老而淡,淡胜工,不工亦何能淡?……画与字各有门庭,字可生,画不可熟,字须熟后生,画须熟外熟。”董其昌的观点启示我们,学书先由生至熟,即从无法到有法;然后又要由熟返生——可看做是再从有法到无法,自然随意,直至自由无碍之境界。当然,他的“生”、“熟”还不止“有法”、“无法”那么简单。董之“生”即“淡”,“熟”即“工”,“熟”乃“生”之前提,一如“工”乃“淡”的前提一样,苏东坡所谓的“精能之至,反造疏淡”是最好的注脚。
董其昌关于“生”、“熟”的论述还有:“赵(孟頫)书因熟得俗态,吾书因生得秀色。赵书无弗作意,吾书往往率意。”这里董氏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生”更胜“熟”一筹。他认为“熟”就是“工”,也即我们今天讲的技法娴熟。此应属书法共性范畴,故“熟”也容易混同于一般而泯灭个性,这便是“俗”。所以他的“熟”后“生”,实乃以“生”破“熟”、以“生”破“俗”而求个性。这时的“生”已超出“淡”的意境表述,而升华为他自己的“精神血气”了。他说“吾书往往率意”,也说明他作书时注重随意生发而追求意趣。董其昌又说:“吾于书似可直接赵文敏,第少生耳。而子昂之熟,又不如吾有秀润之气。惟不能多书,以此让吴兴一筹。”他虽承认功力不如子昂,但又自豪地认为他作品的气息要高于赵。
中国书论中类似上面三家的理论还有不少。清之宋曹在《书法约言》中说:“书必先生而后熟,既熟而后生。先生者学力未到,心手相违;后生者不落蹊径,变化无端。”清刘熙载《艺概》中也有相关的论述:“学书者始由不工求工,继由工求不工。不工者,工之极也。”刘熙载之言可作为这几家的理论总结:“不工”要求“工”,即先求技法和共性,一如孙过庭之“险绝”,苏轼之“峥嵘”、“绚烂”,董其昌之“熟”;然后“由工求不工”,即去追求个性和风格,一如孙之“通会”、苏之“平淡”、董之“秀润”。其实也就是说,每一个书家都应在过技法、共性关之后,努力去融会贯通,锤炼风格,并勇于去掉造作、刻意成分,最终信笔为之,从心所欲,一任自然,以至臻于化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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