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与年轻的对话 周大成篆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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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成篆刻锁谈

胥广福
方寸之地，片石之微，虽不堪盈握，仍可以成为纵横驰骋的舞台——比如小小的印章，它胎息于周秦，始盛于东汉，至今仍广为使用。一枚印章，岂止是信用的证明，权力的象征？它又何尝不是艺术家“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庄子语）的寄托！汉印、古玺、瓦当、封泥……即开生面，皖派、浙派又各善胜场。当然，这在古代不失为风雅之事，如今时代年轮滚滚向前，地球成了小小村舍，鼠标一点，不用动身，便可相邀倾谈，互联网把一切变得那么真实，有那么虚拟。处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以“国粹”为标榜的篆刻一道又该如何应对？是战战兢兢还是昂首挺胸？　　　　因此，我对周大成先生倾二十余年心力不改初衷躬耕印田，不知是该表示一份深深地敬意还是扼腕的叹息。他像美国西部牛仔创造淘金神话一般，汲汲于印途：同样的艰辛，也同样的收获，只是一个满足于金灿灿的物质，一个欣悦于清彻彻的精神。大成先入秦汉缪印，又涉唐宋官印、古陶；流派印就不必说了，明清各家印谱心追手摹，烂熟于胸。他尤好晚清巨子吴昌硕：痛快淋漓，霸气横生。人总是很奇怪，当你最初投入某家某派，学得如鱼得水，炉火纯青，是幸事，也是不幸。大成亦然，据他讲，他对传统下过功夫颇深，我不知这种功夫指什么，但我知道他十六岁就写吴昌硕石鼓文，临老缶印作。如今则欲罢不能，隐约之间还可见昌硕遗韵。大成出生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少不更事时，接受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育。神圣的祭坛一旦轰然倒塌，废墟中“醒”来，“见佛我就打，见僧我就骂”（郭沫若诗），被压抑的青春在一片无垠的旷野中疯狂：艺术上法自我立，于无佛处称尊。我和他可以说过从甚密，我知道，他也去拜访过名家。对当今印坛呼风唤雨的“前辈”，他执弟子礼甚恭，但他的内心是不是服气就很难说了。一次二三好友在他家小酌，也许是性情使然，也许是酒能乱性，总之，在我们这些圈外人面前，大成少了平日礼仪的桎，梏“个人英雄主义”表现得极为酣畅。大有西楚霸王见始皇赢政而呼“彼可取而代之”的风采——这与他的印风倒是十分吻合。我喜爱那种走“极端”的艺术家，艺术家往往不能用常人的绳墨系之，没文化偏要装作满腹经纶，只能贻笑于人。齐白石一生脱不了农民习气，但无损其大师地位；徐志摩参与三十年代美术论争，那只能是搅混水，尽管志摩是个出色的诗人，是沙龙贵妇人心仪的偶像。　　能够把古老的艺术玩得这般“年轻”，这要有一颗率真的心。率真是一种未经雕饰的美。温柔敦厚、谦谦君子，不是大成的作派，你请他刻章，不管他是精雕细缕，还是一挥而就，一旦把成品 “恭恭奉上”时，他总是把想法写在纸头上，告诉你好在哪里，而且真像是说自己的儿子，怎么看怎么好。也许过了若干年（不，若干月），他就会向你讨要，干嘛？磨去重刻。我喜欢他这种自我感觉良好。大成的篆刻就有这样的好处：欣赏者不一定需辨识文字和细嚼慢品，那强烈的形式美一下就能“抓”住你，视觉一时之所长在他的手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前面说过，他的印风雄强，求大气，印也刻得愈大愈见精神。置诸展厅，他的“重量级”印作不知需要震慑多少人。艺术贵有个性。侪身尘世，很难从芸芸众生中把大成瞅出；但是，在江苏这帮“小刀手”（青年印人的戏称）中，他的“丑拙”却让人一眼就能辨识。多年来他毁誉不惊，乱头粗服，仍自得其乐。我希望明天的大成在印途上别开蹊径，但相信他这种执着精神不会丢失。　　我以为，这就是大成及他这一代艺术信徒的共性。如果我们把它作文一种现象来研究，一定是饶有意味的。相对于他们上一代人，如韩天衡、王镛等名家，无须讳言，作为问道于韩、王的大成他们缺少的不是印章的技法，而是丰厚的文化底蕴，韩王前辈不唯求印中之韵，更求印外之致。方介堪、李可染这些大师的亲炙，书画专业语言的锤炼，特别是以文史哲综合修养的支撑，使韩、王等大家都以特立独行的高蹈之迹不断超越自我，时攀新峰。相比之下，大成这一代则只能 凭对艺术的直觉和悟性来搞篆刻，篆刻的语汇当然难不倒他们，但是一味在方寸之间探消息则真正应了汉代文学家杨雄那句话“雕虫小技，壮夫不为”了。何况，没有丰厚文化底蕴的艺术决不能称之为东方艺术。在东西文化碰撞、交锋如此激烈的今天，篆刻这门古老的艺术如何处惊不变，以此苛求于大成一人是不现实的，但正像某位著名艺术家说过，中国画还是要姓“中”，篆刻之道理亦同。大成既然选择了这一苦行之路，那就走下去，而且要发扬光大——这才是一个“淘金”者应有的雄心壮志。　　大成年轻，搞艺术的心态也宁静。他对我说：我现在一方印都不刻，沉下来读书。作为在国内大赛中屡屡入展、获奖之人，能这样说和这样做是好事。               　　　　　　　（2006年1月30日《中国书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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