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黑搞齐文化研究之四——对“尊贤上功”问题的点滴探讨

二黑姜建

众所周知，“尊贤上功”（《吕氏春秋·长见》）或“举贤尚功”（《汉书·地理志》《韩诗外传》）、“尊贤智、尚有功”（《汉书·地理志》），是姜太公封齐建国后采取的三大基本国策之一。正是靠着“尊贤上功”，姜太公搜罗了大批当地东夷土著中的人才，扩大了统治基础，充实了统治力量，五个月后就向周公报政，从而使齐国新生政权迅速得以建立并得到了初步巩固。
乍看起来，“尊贤上功”似乎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但深究起来，则不尽然。在别的国家，特别是鲁国，采取“亲亲上恩”或“尊尊亲亲”政策的情况下，姜太公为什么非得别具一格，把尊贤上功作为基本国策?姜太公一方面高喊“尊贤上功”，另一方面又首先诛杀了狂谲、华士这两个在周公看来是“贤人”的人，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姜太公的尊贤上功，真的如某些专家所说，打破了宗法制和世卿世禄制么?以上三个问题，为以前笔者在研究齐文化的过程中，时常感到困惑的问题；其他齐文化研究爱好者每每问及，笔者也往往一时语塞，闪烁其辞。经过长时间的思考，笔者对这五个问题有了初步的认识和解答，现在拿出来，请大家指教。
一．姜太公为什么要尊贤上功？
笔者认为，有六个方面的原因。
1．姜太公尊贤上功，首先是因为总结、吸取了商纣王害贤、虐贤、杀贤，最后导致亡国的教训。势力强大的商王朝之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被小小的周灭亡，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商纣王倒行逆施，不听劝谏，残害忠贤，致使国内上无良臣辅弼，下无民众拥戴。姜太公是商末人，对纣王虐贤十分了解；又亲身经历了灭商兴周的整个过程，对“用贤则兴，失贤则亡”有深刻的认识，所以，当他执政齐国时，就理所当然的把“尊贤上功”提到了治国要务的高度来加以重视，将其定为基本国策。
2．姜太公尊贤上功，其次是因为周文化的影响。“尊贤”是周文化中的重要方面，文王、周公更是“尊贤”的典范，而太公本身就是周“尊贤”的受益者，其封齐建国的根本任务是推行周文化，所以，姜太公将周文化中的“尊贤”与齐地的实际结合起来，提出了“尊贤上功”的主张。
3．姜太公尊贤上功，再次是因为东夷文化的熏染。“夷”就是“仁”，“仁”的含义就是爱人、助人成长，而“仁者爱人”除了爱亲、爱民之外还包括“尊贤”之意，可见东夷族是一个讲究仁爱、尊重人才的民族，故有“君子国”、“不死之国”的美誉。姜太公是东夷族人，深受东夷文化“仁”的熏陶，所管的齐国又是东夷族旧地，所以他通权达变，以夷制夷，推行了东夷文化气息很浓、深受齐地东夷土著欢迎的“尊贤上功”政策。应该说，姜太公的尊贤上功与“因俗简礼”是相通的。姜太公因的什么俗？东夷的民俗。东夷的民俗是什么？很重要的是尊贤上功。
4．姜太公尊贤上功的内因，与他的出身、经历有关。姜太公出身于社会底层，曾经做过赘婿、佣人、小商贩等，深受身份低微为人不齿、报国无门之苦。在长期的生活中，他一个方面认识到在社会下层有着很多没有被发现、重用的人才，自己就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方面又对宗法制度下的用人政策从心理上产生抵触，认识到了这种凭血缘关系远近选拔人才的局限性和不合理性。所以基于此，他一上任就大张旗鼓的推行“尊贤上功”政策，注意从社会底层提拔、重用人才。
5.姜太公尊贤上功，是由于当时齐国初建时的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实际需要。姜太公封齐建国之初，政权并不稳定，国外有强大的东夷族旧势力——莱夷虎视眈眈；国内的东夷族土著也并不服从姜太公的统治，时刻准备反叛；而跟随太公建齐的统治力量又十分薄弱。在这种情况下，务实机智的姜太公采取了与“因俗简礼”相应的“尊贤上功”、“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政策。他先是收拢民心，尊重东夷族土著的风俗习惯，并不强行推行周礼，与东夷族土著广大民众搞好关系，化解外来统治者和当地民众之间紧张的敌对关系；又积极选拔东夷族土著中的优秀人才，大量充实到统治者队伍中来，造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你我不分”的和谐局面；紧接着又大力发展经济，让东夷土著的生活得到巨大改善。这样，尊重你的文化，让你参与政权建设，给你更好的物质生活，你还有什么理由和我作对呢？所以姜太公的国策得到了东夷土著的拥护，很快“民归齐若流水”，齐国得到了稳定和初步发展。
6姜太公尊贤上功，是以其民本思想作为其出发点的。《六韬》中有姜太公的名言：“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虽然《六韬》乃战国时期稷下先生们整理编订，这句名言是否真的为姜太公所说还需考证，但《六韬》真实反映了姜太公的政治、军事思想是没有问题的。在姜太公看来，既然天下不是君主一个人的天下，是大家的天下，那么齐国也就不是我姜太公一个人的齐国，而是所有齐国人的齐国。既然齐国是齐国人的齐国，那么治理齐国也不仅仅是君主一个人就能办到的，需要所有齐国人的共同参与；而让所有齐国人共同参与治理齐国，就要把齐国人中的优秀人才选拔出来，量能授官。怎么才能把齐国人中的优秀人才选拔出来呢？很明显，必须推行“尊贤上功”的基本国策。
二．姜太公首先诛杀了狂谲、华士，与“尊贤上功”矛盾吗?
姜太公诛杀狂谲、华士的故事,载于《韩非子》。书中说，狂谲、华士兄弟两人，是齐东海上的居士，“不臣天子，不友诸侯”，不愿出来当官，只愿自食其力，结果太公不听周公“勿杀贤者”的劝告，以“不仕则不治，不任则不忠”的理由将他们诛杀了。粗看这件事，似乎太公过于武断，有些滥杀无辜，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姜太公为什么要杀他们呢？
1，首先，狂谲、华士“不臣天子”，是反对周王朝的东夷族旧势力。他们表面上自饮自食，不求于人，实际上是在以一种消极而隐蔽的方式与周王朝对抗，一旦时机成熟，就会跳出来反叛。姜太公是周王朝在东方的代表，积极维护周王朝的统治，当然不能听任这种名曰归隐实则反叛的行为，而且太公又是军人，有果敢坚毅、雷厉风行的作风，因而将他们一举镇压了。
2，其次，狂谲、华士的“贤”与姜太公“尊贤上功”之“贤”有很大差别。姜太公作为政治家，认为“贤”就是能为国所用、为国做事的人才。而狂谲、华士虽然可能个人品德不错，也有才能，但他们拒绝为国出力，有小才而无大德。所以，在姜太公眼里，二人是“非暴力不合作者”，并非真正的贤才。
3，再次，狂谲、华士拒不做官的行为，实际上是对太公尊贤上功政策的反抗。姜太公尊贤上功的初衷，是号召齐地东夷土著中的人才积极参加到齐国新生政权的建设中来，以凝聚人心，稳定社会局面，而狂谲、华士这个时候却声称坚决不做官，实际上是和太公唱对台戏，蛊惑一部分人继续反抗太公的政策。太公如果不“敲山震虎”、杀一儆百，不但“尊贤上功“的政策难以有效贯彻，其他政策也无法推行，所以太公将他们诛杀了。
综上所述，姜太公诛杀狂谲、华士是迫于当时情势而采取的果断行为，不但与“尊贤上功”不矛盾，而且为“尊贤上功”政策的落实，铺平了道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太公所作所为无可厚非。
三，姜太公的尊贤上功，打破了宗法制和世卿世禄制吗？
所谓宗法制，就是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与国家制度相结合，以维护贵族世袭统治的制度。所谓世卿世禄制,就是由最高统治者按宗法制原则，即根据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分封诸侯、卿、大夫等，官职可以世袭。我认为，姜太公虽然采取了”尊贤上功”的国策，吸引了大批齐地东夷土著人才加入到齐国的统治队伍中来，但从根本上并没有动摇宗法制和世卿世禄制。为什么这么说呢？
1．西周时期，周王室对诸侯各国的控制还是很严密的，周王室和齐国基本上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从周厉王烹杀齐哀公不辰的例子可以看出，周天子对诸侯国君有生杀予夺的权利；另外，周天子还实行“监国”制度和“命卿”制度，诸侯国“地方”一旦有与“中央”相悖的举动，即兴师讨伐。有学者认为，对于齐国来说，东邻的纪国就是齐国的监国；而国、高两大家族就是周天子亲自任命的上卿。既然当时周王朝“中央”实行的是宗法制和世卿世禄制，那么作为“中央”管辖下的“地方”齐国则不可能大破大立，实行与“中央”相左的制度，也必须实行宗法制和世卿世禄制。
2．从姜太公诛杀司寇营荡的事件来看，齐国还是基本上遵从周礼，有着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和世卿世禄制的。据《春秋繁露》记载，姜太公问阳奉阴违的司寇营荡如何治齐，营荡回答说应该以仁义治齐。姜太公又问何为仁义，营荡说“有子不食其力，妻长而夫拜之”就是仁义，结果姜太公非常生气，认为营荡是以仁义乱齐，把他给杀了。姜太公为什么生气呢？原因就是营荡认为“父亲应该和儿子平等，丈夫应该尊重妻子”，没有遵从“父父子子”的“亲亲”原则、“妻子应该以丈夫为主”的“尊尊”原则，与周礼不符。由此可见，姜太公的宗法制观念还是很浓厚的，他的尊贤上功以宗法制和世卿世禄制为基础和框架，是宗法制和世卿世禄制在齐国国情下的补充。
3．从国子、高子二位世卿的情况来看，世卿世禄制在西周、春秋时期的齐国一直实行。国子、高子是周天子任命的两位上卿，不但位高权重，有统帅军队、代表齐国参与会盟、管理行政、扶立国君的职能，而且世代相袭。从桓公由高傒辅助即位、管仲任相前向桓公要求比国子、高子更高的地位、管仲因有高、国二子在，而以下卿之礼接受周天子赏赐、高傒受命代表国君安定鲁国等事例均可看出，国子、高子在齐国的地位是仅次于国君的，而且世代相袭，国君对他们也奈何不得。
所以从以上三点分析，说姜太公的尊贤上功打破了宗法制和世卿世禄制，是过分拔高了“尊贤上功”的作用，并不是历史事实。

二黑姜建

嘿嘿

ms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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