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水居琐语（一）----张修竹

小舟

我本性喜好 离群索居，静静地呆在家中，忘记恶梦缠绕令人酸楚的过去，避开置身应酬之场而日开纷扰的生活。没有风雨故人至，也没有电话进出，过年过节也不必为讨好谁巴结谁而煞费苦心。在封闭的书房里与画册中的大师们默默地交流，在一种孤寂的生命状态中凭心智去整合自己感悟的传统与现代。
　　我奢望能索回人应有的那份自由的天性，虽显枯寂但无据无束，有人说，百分之七十社交，百分之三十画画才是一个成功的画家，但我办不到，因生性畏缩自卑，在应酬场中往往会失去书斋里好不容易才找到的那点平静和自信。
　　儿时，小伙伴们在夏夜的星空下争论什么东西速度最快，有说是宇宙火箭，有说是声音，有说是光，等大家说完了，剩下一个平时看来有些木讷的小胖娃憋红着脸大叫一声：“想” ！
　　如今当年的小伙伴们都成了半老头，早在多年前就不争论了，也没有谁敢“想”了。
　　当人们知道得越多，剩下的想象会越少，规则、法度、技艺像羁绊的绳索，像封闭的笼子使我们失去了心灵的自由，更失去了童真，正如佛家所言的“所知障”和“法障”。
　　人的自然属性本质是自由，但人的社会属性却时时处处制约着这种天性，秩序协调发人与人之间的公共关系，但也桎梏着艺术原创性的自由度。我们不得不在钢索上舞蹈，因为世界上每种游戏都制定了一种规则，规则和裁判决定了你生命运动的轨迹和结果。正如同足球不遵从规则进球无效，当然其中包括宣布进球无效的“黑哨”，因为“黑哨”也产生于规则。
　　“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艺术家需要大胆突破规矩，突破那画地为牢的圈，这个矩的底线往往是在艺术发展史的时空链接点上。杜桑当年那石破天惊之举，好像已在游戏规则之外，但恰恰是出现在西方现代艺术发展到了彼时需要有人开拓出这们一个起飞的平台之际。正如当年欧洲的发展需要发现美洲大陆时，这个发现由哥伦布歪打正着地完成了。当哥伦布将鸡蛋的一端轻轻敲破而使之立于桌面时，他突破的是游戏规则，但似乎又在规则的底线之内，为什么别人想不到呢？这就是天才和平庸之别。创造的智慧在于对整体的把握，杜桑把握的是谙熟整个西方艺术发展现状而产生的灵感，恍然大悟者无缘享受创造的乐趣。
　　当代中国艺术困境在于既不可能原生出杜桑但又不能拒绝杜桑，欧美现代艺术将社桑开创的游戏疯狂地推向极致的过程中，又逐步形成法度深严的规则。当生活在本土的中国人浑身捆绑着沉重的传统文化铅块去参加这种轻松的游戏时，显得那样悲壮。这使我想起了抗战时穿者草鞋、背着斗笠、手持汉阳造的川军和缺少足球文化支撑的中国国家足球队。但我敬佩中国当代艺术圈里的那些离经叛道的後生，就象我敬佩出川抗战的川军和韩日世界杯上的中国队。至少，他们在冲击着本土文化旧有的秩序，为当代中国建构与时代同构的多样化艺术生态圈而发出一种对现状否定的嘘声。
　　孔子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丁肇中说：“科学就是生活”；世界杯之后跌了价的米卢也讲“快乐足球”，这当中包含着深刻的道理。如果一项事业成了一个人的生活，并能从中得到快乐，良好的心态和持之以恒对他们从事的事业绝对有益处。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艺术家们开始有了使命感，渴望看名垂青史而精心设计着自己“切入美术史”的作品，书画已不是生活，失去了爱好，丢棹了快乐。艺术是心灵最直接的流露，“深刻”是装不出来的，“文献性”也不是自封的，即使艺术的“技艺”含量被“思想”取代，但不管“技艺”还是“思想”都存在艺术精神的纯洁度，我想象不出那些传世名作的创造者在作画时，如果他们老是惦记着自己正在画“切入美术史”的画而如何能进入“颠峰状态。
　　理论家常常把简单说复杂，这是理论的需要，要想当一个好画家却一定要再把那复杂变简单，特别是当今信息垃圾成堆的年代。
　　画家应该回到单纯，艺术创作的原始冲动应该是一种自然流露而不是一种设计，首先是你想这么画，画得愉快，顺心又顺眼。
　　齐白石讨厌以能背诵多少古人名为能事之辈，就像冯骥才小说《神鞭》里那个津门武林祖师爷索天响，一口气能背出一百多种南拳名称，腿脚却不行。齐白石说：“那些古人名字与我无关，我记他干什么。”但老人懂得一个道理，即用心去画画，用心去感悟，用心去选择，他不是不记古人前人的名字，而是只记自己感兴趣的那些名字，有的名字还刻骨铭心地记，自己甚至愿变成一条狗在他们门前转悠。
　　马蒂斯棉恨画家耍嘴皮子，他说得更极端：“你想作画？那就先把舌头割掉，因此从此一切都只能用画笔去表达。”
　　德库宁是一位一生都充满创作激情的画家，这种激情必然依托于一种可爱的单纯，他没有高深的理论，也不深谙美术史，甚至在表达的方式上也有些愚蠢，但他有作为一个画家实实在在的经验、方法、快乐和痛苦。所以他直言不讳：“翻看艺术性书籍，不论是哪一国语文，似乎都用一种扑朔迷离的很难懂得的语言在谈论它，把艺术弄得更复杂，我常常不懂他们到底在说什么，说那些做什么？其实艺术是什么，是生活的东西啊。
　　赵无极的画看起来有点“玄”，是最有理由用“玄”论去描述的，但他却不愿意自己去描述，他更愿意让懂理论的朋友去说，他说这些朋友比他懂，他画他的画，简单到只是解决画画过程中画面上不断出现的问题。
　　我喜欢冯骥才小说《神鞭》里傻二那句话“……祖宗的东西再好，该割的时候就得割，我把‘鞭’剪了，‘神’却留着”。这便是，不论怎么变，也难不死我们；不论嘛新玩意，都能玩到家，决不尿给别人。”
　　好一个“‘神’却留着”。但要做到这点绝非易事，首先，得把祖宗的东西学到家，学得出神入化；第二，该割的时候就得割，敢把“鞭”剪了；第三，洋人的新玩意也能玩到家。但现实中往往鲜有傻二这样的奇才。能遇到的或是祖宗东西只学了点表皮，嘴皮子很硬却以正统自居的索天响；再者是视辫子为祖宗精血一根不得损伤的金子仙，还有混混玻璃花之流，祖宗的功夫丁点没有，只好去找杆小洋枪别在腰间去吓唬同胞，洋玩意儿也玩不转，枪法奇臭，五步开外打不中斗大的字。
　　四年前我曾去法国巴黎跑马观花看博物馆，两天不到的时间晃过了罗浮尔宫、奥赛艺术博物馆、现代艺术博物馆、蓬毕杜艺术中心（因内部乐修只看到了蓬毕杜艺术中心外观和前厅，中心的部分陈列品移到了现代艺术博物馆），根本不可能细细品赏那些曾在画册里见过或未见过的原作，正因为时间短，几百年法国艺术发展史的表象感观似乎浓缩在瞬间，反而触动更强烈，整体印象更鲜明。
　　在罗浮尔官我觉得自己似乎在弓着腰，迈着拘谨的步履，大气都不敢出地朝觐路易系列国王和拿破仑，那些浩如烟海精美绝伦而法度森严的古典油画震撼着我，使人惊叹欧洲油画传统的博大精深，像罗浮尔宫坚固伟岸的宫墙和装饰得豪华缜密的辉煌殿堂，挤缩着一介平民的卑贱心灵和残存的一点自信。
　　在奥赛博物馆，当我坐在展厅的长椅上凝视库尔贝的《生命之源》；当我在摩肩擦背的人堆里瞭望梵·高的那片麦田时，我又似乎觉得自己直着腰从容踱步于那些等候火车的绅士和平民组成的人群里，堪至可以与人窃窃私语，人性的自由在这里被轻轻地唤醒。
　　置身于现代艺术博物馆和蓬毕社艺术中心的我有一种空前的解放感。在比加索暴悍狂放的挥洒间，在塔皮埃斯化腐朽为神奇的点化过程中；在当代顽主们嘻笑怒笃玩世不恭的游戏里，我真敢脱光膀子狂笑、痛哭甚至歇斯底里的咆哮，只有在这里我才感到自己的存在，被挤缩和压抑的灵魂得到宣泄。我体悟到了心灵的自由才是人生最大的快乐这也许才是艺术的真谛。当然，没有罗浮尔宫和奥赛的两个半天，我的这种感觉绝不会有这么强烈。
欧洲现代艺术不是横空出世的，他们依托的是如那绵延上下千公里有著众多高峰的阿尔卑斯山脉一样博大精深的传统。

（转载自： 《艺术收藏》  2004年2月号）

小舟

清水居琐语（二）  
----张修竹

   
　　“生达”即谋生与达志，这对于失去官本位体系依托的职业画家，显得格外沉重和困惑。尼采曾言：保持轻度贫困及人生之幸事。蜀中有句土语：“饱懒饿新鲜。”累度很要紧，过度不行，“新鲜”指精神振奋，饿得半死不活也不行。
　　如果齐白石当年先去搞别的营生，挣来银子养家糊口后再变法以免“饿死京华”，中国也许就少了一位大师，好在他一直以画画为生，发球中国现代一位典型的民间职业画家。董其昌、“四王”依附官本位体系的士大夫文人，谋生不成问题而且生活优裕，所以他们的画看起来很“幸福”，四平八稳的，极有闲情。“四僧”的野逸，但能维持最低生活标准，他们可以“吃百家饭”、“挂单”，而且不看皇帝脸色。塞尚很走运，有位有钱的老爸。梵·高命差一些，只有“亲爱的提奥弟弟”。
　　“素富贵行科富贵，素贫贱行科贫贱”，钱多和钱少对艺术家都不一定是坏事，看您怎么对待，赵无极去法国时，父亲给他的那笔美金很管用，但他把笔钱用得很好，他可以在带个花园的幽静洋房里住上十年，最了不得的是他的邻居竟然有好几位法国本土的艺术大师。因无后顾之优，他可以悠闲地学法文、听音乐、泡咖啡馆、逛画廊，到罗浮宫“朝圣”，从硬件上先融入主流社会，这样去感悟欧洲文化传统绝对要真切得多。如果当年他老在底层里的中国餐馆洗盘子，恐怕也没有后来的那位“骑士”。
　　有同道说：“等我挣够了钱再好好画画”。我自己也曾有这样的想法。但操作起来很难，这使我想起一则笑话：“一位含辛茹苦的农夫的幻想，我要是当了皇帝，一定要打造一根金扁担来换挑担子”。
　　“绘事寂寞之道”，真正的艺术永远伴随着孤独。
　　对传统的崇拜，对偶像的崇拜，甚至对信息的崇拜，都会弱化艺术家的个性。伟人们之所以伟大，国为我们跪着，连荒漠里的小草都那么顽强地展示着它们各自独具的生命形态。真正的艺术家能敏锐地对生命自省，并力求在作品里留下属于自己生命的痕迹。
　　个体的人都是一种文化存在，并处在文化教育的某个时空结构点上，体现着与历史的关联、与世界的关联。“我之为我，自有我在”，虽然我没有石涛的雅，也没有比加索的豪，但我可以同时感受他们的艺术，他们俩却不能。米勒对巴比松的眷恋也绝不可能替代我对川西故土的一往情深。
　　对异质文化保持一种朦胧感、距离感，有助于艺术个性的强化。
　　边缘性艺术修养有鲜明的个性和强大的生命力，是国为远离了本土文化异质文化的传号衰减及远离本土文化中心，敦煌莫高窟的艺术才会闪耀着悠远的熠熠之辉。
　　“鱼相忘于江湖，人想忘于道术”，所谓艺术的“化境”，就是进入自由地表达生命感知的境界。对水的生命感觉，世界游泳冠军绝对不如鱼自在。
　　一部现代艺术史就是突破“法障”，进而讲求标新立异，由每个对立的避部共同完成了整体，显示出活跃的动态。而中国的老庄们虽然早已站在了终极真理的大门前，已透过那扇沉重大门恍恍惚惚看到了门外的那片自由的灵光，但受历代统治者青睐的儒家中庸之道却将东方哲学和艺术演进又牢牢地夹在了一条狭窄的、呈纵向的“一”字线形上，显示出了一种静态。“静”“淡远”竞成了中国艺术近几百年来追求的惟一最高境界，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点遗憾。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看来很包容谦和，但骨子里却透着一种独尊的霸气。
　　西班牙那个叫塔匹埃斯的洋人，虽然他只读过也许被浅化了的老子译本，但他对老庄的感悟表现在艺术创造上，好像比中国画家更深刻一些。
　　尽管终极真理像天边的地平线，你永远无法靠近它，只要历史不终止，人们追求终极真理也不会停止，虽然追求是过程的局部，但却是活力所在，也是今后每个时代艺术家奋斗的机遇。　　　　　　　　　　　　　　　　　　　　　　　　　　　　　　　　　　　　　　　　　　　　　　

（转载自： 《艺术收藏》  2004年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