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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时候就喜欢画画儿。画画儿出于天性,自是情理中事。稍长大后,知道了不同画种,觉得新鲜。再长大读了美校,知道了不同画法,更觉得兴味浓厚,胆子大起来,决心也大起来。后来,见识多了些,便觉得惶惑,画儿还能画成这样? 再后来,“知识”倍增,又知道了不少新潮流、新样式、新观念,更觉得不明白了,人们这么“画”——制造,是干什么?
带着一大堆问题,愈来愈多的困惑与疑问,我长到了三十几岁。我被这眼花缭乱的绘画世界弄得愈来愈不明白。想到“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快”的流行歌词儿,不禁—笑。大概人类这种“文化动物”就是可怕的,也是可怜的,他们总在闹事儿,又总在期望和平。真是无聊义无奈。
自三十岁后,我将我的多年所看所想、所感所受,包括从古人前人那里、外人洋人那里读来的和学来的东西部自我消化了一番后,陆续写出了—些文章,算是多年热心艺术的一种体认与态度。于是,竞冒领了一个“评论家”的头衔或形成了一个“搞理论”的形象。有时自己举着茶杯悠闲地想,我怎么会好“理论”的? 惟—的解释,只能是说,自己有一点求真的心性,喜欢表达一点关于艺术的观点而已。对此,自己也觉得可笑,大概是好名的“贼心”不死吧!说来也俗。人间万事,都有可笑处。
其实,在我而言,画画儿在早,写字稍后,中间又爱好不少别的,“好”理论——写文章纯是近七八年的事儿。有人不免问我,你业余还画画儿、写字儿? 我觉得这误会不小。其实,我以艺为业,始终都有些业余的性质。吃设计饭、吃编辑饭、吃教书饭都是“业”,饭碗是谋生必需。至于所谓艺术,乃是我生命中的—种需要,是我精神世界的一种表达和渴求,仅此而已。它是“余”,但更是“业”,我说得是佛家所谓的那种“业”,当然也好像包括了世说的“事业”的意思。又有人问:你又搞创作又搞理论,两者打不打架?或者说互相受用吧?我的回答是:我画画儿时从不想理论问题,搞文字时也较少考虑创作。但是,显然它们之间常常私下“幽会”,这我也管不了。至于它们相互联系深浅、爱慕何许程度我更不愿去干涉,因为不仅“婚姻”自由,“爱情”更应自由。
我的文化信念就是生命信念。有关生命的真实与理想都是我倾心的。人是生命体、自然更是生命体。我热爱生命的生机,普泛地说我热爱这个世界上的“生意”,我因而歌吟健康与活力,倾倒于生命的大活力与大从容、大自由。中国古人命之为“气”的东西——正是生命的存活状态。明了中国:文化的“气化论,也就入了中国文化的“玄”门。有人说中国文化太“玄”,即便如此“玄”也并非一无好处,“玄想”是人的一大优长。
我的花鸟、山水画,都不够“现代”,更与“前卫”无缘,因为我的文化情结有点“恋古”。但我始终认为,人类的恋古心理是有益于现代人类的,否则,没有这一维度的牵引,或许人类将以火箭、卫星的速度奔向人类的终结,也未可知。在我看来,现代人类正是在现代文明奔向未来世界的“特快黑箱列车”上被动前行的,人类没缘分幸福地享受车厢外景致,便迅速赶往厂一个危险的目的地。为此,我不厌倦恋古,但我并不守旧。有心人不难明白这是两回事儿。
我画画儿还不够地道,自己经常不满意自己。在一种后文人情结里,我慎重地感应着后现代文化。嘿,我扯得远了。这些东西与我的画画儿有飘乎的联系,但没有直接的对应。
我内心里无比敬重那些古今中外的艺术大师,他们心灵的独到与精神的放逐令我由衷感动。可是,我面对画纸, 只有真实地感受生命以及那些墨色痕迹,让他们交进、让他们结合、让他们散步才是。
画画儿真不容易。可是有乐趣!
梅墨生
梅墨生 1960生6月生于河北。又名觉子、觉公。曾问业于宣道平、李天马、李可染等生,兼事书法、绘画创作及艺术史论研究。现为中国书协会员、中华美学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曲阜师大兼职教授、曾在中央美院中国画系任教,现在中国画研究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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