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花鸟画『四君子』的审美价值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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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绘画史上，花鸟画无疑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以其独特的寓意象征性，体现了中国人特有的观察世界、表达感情的思维方式，即“天人合一”，“物我贯通”的哲学思想理念。而在众多的花鸟绘画中，“四君子”（梅、兰、竹、菊）又是一种非常流行的题材。“四君子”题材入画的时间并不一致，但基本上是在宋代独立成科，到文人画兴盛的元代开始变得流行起来，明清又随着花鸟画的勃兴，“四君子”题材的繁盛则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一、梅花何时入画，现在难以查证，唐代张彦远在其著作《历代名画记》中著录南朝梁代张僧繇时曾记述张画过《咏梅图》，笔者在查阅古代绘画史著作时见到的最早的关于画梅的记载即此。另外，在宋《宣和画谱》、《图画见闻志》中亦有关于画梅作品的记载，比如边鸾著有《梅花图》，于锡画有《雪梅双雉》、《雪梅会禽》等，腾昌画有《梅花鹅图》。到了五代，有关画梅的作品日益增多起来，据《宣和画谱》记载赵士雷画有《梅汀落雁图》，丘庆馀有《梅花戴胜图》、《雪梅山茶图》，徐熙有《雪梅宿禽图》、《雪梅会禽图》，唐希雅有《梅竹杂禽图》、《梅竹百劳图》、《梅竹五禽图》、《梅崖图》等。到宋代，画梅的风气逐渐开始浓厚起来，并且出现了很多以画梅而闻名的大家，比如以“写生”、“花传神”而著称的赵昌画有《梅花双鹤图》、《梅花双茶图》、《早梅锦鸡图》、《梅雀图》等，吴元瑜的画梅作品也很多，主要有《梅竹雪崖图》、《雪梅寒雁图》、《梅竹双禽图》等，他的作品和赵昌一样，不是单纯的梅花而是和其他动植物组合一起的。
    宋代画梅最有名的要数仲仁和杨补之，仲仁独创墨梅之画法，杨补之将其发扬光大，并且写花不以墨渍，创以圈法，每瓣三笔两笔不等，画雪梅则以淡墨染绢底，着雪部分及花留出空白，背景部分以浓墨勾画。另外汤叔雅、赵孟坚等也兼善画梅，宋代的画梅风气为元以后墨梅的全面繁荣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元代随着文人画勃兴，用梅作画逐渐多起来，元代最为有名的画梅大师当首推王冕，王冕自号梅花屋主，曾作《梅先生传》、《梅谱》。他的水墨梅花一变宋人稀疏冷猗之习，而为繁花密蕊，给人以热烈蓬勃向上之感。他的存世名作《墨梅图》亦是用单纯的水墨和清淡野逸的笔致生动地传达出了梅花的清寂傲骨，寄托了文人雅士的孤高傲岸的情怀。他的题画诗更是千古流传，读完后让人回味无穷—“吾家洗砚池头树。个个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除王冕外，赵孟、钱选、龚开、沈雪波、张德润、王渊也都兼工梅花。
    明清以降，善画梅花者更是不胜枚举，如边景昭、孙隆、吴伟、唐银、陈淳、徐渭以及石涛、八大、汪士慎、黄慎、金农、高翔、李方膺、罗聘等人均善画梅花，其中又以金农画梅最为有名。
二、兰花到底何时入画，现在不好查证。在唐代张彦远所著《历代名画记·历代能画人名》中发现晋名帝司马绍作品有《息徒兰蒲图》一画，笔者认为这是绘画史中所见到的最早与画兰沾边的记载，另外在《全唐诗》中有一首牟融的《山寺律僧画兰竹》诗，由此诗我们可以知道唐代已有明确画兰的记载。在查遍唐以后的绘画史专著如《宣和画谱》、《图画见闻志》、《画继》，均没有发现关于画兰的记载。但在清人郑板桥的《丛兰荆棘图》的题记中发现“东坡画兰常带荆棘，见君子能容小人也。吾谓荆刺部当尽一小人目之，如国之爪牙，王之虎臣，自不可废”。以此可以得知宋代文人中亦画兰。史传杨补之画过兰花，但没有作品传下来，宋代有作品流传下来的画兰名家赵孟坚、郑思肖为最早，元代诸如赵孟、赵雍、王英孙、释道隐、释明雪窗、李至规等亦善画兰花。在这其中当属郑思肖的墨兰最为有名，郑因南宋灭亡后，坐行必向南以思故国，所以号所南。郑画兰从不画根，如浮在空中，人问其故，答曰“土为番人夺去，我岂肯着地”。
    明清之时，众多画家均兼工画兰，明代夏昶、文徵明、沈周、唐寅都曾画过兰花。清人画兰当属郑板桥，他常画盆兰，但尤喜画“乱如蓬”的山中野兰，为此他曾自种兰花数十盆，并常在三春之后将其移植到野谷山阴之处，使其于来年发箭成长，观其挺然直上之态，闻其浓郁纯正之清香，因而得山中兰“叶暖花酣气候浓”的真美气质。此外郑还题写了大量的题兰诗记，如“多画春风不值钱，一枝青玉半枝妍；山中旭日林中鸟，衔出相思二月天”。
三、关于竹子入画的时间，查阅绘画史专著，发现顾恺之《魏晋胜流画赞》里面记述这样一句话“竹、木、土，可令墨彩色轻，而松竹叶，浓也”，笔者认为这是绘画史中所见到的最早的有关画竹的记载。并且《历代名画记·历代能画名人》在著录晋代画家顾景秀时提到他绘有《王献之竹图》一画，由此我们可以推知在魏晋南北朝时就有人已经开始画竹。
在唐代，据画史《宣和画谱》记载：边鸾、萧悦、刁光胤、郭乾诨都曾画过竹，且有作品传世，其中萧悦画竹最为有名，画史称“萧悦唯喜画竹，深得竹之生意，名擅当世”。除此之外，相传王维、吴道子亦画过竹，至今西安博物馆还藏有宋人所摹王维双勾竹刻石。
五代时，据《宣和画谱》记载：徐熙、黄筌、黄居宝、腾昌、唐希维、李煜都曾画过竹，且有作品留世。
    宋代的赵昌、易原吉、崔白、吴元瑜等均善画竹。《宣和画谱》著录黄筌作品349件，其中竹占十分之一，著录崔白的作品241件，画竹占30多件。并且《宣和画谱》卷二十中专有《墨竹叙论》，著录画墨竹名家。如李颇、赵君页、赵令穰、李纬、刘梦松、文同、苏轼等，其中又以文同、苏轼最为有名，此二人改变了传统的画竹法不以双勾着色，枝、干、叶均施以水墨画，深墨为叶面，淡墨为叶背，开创画竹之新风。
    元代画竹，空前兴盛，几乎所有的画家都善画竹。查阅元夏文彦所著《图绘宝鉴》一书，元代部分收录画家计175人，而记载善画竹者就达76人之多，几乎占二分之一，可见元代画竹之兴盛。郑武昌先生在其所著《中国画全史》一书中述论：“五代四君子画，大以墨竹为权盛，能作此类中画家，其泯灭不可考者不可知，以其可考者而言，其数实占元代画家的三分之二”。如赵孟、管道、李衍、高克恭、柯九思、倪瓒、王蒙、吴镇等都曾画过竹。画竹风格纷呈异彩，不拘一格，或简或繁，或着色或水墨。其中元代画竹最为有名的当属李衍和柯九思。李衍善墨竹和着色竹，墨竹师法文同，着色竹师法李颇，除师法古人外，李还注重师法自然，注重深入生活，实地观察体验，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不敢尽信纸上语”，除竹画作品外写有《竹谱》一书留世。柯九思，以墨竹知名于世，他师法文同、苏轼，但变繁为简，趋于疏逸。有《双竹图》、《竹石图》留世，并著有《竹谱》一书。
    明代画竹名家主要有夏昶、沈周、文徵明等。其中以夏昶最为有名，所画墨竹声价甚高，海内外多重金求购，故有“夏昶一个竹，西凉十锭金”之说，留有作品《戛玉秋声图卷》、《为潘宅作竹石图轴》等。
清代画竹名家也很多，徐渭、石涛、八大、汪世慎、金农、郑板桥等人都曾画过竹。其中以郑板桥画竹名气最大。郑擅画兰竹石松等，但独画兰竹五十余年，成就最为突出，并且留下了大量有关竹子的题画诗记，提出了经典传世的不朽名论，如著名的画竹三段论“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他的作品存世较多，自清代以来，被世人行家所叹服，成为“人争宝之”的珍品。
四、菊花何时入画，现在也难以查证，宋《宣和画谱》卷中在著录腾昌时，记述藤“卜筑于悠闲之地，栽花竹杞菊以观植物之荣悴，而寓意焉。久得其形，似于笔端”，这是绘画史中所见到的最早有关画菊的明确记载了。由此可知，五代已经有了画菊的风气。入宋后，画菊花的人开始增多，但和画梅、兰、竹的人相比自然要少。一直到南宋、元代的时候赏菊、咏菊、画菊之风气才开始浓厚起来，热衷于画菊的画家开始多起来，如钱选、苏明远、赵彝斋、李昭、柯丹丘、王若水、盛雪莲、朱樗仙等俱善画菊，而且他们都以突出菊花傲霜凌秋的品格。
    明清两代画菊的人也不多，有陈淳、徐渭、沈周等人画过菊花，现有陈淳的一幅《菊石图》藏于故宫博物院。清代人画菊花的也不是很多，其中以金陵八家之胡和扬州八怪之黄慎最为有名。
    综上所述，梅兰竹菊作为“四君子”题材似乎始终伴随着中国花鸟画的发展，历代文人墨客、迁客骚人不断颂咏描绘，使之历经千余年而常画不衰，像一坛陈年老酒一样愈画愈浓，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为什么古人如此魂牵梦绕般钟情于“四君子”题材？究其原因，这里映衬出的不仅是由于“四君子”本身的自然属性而呈现出的一种自然美，更重要的是古人把一种人格的力量，一种道德的情操，文化的内涵注入到“四君子”之中，通过“四君子”寄托理想，实现自我的价值观念和人格追求，因此“四君子”最终成为古人托物言志，寓兴自我，展示高洁品格的绝佳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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