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北大一瞥 》——张高

墨客

LBSALE[100]LBSALE[这个贴子最后由墨客在 2009/02/02 12:37pm 第 1 次编辑]

那天，因为要查一点资料，我来到北京大学图书馆。
之前，我只来过一次北大。已经过去了整整四十年！那时候正是冬天，校园里一座座灰色的砖楼默默伫立在黯然的天穹下，楼墙上到处贴着像布鞋的千层底一般层层叠叠的大字报。
在北大的同学和老师的指点下，我很快找到图书馆楼。图书馆楼是去年才最后完工的，与国家图书馆相比，规模自然比不上，但建筑风格显得更民族化，与学校其 它建筑物的风格很协调。北大在当年是“文革”的“桥头堡”，当年看大字报也正是在这个地点，这里比东边高出一个台阶，是几座楼的空余位置。在这里第一次看到了毛泽东主席那篇著名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和所谓“革命造反派”指控刘少奇主席是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字报，以及其它诸如说刘少奇有几个妻子之类的大字报。可是我当时怎么也不肯相信会把矛头对准刘少奇，就像不相信太阳会从西边上来一样，那时确实就是这样想的。
走进图书馆，我不由把脚步放得很轻。北大图书馆是对外开放的，作为校外人员，办一个临时阅览证就可以很方便地看到你要找的东西。需要复印拍照一般都可以。这里的职员都异常地客气，负责用数码相机拍照的那一位给我刚刚拍照过一次，过一会儿，我决定再拍一幅，又把他从楼上叫下来，他毫无烦我之意。后来他看我想知道拍摄效果，又带我到楼上他的办公室，放在他的电脑上让我看。从他那里走出来我有些感动，不禁想，北大毕竟不同于其它地方，在这里随便碰到谁，没准就是一个谦和的贤达之士呢。当年的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和馆员毛泽东，他们都曾是中国革命的领袖，给中国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当年北大的那些穿着大褂或者西装革履的著名教授像陈独秀、胡适、梁漱溟、鲁迅、周作人等许多人会时不时地光顾这里。
中午吃饭的时候，我走到距图书馆大楼东北不远的未名湖边，想看一下湖边的那座仰望已久的塔。因为这塔也可看作是北大的标志性建筑，然而在四十年前那次匆忙的造访中并没有留意过这座塔，后来这么多年来对塔仍是一无所知，问过几个人都摇头说不知道，我便常引以为憾。湖边簇拥着几座小山丘，山上树木蓊郁，真可谓湖光山色。朝山上跨去，树林里一股潮潮的好闻的树脂味道立即朝我幽幽地围拢过来，四围宁静之极，我的全身立即松弛下来，仿佛遽然回到山野一般。这时候，我脑子里竟然冒出一个怪念头：觉得北大有些山林气。这自然有些荒唐，不过，这里确曾是知识分子非常自由的地方，这里非常地宽容过，非常地非官方化过。自蔡元培先生提出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口号以来，从而在当时出现了像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梁漱溟等一批灿若星辰般的思想大家来。想想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呢？那些知识分子并未完全浸淫在超脱澹远的山林之气中，而是充满了英雄气的。以陈独秀为首的知识分子在他们所办的《新青年》和《每周评论》上，自由发表自己的文章，甚至在刊物上公开点名抨击北洋政府的几大要员，并直接导致震动世界的“五四”运动的爆发。那时的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活跃于社会，影响着中国的思想界，左右着中国的革命，正所谓“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挥斥方遒”，确实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荣耀。曾翻阅有关记述，使我感到惊异的一点是，尽管处在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可是当1920年陈独秀被捕后，严智怡利用其父与徐世昌的关系（拿着父亲的信），找到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要求释放，所陈述的理由竟然是：“……大学为新思想发源地，无论什么思想都要拿来研究，怎能够去干涉他呢？藉新旧思想暗潮来兴‘文字狱’，实在于教育前途有碍。”这与我们过去对北洋政府所想象的情景似乎有些距离，严智怡说出的这番话，恐怕应该看作是北洋政府当时的官方话语。后来，这样的一个兼容并包景象也许可以算是结束在马寅初校长的名下。这位作为经济学家的校长完全出于知识分子的良心，提出了防止中国人口膨胀的建议，一项利国利民的良策却被认为是一种居心叵测的诡计，而因此受到官方发动的全民共诛共讨，乃至被撤销北大校长职务。他当时自己连自己都没能包容得了，北大从此也就这样了。就连国家主席刘少奇也未必能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我想到这里，不再想下去，即朝山坡上的那座塔爬去。来到塔下，环绕一圈，看到一块不太大的石碑，碑像是新立的，看了碑于是知道：原来这塔并不是佛教的浮屠，而是一座水塔。那碑上说，燕京大学1924年在这儿掘井，掘164尺，水喷出来竟高达十余尺。塔形仿北周时代通州的燃灯塔。因系美国人博氏捐资所建，故称“博雅塔”。我不觉松了口气，因一个塔名竟是这样驱使我，但我断定只知未名湖边有塔却不知其塔名的人决非少数。现在，我终于知道这塔的真相了——这些年来我总是想知道一些事情的真相，包括陈独秀、刘少奇等等这些人的真实情况。
下午我完成任务，随便翻阅一下过期杂志，正好看到香港中文大学校刊的一篇关于评价陈独秀的学术论文，我不禁凝神捧读起来。近年来，国内已成立了多个陈独秀研究会，这似乎可以告慰陈独秀先生及其同仁了。但香港中文大学这篇文章对史实了解的详细程度远超乎我的想像。文章除了肯定陈独秀在党内无可抹煞的地位，还指出他对革命的真知灼见，比如他最早站出来倡导人权，比如他在中国第一个深刻总结、反思苏联经验教训，在1940年就对斯大林的专制提出尖锐的批评，并提出大众民主要对无产阶级政权进行监督等等，均不失为远见卓识，对照今天的改革不是很发人深省的吗？可惜他的意见不能得到更多人的理解，且他过于书生气。对于他的书生气，鲁迅也看出来了，说对于他“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 ”。他终于败下阵来，岂止是败下阵去，而是“身败名裂”，他先被国民党开除出党，后被共产党开除出党，甚至连他家乡的乡党也想要开除他的乡籍。我没看过北大的校刊，但我想陈独秀恐怕是北大校刊中最值得经常提到的人物了吧，他可是在临死前都惦记着要把自己的书送给北大的（据说他归去后在家里还写了《老子考略》《孙子与儒家》《古代的中国》等书），且不要说他在中国当代革命史上，是最为重要、最为活跃的人物之一。其友高语罕挽云：“大道莫容，论定尚需十世后。”幸好，我们还未过一世，就已经着手重新论定先生了。但我还是遗憾我们只有太少的人去研究他，绝大多数人并不关心这些，正像不屑于关心未名湖边塔的真相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