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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沧桑人生的一面镜子——作者:何元智[转帖]中国画家学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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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5-17 19:24:33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俊彪历时十数载的长篇巨著《幻化》三部曲出版一年就印了两次。在这一文学艺术世界中,俊彪立体多维而又纵深地展示出了中国整个20世纪的历史风貌:波澜壮阔的战争风云,淳朴恬静的乡村生活,尔虞我诈的官场斗争,男欢女爱的感情世界,以及欲望与金钱相联的现代都市,并为我们刻划出了各色各样的鲜活的人物形象。我们在这百年中国社会的政治风云与人生命运的深邃景观中看到了现代中国云翻雨覆的时代变迁,看到了社会现实的历史嬗变,看到了人物灵魂深处的复杂、渺小与深刻,更看到了作家的执著、信仰、独到和敢于直面人生的真理价值取向,从而深深领悟到了历史与现实的轮回递进,尘世人间的莫测变幻,人性美与恶的挣扎较量,以及作家的激情与理想,使人深受感染。

  俊彪以批判精神、理想精神、爱的激情的强健的现代意识去关注历史、现实、人生和命运,把新的审美经验、博大的理性精神与广阔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结合起来,写出了这一优秀之作。全书以中心人物霍士斌、何人杰、黎可夫为线索,通过他们从乡村到学校,从学生到士兵,从士兵到将军,从将军到共和国的封疆大吏,从生到死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遭际和命运的变化去联结引出彼此相关的时代、人物、事件、场面、环境、细节、观点等,交织出纵横重叠的时空与历史,从而熔铸了一个多姿多彩的文学艺术体系,刻画出了内涵丰富、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彻底打破了好人坏人的界限。三位中心人物生活在同一时代、同一社会,又是同乡、同学,一同参加了革命,同时入了党,又同在一个省里前后担任过第一书记。尽管有这许多的共同点,但其性格、命运和人文素质是极不相同的。正是这些不同,才是这些人物的魅力所在。也许正是他们不同的性格、不同的气质、不同的道德情操,决定了他们不同的处事做人,决定了他们的不同命运。作家的高明之处,正是从他们表层的相同中透析出了他们深层的不同,进而从他们现象的相同透析到他们本质的不同,正是他们的“这个不同”折射出了他们在同一时代、同一社会、同一历史过程中的不同侧面及其不同层次的内核。并且他们的这些不同是如此的典型,如此的有代表性,生活在与他们同一时代同一身份的人竟可在这个不同的镜子里照见自己做人、做官的本相。
  霍士斌是作家浓墨重彩刻画的典型人物之一,《幻化》第一部《尘世间》是以霍士斌案件为中心线索,叙写了霍士斌对自己冤案的申诉与回忆,挖掘了他几十年人生与革命的历史和人性的忏悔与反思。霍士斌蒙受了十几年的不白之冤,受尽花样繁多的精神和肉体折磨,曾多次想到自杀,并且十几年来从未停止过申诉,而迟迟不得昭雪,其原因何在?难道是他个人的命运所致?不!原因十分复杂,首先是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使人不能成其为人”的人妖颠倒的所谓“文革”这一非常时期;另一方面他的案子又是铁案,亲笔定性的是中央领导。正如他的女儿霍婵娟所言:“当年亲手给你捏造黑材料的那些人,由此官升三级,有的至今身居高位,他们能够站出来否定过去吗?……”;再一个原因就是与他的做人和性格有关,“黑亏全吃在你撞倒墙也不肯回头的牛性格上,还有你那张得理不饶人的嘴。如今已是花甲之人了,还没个理智。”这是他的现任妻子肖淑娴对他的批评。霍士斌在战场上是一条好汉,一位将才,粗中有细,智谋过人。但他的性格果敢中凸现出武断暴躁,方法简单,从处理何人杰与巧儿事件,以及安再起的堂弟安再兴事件都可看出。这一些真实的叙述,不仅补充了霍士斌的性格,而且揭示出了他屡遭厄运,冤案难平的关键所在。
  霍士斌为使中央派下来的人复查他的冤案进行得更顺利,有意离开滨河市,到他当年打过仗和工作过的地方走一走,一则是为了寻找当年足迹,以及被自己抛弃的两个妻子,忏悔自己对婚姻的轻率,弥补一下心灵的过失;再则是寻找过去的革命业绩,增强自己的信心和力量。“我如果能重新得到工作,决不像先前那样蛮干了。我以前的许多做法,实在是太愚蠢了。不找机会洗刷自己的罪过,会留下骂名和笑柄的。”这时失意的霍士斌不仅有同情之心,仁爱之心,懂得了“富国强民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宏愿”,更懂得自己过去在台上没为百姓造福是罪过,蛮干是愚蠢的……那么他官复原职后又是如何作为的呢?
  第二部《日环食》是以霍士斌、黎可夫、何人杰等人观看日环食为线索,以此为纽带,把各种人物、情节串联起来,进一步展示出霍士斌等人物的人生轨迹和心灵历程。
  霍士斌平反昭雪后,接替了何人杰,再次出任这个省的第一书记。其时摆在他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两项:第一是将受过委屈、挨过批斗、遭到非人待遇的人一律无条件地平反,由他们组成改革开放的骨干队伍;第二是全面清查一切与何人杰黑线有牵连的人,彻底清理整顿党员队伍与干部队伍。霍士斌遭受十多年的煎熬后,已逐渐克服了暴躁、专横、武断、狂热和不近人情,变得冷静、宽容、客观、谦恭,在做人处事中已学会了将心比心了。然而自他重新上台后,就忘记了自己要涤清灵魂的诺言。俊彪这样的描写,一则凸现了作家对人的复杂性的把握,再则也是在倡导人和人之间更为健全的关系。
  《幻化》第三部《生与死》是以生与死这个人类的终极命题为线索,组成了一个独特的社会景观、独特的时代画面,展示出了有关各种人物的心态、立场、表现和行状,凸现了霍士斌、何人杰、黎可夫等人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熏陶中的不同的死亡意识,高扬对生死彻悟的一种无畏与豁达的人生态度,弘扬仁善博爱,赞扬了民族与人性向上的精神的光辉。
  俊彪在《幻化》中不仅叙写出了霍士斌的特殊个性,还写出了他所属系统的整体性质。作家对霍士斌的性格进行了全面的综合考察,透析了他在各种社会精神文化系统中不同的系统质,从而使霍士斌性格的本质丰富多义,深刻真实,而非单调划一。
  《尘世间》的人生故事不仅是联系过去和未来的历史过程,与此同时也牵扯出从中央到地方,从比省委书记地位更高的中央一级干部的政治生活场景到省委书记管辖之下的普通老百姓的世俗的生活场景。在这样的场景中展示出了政治生涯中的对立面:一方面是党中央对霍士斌案件复查的支持,马从戌、苏千里、宋伟奉中央指示对案件已展开复查,司机于大可对霍士斌的无私支持、关心,曾被人误解的原霍士斌的秘书时天亮也写大字报公开揭发现任省委书记何人杰;另一方面是以安再起为首的人众对霍士斌复出的阴谋计算,串起了杨满宇、秦文、魏武等人从中作梗,何人杰的百般阻挠,洪云龙、郗雾豹、朱自民、郭戈等人的帮腔作恶。双方斗争的过程,充分展示出政治斗争的惨烈,不择手段,孰是孰非,谁正谁邪,只有在时间中去验证了。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极为复杂的,何人杰在战争时期始终都是黎可夫、霍士斌的下属,他俩也始终像兄长一样关心爱护过他,何人杰后来却施展可怕的政治手腕,诬陷迫害霍士斌,迫使黎可夫离休,自己接替了他的职务,一跃而为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政治委员。至此,三人的职务拉到了同一水平线上。从此何人杰稳坐省委第一书记的宝座十余年,顺利度过了中国那是非颠倒、人性沦丧、现实成了硕大无比的荒诞的“文革”期,足见何人杰脑子聪明,为人练达,多谋善断,处世灵活,适应环境的应变能力极强。他懂得当官、保官的秘密:只要心狠手毒,善于观察风向,寻找靠山,网落亲信,形成气候;或者金钱铺路,大肆贿赂赃官,不惜古董美女,就会官运亨通。
  何人杰在被宣布免职的当天,就被限令当日离开高干宿舍,他要去住的房子,恰好是霍士斌挨整时住了十多年的那个大杂院里的十分简陋的两间斗室。何人杰搬出的当夜,他就被带走了,是隔离审查,单独监护。他被关在南山一处偏僻荒凉山窝里的一个破窑洞里四年多,受尽折磨,直到中央对他的问题有了结论,才迟迟得以释放。在四年的囚室里,他悟出了对今生和来生都有益的人生哲理。他明白了如何对待自己,如何体谅别人;悟到了人生中最有价值的是纯洁的情操、博大的善心和至死不渝的爱情。他回到了山村追求恬静和谐的晚年生活。他和华馨薇将补发的三万元钱捐给了故乡,修了一所十分漂亮的学校,请了两位年轻的教师,使孩子们能得到良好的教育。真正体悟到文化与知识对人的提升是巨大的。他如今已从一个复杂的人变成了一个健康平和的老人。他懂得了“人类首先努力要做的是:放弃暴力与征服欲望,让无尽的爱拥抱一切,宽容一切。”
  何人杰是从生与死的重压下解脱出来的人,因此,他的死如坐化一般,走得舒心从容。
  何人杰是人,是情种,是一位大官,是时代潮流中的成功者,同时又是失败者。得意时专横跋扈,甚至丧失人伦道德,制造罪恶;落难时有了良心发现,深藏内疚而忏悔,从一个狡猾的人变成一个诚实的人,从一个自私的人变成一个博爱的人,从一个罪恶的人变成一个仁善的人。何人杰是生活中的真实。
  作家对第三个主人公黎可夫虽然着墨不如霍斌、何人杰的多,但形象仍然是鲜明的,也是极为典型的。
  黎可夫与霍士斌在战争年代与和平建设时期都是左右不离地共同战斗、工作在一起。他对霍士斌最了解,霍士斌落难后他接任省委第一书记近一年,按地位和他们之间的关系,他是应该在霍士斌政治生活攸关的时候挺身而出、澄清是非的,可是他没有这么做,态度是暧昧的。作家还叙写了他在几次是非斗争的关键时刻都不表态不吱声,实则是明哲保身,以“中庸”、“中道”、“中和”的原则来约束自己。知足常乐,藏愚守拙,安分守己,随遇而安,“不争而善争”,“不言而善言”。他在大政方针上也是以“和为贵”为指导思想,以善政、忍让去博得上级的信任,获得下级的称誉。
  但他并不是一个不知是非的人,何人杰和竹溪离婚时,他拍桌子甩椅子,把何人杰大骂了一通。当他得知霍士斌的女儿霍婵娟高考获高分却因“父亲问题”升学被卡时,他发怒了,深夜拄着拐杖闯入何人杰家中,大声质问何人杰:“霍士斌究竟是不是修正主义分子?”“霍士斌的姑娘有什么罪?”最后,咔嚓一声折断了拐杖,以断杖逼何人杰,若他这次失信,他们的交情,就像这拐杖一样。几件事情都证明他有同情心、正义感,有一副菩萨心肠,懂得理解别人,帮助别人。一有问题就摸着蒜头鼻子思索,性格不急不躁,很沉稳,又包容别人。因此,他能客观冷静地观察时代的脉动,从内心里暗暗警告自己,始终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因而很少招引别人的猜忌和怨恨,一生平安,从未遇到生活上大的困苦,命运的大风大浪。
  他的为官之道、养生之道都脱不开他个性深层里的文化底蕴。他的思想感情是复杂的,文化信仰也是丰富多彩的。“他的名号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外壳是孔孟儒家文化,内核是老庄道德哲学。”黎可夫的思想与信仰,可以说是诸多矛盾对立而整合为一的一个实体。
  黎可夫、霍士斌、何人杰的不同性格,不同命运,不同的人生轨迹,不同的心理历程,都充分地展示出了20世纪历史过程的不同侧面及其不同层次的本质属性。他们三个对手分别用各自的人生使命画出了国家政权在这个省的执政之圆。
  俊彪还塑造了令人难忘的女性形象。如梅静亚、霍婵娟、陈月英、华馨薇、艾尼娅、穆静、宋毅等等。通过这些形象揭示了当代社会男女两性之间存在着的深刻的差距与对立。表现了在经济上获得独立的新女性所必然产生的在文化上与男性完全平等的要求,以及这种有悖传统的要求与社会所发生的尖锐冲突,从而展示出了当代女性的文化困境。尤其是无地位、无文化的女性更显示出男女两性之间的“性沟”,表现出女性渴望与男性美好相处的愿望纷纷落空。
  《幻化》是一部富于哲学意味的百年史诗,成功地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的命运都是一波三折,跌宕多姿,都具有人性的深度,都是现实生活中真实人生的曲折、复杂、丰富的反射。若用福斯特的人物性格理论加以概括,《幻化》中既可找到“扁平人物”,又可找到“圆形人物”。俊彪在创造“圆形人物”(或曰主体人物)时,特别注意从“圆形人物”的各个侧面生发出的一个又一个“扁平人物”的不同侧面去烘托着“圆形人物”。作家将这二者有机地紧密结合起来,成功地刻画出现实人生的深度和人生现实的博大的人物形象。

  成功的小说,离不开原汁原味的细节叙写。《幻化》以充沛的时代精神和对现实生活的密切关注,以独具个性魅力的细节叙写,展示出了多彩的生活画卷和凝重的人生图景。俊彪的彩笔叙写了许多令人感叹的、原汁原味的细节。如在一个严寒的冬天,红柳村的老折头和孙子铁娃搭乘长途汽车再转乘火车来滨河市看望霍士斌,还背了他当年下放劳动时爱吃的戈壁土特产品。他们千辛万苦寻到省委高干宿舍,霍士斌却不愿接见他们,因为他不希望那些了解自己底细的人在他近旁晃悠或生活。老折头与孙子愤然离去。
  霍士斌的司机于大可一见老折头和铁娃冒着大雪离开了省委大门,便气喘吁吁地追上了他们,自己掏钱给他们买了两张硬坐车票,将身上仅有的几斤粮票也塞给了铁娃,送他们上了火车。老折头坚持要给车票钱和退还粮票,于大可无奈,主动要了爷孙俩送给霍士斌的果品。他心里明白庄稼人一辈子也不肯占别人便宜,不然至死良心也不得安宁。尽管爷孙俩没见到霍士斌,但他们的心愿了却了,心里也就平静了。于大可随即也辞职离开了霍士斌。
  于大可在整篇小说中都展示出了他的忠厚、诚实、仁义、善良、能干。在这件事中也足可见他的正义,富于同情心,敢作敢为,敢爱敢恨,有着强烈的是非意识。这正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典型。于大可、时天亮、老折头、铁娃等人物的塑造正是作家理想人格的写照。
  从这些人物与事件所演绎的生活琐事中,作品挖掘了丰富而深刻的意义,挖掘出了深深掩藏着的灵魂深处的真实。在不加任何评判的诉述中,蕴含着批判和赞扬。通过讽刺性地对比寄寓着深刻的社会批判意识。

  20世纪是语言的时代,20世纪人文科学的一次革新就是语言科学的突破。语言是意识、思维、心灵、感情、人格的形成者,是人类认识世界与自己的框架,语言包括逻辑而又不受逻辑的局限。语言之根在于无意识之中,语言在形成“可见的语言”之前是运动于无意识中的无数无形的足迹。文学语言的开拓正是文学艺术家们刻意探求的,他们正是为此进行着一场“语言实验”,以促进文学语言的变异。
  俊彪对语言的价值有着更深的理解,在语言王国里表现出了独特的个性。《幻化》如同一个“语言实验”场,作家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考察人性、人情和人生的方方面面,调动了多种语体如诗、散文、日记、书信、电影蒙太奇等,多方面多角度地立体地表现了各种各样人物的纷纭繁复的情绪流动,还交替使用了叠词、叠句、华丽的辞藻、比喻、排比、反复、并列等多种语言手段,叙写了中国的官场、战场、乡村、矿山等风情,以及美国、香港等多元文化格局中生存状态的现实。
  作家用他诗意化、散文化的语言描绘出了一幅幅乡土气息浓郁的农家生活图画和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如写何人杰回故乡养老时第一眼见到的村庄和乡亲们见到他时的热情接待的情景:“太阳升到中天,光热正炽。农人开始做午饭,风箱欢唱着响成一片,引来了村口的狗吠,树桠的猫叫,阳光下拴在屋后木桩的黄牛一边反刍,一边低哞。黑色顶发的孩童,追着几只鸡在嬉闹,村舍烟囱升起的青烟,在漫漫茫茫飘荡的雾气里成为盘卷的花环,在雾上形成一层薄纱。小河的流水则透过炊烟和薄雾的彩色纱幔,在银色的白杨和紫色的古柳之间粼粼发光。一派田园诗的情境!”这些既朴实又生动,既清新又淡雅,既恬静又优美的语言,将何人杰家乡人、畜的情态,及家乡人的真诚、质朴、热情的情感和高尚的道德情操活灵活现地描绘了出来。我们面对这一幅幅中华民族世代承袭的美好的人情、人性的风俗画感叹不已。
  俊彪出身于甘肃省的正宁县农村,在那里留下了他童年、少年、青年的足迹,迄今那里还生活着他的亲人和伙伴,后来他参了军,读了大学,当了作家仍然依恋着故乡。正是这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生存环境和文化氛围的对比,使他对故乡的生活状态以及它的真实本质,有了清晰而透彻的了解。空间的转换,使他从中获得了新的审察视角及艺术视角。多种的文化和思想,丰富了他的艺术感受能力和思维质量,帮助他除去了影响思维深处的浮躁和影响他观察质量的迷乱。而现代都市生活及现代文化的熏染,又使他获得了审视乡村生活的参照,从而形成了必要的超越和非功利性的美学价值取向,整个《幻化》中的字里行间洋溢着超脱和旷达。

  《幻化》是俊彪创作历程中的一次重大的新突破与探索,具有以价值——情感为网点,有“知”、“情”、“意”多元心理融合的审美心理结构和特性。正是这一特性才突出地表现了他不但以关于政治、经济、哲学、伦理的认识去观察和把握世界,尤其充分调动了自身的人格力量和美学理想,融汇了所有的意识与情感,驱动了自己的感受、体悟、想象,以至那些不自觉的潜意识等等,从而构成了一种对历史、社会、人生、自然的审美体验和主体价值,选择相适应的把握世界的方式,穿越了俗世的障碍,把人的美好的精神情怀和永远的渴望贯穿在他的创作之中,用网络化的新视角创造出包含意象、意境和典型等多种审美价值的佳作。该作品中的典型和意境,富有感性与理性相统一,审美与认知相融合的艺术个性。
  《幻化》还运用了多种的表达技巧。不仅用了辩证表达技巧中的动静法、虚实法、庄谐法,还用了现代表达技巧中的象征、蒙太奇、梦幻、意识流等等,其中意识流手法是一种叫人们既面向客观世界也面向主观世界,既爱生活也爱人的心灵的健康的描写,不是一种叫人们逃避现实走向内心的意识流,更没有照搬西方“意识流”小说中的“那种病态的、变态的、神秘的心理状态”描写。这在意识流手法的运用上划清了把人作为“理性支配的人”与作为“生物本能”的人的东西方界限。这是俊彪意识流“理性中心”的特点。
  《幻化》的意识流手法中更没有西方意识流小说中的“泛性欲”的心理描写。这就划清了东西方在社会道德规范方面的界限。这也是他意识流手法“心理健康”的特点。
  《幻化》中人物的意识流动源于现实与历史交织的感受,与西方意识流往往把人物与现实生活隔离开来不同,这就划清了东西方意识流手法运用中“唯物”与“唯心”的界限。
  西方意识流小说要求淡化情节,注重对人的意识流中的情结的探寻与开释。《幻化》则因袭了中国传统小说美学情节的审美特点,故采用了情节与情结相结合的双线复式结构。
  俊彪能充分地意识到自己精神主体的灵性,能自觉地构筑内心雄伟的调动工程,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发挥自己的创造才能,达到新时期以来作家们少有的创作高度。在他的创作实践中,表现出了以下三种创作特征——超常性、超前性、超我性。从心理角度审视,俊彪的创作过程就是一个“自我——超我——无我”的过程。只有超越,才能自由。这种自由是作家精神主体的深刻内涵。俊彪对人生现实的深切关注和对现实人生的理性审视(即现实精神)、参与和体验现实中各种各样人的内心宇宙情感历程,与自己笔下的人物共悲欢、共甘苦、共爱憎、共忏悔、共奋斗,去对客体进行审美再创造。他16年业余时间的努力,为中国当代长篇小说之林树立了一块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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