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文化艺术村落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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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化艺术村落调查


2006-03-16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许多城市出现了文化艺术人士聚集的“艺术村”现象。北京先后出现了圆明园画家村、上地摇滚村、平谷作家村、宋庄、上苑村、大山子等文化艺术人士聚集区域，其中，宋庄的画家村和大山子文化艺术区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北京文化艺术村落的现状
　　圆明园画家村是最先出现在北京的文化艺术村，也是中国当代最早出现的文化艺术村。 “圆明园画家村在鼎盛时期曾聚集了三四百位从全国各地流浪来京的外地艺术家” ，主要是从事绘画、流行音乐及影视方面的文化人士。由于思想倾向、安全等方面的原因，1995年10月圆明园画家村被解散。
　　通州宋庄是目前北京最大的文化艺术人士聚集区域。1993年底，画家张惠平选中了宋庄镇小堡村，直接原因是其一个学生住在该村，而该村家家户户的院子都很大，房租又低，很适合艺术家生活、工作。目前，在小堡村居住的文化艺术人士有近100人，整个宋庄镇约有400来名，大多以租居为主。以小堡村为例，在75户艺术家中，有28户为自建房，属永久居住者，占37%；47户为租住，占63%。
　　大山子则是近年来兴起的文化艺术区域。2001年，位于朝阳区的七星华电科技集团（由原电子工业部所属的700、706、707、718、797、798厂等组成，这些厂子所在地俗称718大院）为缓解资金压力，其属下物业公司开始对外出租718大院的闲置厂房，厂房独特的建筑结构和高大的内部空间（包豪斯风格）、低廉的租金，吸引了一批文化机构和艺术家陆续进驻，至2004年已达54家。人们通常将它与散落于附近的十余家文化机构统称为大山子文化艺术区。
　　此外，在通州滨河小区、昌平小汤山及望京的花家地、门头沟等地也有部分文化艺术家聚居，但规模较小，除圈内人知道外，社会影响很小。

　　艺术村落的形成原因
　　北京的目前的几个主要艺术家村落的形成，除了比如远离闹市，不受政治运动的直接关注和干扰，房价相对便宜，消费比较简单等等这些外在的原因外，还与我国社会的转型与变化密切相关。用业内人士的话说，自由艺术村出现在中国，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一个独特文化现象。
　　1、艺术村落的形成带有明显的自发性。上苑、宋庄和大山子等文化艺术村落都是因为其有宽松的居住与创作空间，先是某个艺术家选中，圈子里的熟人、朋友随后而至，紧接着画廊、经纪人、评论家也闻风而来，最终形成文化艺术村落的。因此，艺术人选择在那里居住是偶然的，但艺术村落的逐步聚集和壮大却遵循着一定的发展规律。
　　2、同一村落的艺术人士具有大致相同的艺术追求。从调查反映的情况看，居住在同一文化艺术村落的文化艺术家们，在职业上、艺术追求、艺术风格上有着大体相同的特点，文化艺术村落的村民组成具有鲜明的同一性。北京曾经出现的画家村、摇滚村等都具有这样的特性，是共同的艺术追求把他们聚集在了一起。大山子聚集的主要从事艺术创作和艺术展示的艺术人。在现有的63家文化机构和个人工作室中，有30家从事上述行业，占48%；另有17家从事广告、空间、服装与形象等设计，约占27%；其余所有行业只占25%左右，其行业集中度相当高。大山子的许多艺术人都有海处生活背景，甚至有的就是外国人，据对大山子58名机构负责人的调查，其中有12人为非中国国籍，占12%。这里的艺术人艺术创作和表达方式都比较前卫，让普通人感觉有点另类，不容易接受。



　　3、大多数文化艺术人士从事原创性工作。据实地考察，生活在北京各文化艺术（区）村落的文化艺术人士，绝大多数从事原创性工作，生活的主要来源靠出卖原创作品或进行相关的文化艺术服务，基本上都有自己的创作空间。上苑地区的艺术家主要从事绘画创作与培训；大山子地区的艺术家主要从事艺术创作、艺术展示及各类设计等创意活动；而宋庄地区的艺术家主要从事现代画创作。而与上述主体相依而存的雕塑家、作家、诗人、评论家、书法家、评论家们，也主要是从事原创性的工作。在北京的文化艺术村中很少有像深圳大芬村那样的工厂或生产车间，更没有现代化的流水作业线。虽然宋庄等也有少数行画家，但在这种文化环境中，他们只能算边缘人。
　　4、文化艺术人之间处于一种无组织的松散状态。尽管不同的艺术村落聚居了大量的文化艺术人，但他们相互之间，他们与社会之间却没有任何组织关联，大家都是自发、松散的散落于不同的村落。艺术家们之间的交流主要通过三种方式进行：一是通过举行大型展示活动，相互观摩、切磋；二是通过酒吧集会、艺术沙龙等进行交流；三是通过圈子内相互熟识的人们之间的串门交流。由于这些艺术家没有形成行会或协会，甚至没有自发的组织。因此，艺术家们特别是那些体制外的自由艺术家与社会的交流与交往没有固定的渠道，他们与村民、政府的沟通交流基本上还处于一种无序状态，以至于相关政府部门不能完全掌握这些艺术家的详细情况。只有大山子的艺术家自发组成了“自律委员会”，但委员会处于一种松散状态，既没有正式报批，也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律。
　　5、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通州的宋庄特别是小堡村因产生了一批在国际上享有一定的声誉现代画家而享誉国际画坛，成为国内外画廊和经纪人十分关注的地方。在国外，人们可能不知道通州，但却知道宋庄。因栗宪庭以及方力钧、刘炜、岳敏君和杨少斌等一大批现代艺术家聚集在这里，研究世界美术史的专家，已将宋庄与法国巴黎的巴比松、美国的SOHO、德国的达毫、沃尔普斯韦德等世界艺术生地相提并论。


　　艺术村落发展的困惑
　　与国外艺术村一样，北京艺术村的发展经历了非常艰难的过程，其生存发展有着太多的尴尬和困惑。以宋庄为典型的“艺术村”现象，让我们看到中国艺术家们，尤其是还未成名、没有经济来源的年轻艺术家的一种生活状态。
　　一是艺术村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经济发展的冲击。从国外艺术区发展的规律看，新艺术的产生往往是以年轻人为主体的。但这些人经济条件并不好，在画室的选址上考虑最多的是经济的便宜实惠、交通的便利以及信息传播便捷的地区。一但艺术人聚集起来，经纪人和画廊便会随之而来，形成特定的文化区域。各种商业机构很快入驻，地价、房租也会狠涨起来。艺术家付不起昂贵的房租，又得转向城市的边缘寻找更适合他们的地方。相比于国外的艺术区，北京的文化艺术村落刚刚起步，这些矛盾和问题在有的地区如宋庄、上苑、下苑村还不明显，而在有的地方如大山子已经显现出来了。据《新京报》报道，2002年在大山子，租一个100平方米的工作室，每天每平方米的租金不到0.5元，年租金只要1万元。而眼下已经涨到每天每平米1.2元，年租金4.38万元。许多艺术家为此搬离了大山子，将目光投向了离大山子不远的索家村和草场地。目前，索家村已有129位艺术家入驻。但由于人气不旺，许多人还需要回到大山子举办画展。
　　二是艺术追求与市场法则的冲突。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艺术事业包括艺术家都是国家统一负担的，艺术发展虽然受到经济发展的限制，但艺术本身却远离经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游离于体制之外的自由艺术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但自由艺术家的生存和发展却举步惟艰。以宋庄为例，他们中的许多人既无正式工作，又无北京户口，更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从事艺术创造到成名成家大约要历经十到二十年。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为了生存与发展，艺术家们必须想办法将作品卖出去。整个交换的过程充满了个人的挣扎，也使他们作为艺术家的高贵荡然无存。在宋庄画家两极分化的现象十分严重。在300多名画家中，大约有1/3的人已小有成就，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其余大部分仍处于艰苦创业之中，只能每月花一百元左右租那些便宜的农民房，在很差的环境里从事艺术创作,有的甚至连一日三餐的生计都成问题。
　　三是艺术影响外热内冷的困惑。宋庄和大山子都以其鲜明的先锋艺术风格和特点在国际取得了广泛的认同。宋庄艺术家里面有一批像方力钧、刘炜、岳敏君、杨少斌等当代艺术的领军人物，他们在国际取得的成功在国内很少有人能够企及。西方甚至把方力钧与巴塞里兹（世界级大师）放在一起展览，世界重要的博物馆、收藏家都收藏了他的画。他们中，很多人的画还没有完成，就已被国际机构或收藏家收购。


　　与国际社会的巨大反响相比，国内反映却很不相同。有评论家对其大为称道；也有人对他们创作倾向和艺术发展的前景表示怀疑。我们的文化机构对这类当代艺术始终采取回避的态度。国家的美术馆，艺术博物馆很少向社会公众展示当代艺术，主流媒体也很少反映其艺术发展的状况。
　　四是艺术影响与社会身份的巨大反差。各艺术村中有学院派教授，有在国内比较走红的写实画家，但更多的是抛弃了工作、流落在北京的自由艺术人。他们大部分人却没有北京户口，作为北漂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不想参加那些带有强烈官本位色彩的协会或社团，而他们自己又无法自我组织起来，没有参与任何的协会或组织，没有可借以参与社会的正式渠道。圆明园画家村被解散后，没有地方敢接纳他们。终于落下脚后，又面临着社会上的一些歧视，如不给办暂住等等。有很长一段时间，由于没有合法的居民身份，他们在学车、办证甚至孩子上学都面临着一系列困难。他们的社会参与程度甚至都不如居住在城市中的外来务工人员。在这个城市里，他们是一群脱离主流社会、没有政治地位的社会人群，这与他们在国际上取得的巨大成功形成强烈的反差。
　　五是艺术发展与现行文化管理服务体系的矛盾。在西方发达国家，由于政府的文化政策导向，艺术可以获得来自政府、企业、非赢利机构、个人、市场等多方面的支持、赞助和支撑，形成了一整套艺术人才培养、艺术市场开发的成熟做法，艺术与经济的结合已经比较成熟。原创艺术能够得到多方面的支助，不仅成名的艺术家有人包装和推销，未成名的艺术人也有基金会扶持。如，美国的艺术发展主要来自公立基金会以及私立基金会，政府机构，企业非赢利基金会，还有全部以非赢利基金会形式存在的美术馆和艺术博物馆等的支持。此外，艺术市场也是支撑其艺术发展的不可分割的部分，是艺术存活的重要力量。此外，众多的博物馆、美术馆、形形色色的画廊以及广泛的大众收藏，为有潜质的艺术人提供了生存发展的机会。2000年以来，英国企业对文化艺术的赞助稳定地保持在每年7000万英镑上下，超过英格兰艺术委员会官方拨款（2.2亿英镑）的30%，成为中央政府拨款的重要补充。而我国目前，艺术发展主要还是靠政府推动，企业、个人对艺术的赞助微不足道，市场的力量极其有限。私立美术馆、博物馆、非赢利基金会屈指可数，而且由于缺乏社会各界的捐助，其生存十分困难。如以国画大师吴作人命名的“吴作人基金会”，自成立以来没有得到多少捐助，只好靠卖画来维持生存。

画家黄锐呼吁保护民间艺术群落
　　几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问题一：如何客观分析文化艺术村落现象。文化艺术村落的产生发展以及人们对它的价值判断与我国社会的转型、变革密切相关。“圆明园画家村”产生于我国社会从原来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集中统一的同质性社会，向市场经济的多样化分散化的社会转型的初期。在当时户籍制度仍然绝对重要的社会体制下，艺术家们打破铁饭碗，自觉选择流浪和自由的创作状态，的确给当时的社会价值观念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人们的不理解、排斥或痴迷都打上了那个特定时代的烙印。就如一位社会学教授所说的那样，如果是在一个成熟、稳定的都市社会，比如巴黎、香港、纽约、东京这种相当多元的社会，这批人就是一批正常的存在，不会引起更多的关注、追捧或否定。
　　一位业内人士精辟地指出：自由艺术村落的出现不仅只是一些艺术家的需要，也会是一种市场化的需要。因为市场需要活力，需要刺激，需要不断地推陈出新，而这恰恰是艺术创作的特征。之所以自由艺术村现象散了又聚，就在于市场的需求赋予了艺术村存活的条件。在市场经济的竞争当中，自由艺术村落的出现，无论是从新闻操作的角度，还是从地产增值的角度，无疑都为处在市场竞争机制下的各种商家提供了一个又一个兴奋的卖点。因此，文化艺术村落的产生发展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艺术发展的普遍现象，也是艺术与经济冲突、碰撞的产物。把握和遵循其产生发展的规律，客观冷静地看待文化艺术村落现象，既不要消极排斥，又不要过分追捧，才是我们当前应有的姿态。
　　问题二，如何定位政府在艺术村落发展中的作用。对自发形成的文化艺术村落，政府应采取什么态度，各方面的态度是不同的，各地也没有统一的做法。从目前来看，文化艺术村落发展的主要问题不是主流艺术和非主流艺术的交锋，也不是意识形态的矛盾，而是艺术和经济的冲突。听任市场发挥作用，艺术村落就难逃被商业利益驱逐着不断产生、又不断消亡的命运。如，大山子文化艺术区完全是按照市场规律自发形成的，按合同规定，大部分房屋租期将于2006年底到期，如果没有政府的介入，艺术区将很快被商业冲垮。目前，大山子在社会上已有了很高的知名度，成为外国人了解北京文化发展的一个窗口，它的发展前景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极大关注，也引起了市委政府的高度重视。由于它的生存发展不仅关系艺术家的命运，也关系到背负着近2万离退休与下岗职工的七星集团的命运。因此，对于政府要不要介入、如何介入、介入的程度，各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有观点认为，既然是市场经济，就应严格合同规定办，政府不要干预太多，任由其自生自灭；有观点认为，文化是城市的名片和特色，对大山子这样的特色文化区域，政府应该有所作为，应将大山子作为文化艺术园区或文化产业园区，进行统一规划和开发，给文化发展以足够的空间；还有观点认为，艺术是很难事先规划的，如果政府事先规划艺术区，就需要进行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入驻成本就会提高，对艺术家就不会有太大的吸引力。对于大山子独具特色的文艺形态不应该过多的规划，而应该保护和扶持。在任其发展的同时，政府只需稍加规划，做基本的引导。鉴于以上多方面的原因，大山子文化艺术区目前仍被置于观察期，各方面仍在按照“看一看，管一管，论一论”的基本意见，对其进行调研、考察。但无论怎样，只有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艺术区才能生存与发展下去。相比于大山子，北京其它文化艺术村落，如宋庄、上苑在其形成早期，村级组织在买地、建房等方面对艺术家提供了一些宽松的环境，当艺术家聚居的效益开始显现后，乡镇政府才开始有限度的参与，积极为其发展创造条件。居住在上苑村的中央美院教授王华祥坦言到：与经济相比文化是最无力的，因为文化是靠长期积累形成的，一种文化现象得形成很慢，但消逝起来却很快，一种文化现象只要不违法，政府最大的帮助就是少干预。


　　问题三，如何加强社会管理和服务。当前，我们对游离于体制外的社会人，除了通过各种经济组织、协会、团体进行管理外，还有城市社区作为社会人的最后归属。城市社区成为解决社会中出现的问题和各种矛盾，承担起重新整合社会功能的重要任务。但对于那些居住农村乡间的大量自由艺术人，却在社会管理的视野之外，一方面，农村基层组织只能管理本集体的成员，除经济上的租赁关系外，农村集体组织无权对其进行管理；另一方面，他们又不属于任何协会和社团组织，在社会组织的管理范围之外。同时，我们对自由艺术人士的管理仍习惯于过去的那种管理方式，即希望成立专门政府机构对其进行管理，从而导致了没有机构的地方政府管理缺位的问题。事实上，服务一定程度上就是管理。政府只要做好公共服务这篇大文章，为所有的人（不论体制内外）提供良好的服务，就是实现管理的一种重要手段和途径。但由于目前政府的许多文化服务（如各种文化、艺术基金）也很难惠及到这些体制外的自由艺术人，其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积极性也未能充分调动起来。如何加强对这些社会人的管理和服务，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研究的问题。
　　问题四，如何加大对艺术发展的扶持力度。艺术发展由单一政府支持向多元社会赞助转变是当代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北京作为全国的文化中心，要切实加大政府对艺术发展的扶持力度，既要发挥政府在艺术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又要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支持艺术事业的发展。首先要建立健全相关政策法规，引导社会力量投资文化艺术事业。尤其是要加大鼓励捐助文化艺术政策力度，鼓励社会资金捐助、投资美术馆、博物馆等文化设施建设，鼓励筹建建立各种文化艺术基金，鼓励民间艺术品收藏，形成社会各界支持艺术发展的良好氛围。其次，要加大艺术人才培养力度，特别是要加大对体制外的年轻艺术人才的培养、支持力度，避免艺术人力资源的无端流失。其三，要加大艺术市场培育力度。建议开展年度美术馆、画廊、拍卖行、博览会、艺术家、策展人、批评家、经纪人排行榜评选活动等，增进各界（包括大众媒体）对艺术产业和艺术管理的关注。同时，对艺术企业、艺术品制作要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


　　问题五，如何利用现有资源打造首都特色文化区域。从全国来看，如何把丰富的文化艺术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是各级政府关注的问题，也是市场关心的问题。从国内外来看，对艺术村落的发展，基本上是在尊重市场发展规律的同时，加以适当地进行扶持和引导，从而打造城市的特色文化发展区域。国内目前比较成功的，如深圳的大芬村，其早期的形成纯粹是市场作用的结果。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时候，政府出面加强软环境建设，为其发展壮大搭建更为广阔的平台。截止到2004年，大芬村销售的油画商品达到1.26亿元，其中80%销往欧美，大芬村也被文化部命名为“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大芬村所在地龙岗区的领导表示，将加大对大芬村文化产业的扶持力度，引导大芬村逐渐发展成油画的创作基地、贸易平台、培训基地，并在此基础上使大芬村成为龙岗区、深圳市的旅游热点。上海的“春明艺术产业区”也是在原产权单位上海春明毛纺厂的积极倡导、艺术家的积极响应、上海市政府大力支持的基础上形成的。
　　在这方面，北京有不可比拟的文化艺术资源优势，有巨大的艺术发展需求，但艺术发展空间始终没有引起有关方面的足够重视。尽管，艺术家聚居的区县、乡镇政府对推动艺术发展表现出了很高积极性。如，通州的宋庄提出了“文化造镇”战略，对宋庄的文化艺术资源特别画家资源进行了统筹考虑，制定出了相关规划。希望通过政府的引导，在保护现有的文化艺术资源的同时，打造百年后的“世界文化遗产”，以恩泽后代子孙。2005年10月22日，宋庄镇举办了“首届中国宋庄文化艺术节”等活动，其中“《宋庄路》艺术展览”，共邀请了300位宋庄艺术家约600件作品参展，并选出50位宋庄艺术家的工作室为嘉宾开放，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而索家村艺术家，由于艺术营拆迁，又开始了新的栖息地的寻找。一位刚刚搬出来的艺术家叹息到，在北京想找一个空间大、采光好、适合艺术创作而价格又能承受得起的工作处所，真是太困难的一件事情。因此，如何从强化北京文化中心的功能出发，充分调动政府、市场、艺术家三方面的积极性，既发挥好政府的规划、引导作用，又充分考虑社会需求，发挥好北京的文化艺术资源优势，打造具有北京特色的文化发展区域，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论坛主持

电视里好象报道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