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界千里马常有，伯乐却没几个

沉默是金

中国艺术界千里马常有，伯乐却没几个。

2004年10月10日，由中国文化部与法国文化部共同举办，保险金额高达5亿欧元的51幅法国印象派绘画珍品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时，那在画幅前拉着警戒线、过几步就有一位保安做看守保卫工作的场景，那数以万计的观众人潮涌动、争相一睹真迹的盛况，实在是前所未有。但在这参观作品的人潮中，不知道有多少人真正了解法国印象派作品产生、发展和获得认可的来之不易？尤其是开创者马奈、莫奈，他们的作品在当时无数次被沙龙评审团拒之门外。其中马奈在作品最终得到官方承认时，已是病魔缠身，不久便离开了人世。今天，当这些画作以其极高的艺术学术价值而在拍卖行以几千万、上亿元一幅成交之时，当收藏者、画商把大把的金钱往口袋里装而笑口大开之时，不知道有几个人想起过画家生前艰难的人生、艺术旅程，同情过这些与名利无缘而默默耕耘的艺术大师？无独有偶，前两年看到一篇文章，大意是：有人问荷兰人，你们国家这些年出了哪几位首相，叫什么名字？荷兰人一时答不上来，反而说：“我们荷兰出了一个世界级的画家梵高。”当今荷兰人以拥有梵高这样的大艺术家而自豪，梵高成了荷兰的金名片。但人们不禁要问：梵高在世时，他的画作不被看好，没有人买他的画，因此没有生活来源，连饭也吃不上，只能靠他的弟弟救济他。最后穷困潦倒、身陷疾病的梵高选择了自杀，结束了原本应该有的更加辉煌成就的一生。那你们荷兰人当时为什么都没有眼光呢？

　　其实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有许多文艺家，如诗人孟浩然、李白、杜甫、李清照，作家蒲松龄、曹雪芹，民间音乐家瞎子阿炳，画家徐渭、八大山人、石涛，还有近代的蒲华，当代的李伯安等，他们都是真正有创造性的大家，但他们在世时大都十分贫困、凄苦，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古今中外这些天才艺术家，生前为什么都要经历这样的艰难旅程，其根本原因在哪里呢？虽然他们所处的时代、社会发展情况有所不同，他们的艺术专业、创作道路也不相同，存在很多不同层面的复杂原因，但究其根本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来自艺术和艺术家自身的，属于内部因素；二是出于世俗社会层面的，可说是外部因素。笔者一生从事中国山水画创作，对艺术创作、对社会与人生有自己的亲身体验，下面就围绕人世间真正有创造性的艺术家生前为什么这么艰难这个问题，简单谈一点体会。

　　首先，从艺术创作特点和发展规律看，艺术发展是一个在继承传统和变革创新中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也是在社会各个方面的外在因素影响下发展的过程。所有的艺术创造都是在各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之中进行的。艺术创新应该在传统艺术样式基础上有所突破和发展，要与原有的传统样式拉开距离。传统的中国画，特别是山水画经过历代画家的不断创造提高，已经达到了非常精深的高度，人们也已经形成了一种欣赏习惯。但不可否认的是，题材重复、群体笔墨、群体情感等创作模式化问题，一直以来成为影响中国画向前发展的一个根本性、关键性的问题。特别是当今艺术品进入市场，为钱画画的大有人在，加上评判标准的模糊，画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也一直认为自己的创作是在创新，而实际情况可能只是在艺术形式上与传统稍有不同，在最关键的思想内容、题材意境创造上并没有真正地有所突破。对艺术创新缺乏本质上的认识，成为阻碍当前中国画创新发展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对真正的创新带来负面的影响。我认为：所谓新，指的是一种有异于旧质的状态和性质，也就是古今中外所没有的。对于艺术创作来说，就是思想新、观念新、审美角度新；作品内容意境新、表现技法新、创作形式新；也就是要有自己独特的艺术语言，要有自己的风格面貌，要能形成自己的艺术思想体系。对于一个真正立志创新的艺术家来说，首先他应该是一个思想者，要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审视这个世界，用自己的头脑来分析问题，用自己的艺术实践去解决问题。不能循着过去师傅教徒弟般，一味模仿旧形式的老路，在原有样式上作不同形式的翻新；或只吟哦几句古诗，写几笔兰亭，就算有了创新的本钱。

　　对于中国画的创作来说，真正的艺术创造，起码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文化，第二技术，第三悟性。这三个方面缺一不可。具体来说，首先要有文化修养，包括对传统文化和时代新兴文化的学习和把握；其次要掌握艺术创作的基本功和锻造新的表现技巧的能力；另外就是悟性，要具备容自然、人生、艺术于一体的感悟能力。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必须追寻宇宙人生的真谛，对生命有一份关注与忧患，即所谓悲天悯人的胸怀。只有真正地体悟社会人生，才能与大自然对话沟通，才能在艺术上达到中国传统文化所追求的“天人合一”的最高艺术境界。具体到实践创作，当传统的技法不能适应想要达到的意境时，就会去提炼自己独有的笔墨技巧，构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实现艺术的创新与突破。说到底，艺术是千秋的事业，它不但要面对今天，更要面向未来。没有献身精神，没有全身心的投入，要有真正的创新是不可能的。

　　其次，从艺术创造的主体艺术家的特性看，大凡具有创造性的艺术家，对大自然、人生、社会、艺术都有与别人不同的思想观念与审美角度，都比较偏于感性，容易触动。由于对艺术创作痴迷执着，往往个性也都比较偏执。特别是长年累月沉浸于艺术创作，往往养成了一种不善于社会交往的习性，普遍比较孤独、寂寞。而正是处于孤独的状态，才能宁静致远，才会有自己的想法，才会特立独行，这正是一个创造者的特征，即所谓的“古来圣贤皆寂寞”。另外，人的一生中所经历的艰难困苦和坎坷艰辛，也是艺术创造的原动力，因为只有孤苦、寂寞，经历人生道路的艰辛，才会触动心灵深处，才会去反省人生、叩问人生，才能激发自身去与大自然沟通，才会有所感、有所发，才会有真正有生命力的作品出现。可以说，孤独是“领悟”的积累，是思“索”的升华。历来真正有创造性的艺术家，大都是从孤独、寂寞中熬出来的，没有孤独的煎熬，就体会不到人生、艺术的真谛。与此相对应的，在现实生活中，这种艺术家往往秉性刚直、清高自重，不肯随人俯仰，不会看风使舵，去刻意经营自己。所以他们的艺术创作生涯，注定要处于艰辛的生活与卑微的命运之中。正因为这种秉性，使得他们的艺术创作，不会去附和中国画艺术千百年来形成的群体情感、群体笔墨、群体审美角度的积弊。所以当时即使有再大的创造，也因地位的低贱，社会资源和话语权的缺乏，不容易被世俗社会所看好和理解，很难在当时产生大的影响。

　　比如在清代，清初“四王”主张摹古，作品情调未脱古人窠臼，但他们的创作样式符合统治者的口味，被确立为正宗地位。而他们的追随者如“小四王”、“后四王”等的作品渐无生气，失去了艺术的生命力。与他们艺术追求截然不同的在野派清初“四僧”，这些“金枝玉叶老遗民”起伏跌宕的身世，使他们内心无法平静，他们在绘画中抒发家国身世之痛以及对江山大地的爱恋，深入观察自然，冲破当时画坛摹古的樊篱，作品中体现着强烈的情感和鲜明的个性，使画坛面貌为之一新。其中石涛用禅学思想写出的画论《苦瓜和尚画语录》，为中国画的发展提出了极为精辟的具有指导性的艺术思想。继“四僧”之后，又崛起一个革新画派“扬州八怪”。他们生活清苦、身世坎坷，在创作上，除了表现出一般的清高、孤傲、绝俗等思想外，还运用象征、比拟、隐喻等手法，赋予作品以深刻的社会内容和独特的思想表现。但在当时，他们并不能够被完全理解，甚至被视为旁门左道，而受到非议。其实，正是他们开创了中国画坛新的局面，为中国画的发展拓宽了道路。另外还有当代人物画家李伯安，他历时十载创作的人物长卷《走出巴颜喀拉》，是中国美术史上最富民族精神、最具震撼力的史诗性水墨人物长卷作品，其绘画语言，已完全打破传统绘画藩篱而卓然自成一家。李伯安为了创作历尽孤苦艰辛，最后倒在画作之前，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也融入到作品之中。应该说，真正有创造性的艺术家都是凭自己的个性、自己的人格精神，去揭示人生、世界深邃的精神内涵，构建自己独特的审美意象世界，把自己的艺术创造作为一生的事业，全身心地投入创作之中。这种艺术家才是真正有创造性的艺术家。

　　另外，从艺术创新所需的社会环境看，时代已进入21世纪，我们的国家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大好年代，给艺术的繁荣发展带来了好的环境。但我们也看到，以市场来衡量艺术作品的价值，以官位高低来衡量艺术作品的优劣，以模糊的理念来影响艺术发展方向的不良风气也越来越严重。由于没有建立起完善的艺术创新作品评价标准、创新艺术人才的认定培养等机制，真正以艺术本体为标准，以艺术自身的规律来推动艺术创新发展的难度依然很大。所以急功近利的人都喜欢走捷径，靠谋取地位、权力来获取名利，艺术创作跟着市场走。而且他们由于成名早，社会活动多，消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即使再有艺术天赋也会消磨殆尽，失去创新的动力。更有甚者，一些保守思想严重的“权威”人士，会认为创新是在动摇传统，是在制造麻烦。在这种现实环境下，那些没地位、没话语权的底层艺术家，虽然独具艺术个性和原创精神，仍难逃被忽视、被排挤、被埋没的命运。即使出现了天才的艺术家，也只能默默地为艺术奋斗一生，要想脱颖而出，为艺术发展做一点贡献，难度是可想而知了。

　　李伯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位痴情创作的殉道者，54岁时倒在了还未完成的《走出巴颜喀拉》前，让人感慨，让人悲切。这样一位将画画当生命来看待的艺术家，在世时，艺术道路并不平坦，两次报考美院都没被录取。这是他艺术水平不过关吗？美院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像他这种天才画家怎么会被拒之门外呢？单凭这一点就可以说考试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给他的艺术人生增加了几分痛苦。他英年早逝，没有留下更多的作品和理论著作，这是美术界的一大损失。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中国绘画也已有千百年的发展历史，通过历代画家的不断创造提高，传统山水、花鸟画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要为它添砖加瓦，创造出与古人不同、与今人不同的作品，为中国绘画增添新因素，实际上不比科学发明容易。但是每一个时代总有一些人不怕艰难困苦，全身心地投入到真正的艺术创造中，为了艺术，为了创新，熬尽自己的一生。虽然真正的艺术创造有这么艰难，但随着岁月的流逝、时代的洗礼，真金总是要发光的。真正有突破、有创新、有生命力的作品，最后总是会被发现、被认可，这只是时间上的问题，因为历史是公正的、客观的。

　　西方有法国印象派的马奈、莫奈，荷兰后印象派的梵高等，我们国家同样有为了艺术、为了创新而艰苦奋斗一生的艺术家。在科学现代化、社会通俗化、文艺作品逐渐往通俗易懂、大众化发展的今天，在艺术成为一种赚钱的手段、不会运作的艺术家很难生存的今天，不知道有多少真正有创造性的艺术家，与马奈、莫奈、梵高、李伯安同命运，得不到社会的重视，在无援、孤独、困苦中离去。梵高的境遇教育了荷兰人，今天的荷兰人对梵高都有一分歉疚感，因而也增加了对梵高的敬仰。荷兰政府也提出对艺术家要多一些关爱、尊重、理解和宽容，绝不让荷兰历史上出现第二个被埋没、被冷遇的梵高。荷兰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也应引起重视呢？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一个有创造性的民族。艺术创造虽然属于个人行为，但这种创造不光是个人的，也应该是属于整个社会，属于全人类的。真正有学术性、有创造性的艺术作品应该都是符合艺术发展规律的，能经得起时代检验的，以后也应该能成为新的传统。我们不能被古人创造的光辉传统所淹没，应该有当下我们的存在。我们正处于一个国泰民安的年代，也正是一个艺术发展的好时机。古今中外没有一个时代、一个国家像我们国家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这么多的画院、艺术院校及专业创作机构，养了这么多数以万计的画家，如果再加上体制外的美术家，队伍之庞大，艺术繁荣是毫无怀疑的了，但繁荣不等于发展。只有创新，在某一些方面超越古人，才是真正地为中国画创作增添新因素，中国画艺术才能向前推进。艺术界应该反思，我们这些所谓的艺术家，到底为中国艺术的发展做了些什么？在21世纪，我们的艺术界能否再出现像蔡元培、徐悲鸿、陈师曾等负有民族文化责任心、能识“千里马”的伯乐，用他们的慧眼去发现、支持、关怀那些真正为艺术创新、为社会创造精神财富的艰难的艺术苦旅者。我想这是值得我们美术界乃至整个社会当前迫在眉睫去深刻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