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美术观”到“重返中国”

论坛主持

　　重建中国美术价值观的问题意识

　　近年来，随着“中国元素”、“中国学派”、“国家文化形象”等一系列概念的提出，从电影到绘画、从设计到建筑，重审中国艺术价值观、建构国族文化形象的研究与讨论，在一波又一波声浪中渐成热点显学，一股旨在宏观建构国家文化艺术整体面貌的思潮受到各界的关注。这些概念与构想的提出，既显现了国家政治经济崛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重新受到普遍认同，同时更召唤者建立当代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的迫切需求。从2010年10月《美术观察》杂志社与西南大学美术学院主办的“中国美术观·重庆论坛”，到2011年10月中国国家博物馆和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主办的“重返中国：21世纪中国绘画的价值取向”学术研讨会，在恰隔一年的时间中，笔者先是作为撰稿人与参会者之一，后是作为主办方和召集者之一，深切体会到诸多学者与思想精英们对于这一看似宏大无际、实则与我们所处的文化环境休戚相关的命题所抱有的兴趣与热忱，也感到其中很多众说纷纭或是悬而未决的问题，确实值得我们进一步推敲和反思。

　　应该说，一年前“中国美术观”概念的提出恰逢其时，作为近几年来中国美术界文化建设问题的汇总，十分及时而关乎要害。尤在“观”一字，触碰到了看似繁荣多元的美术评论界一直很少集中讨论的价值框架、评判标准问题。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美术观”首先属于方法论范畴，是作为认知工具而不是认知对象的一种视角;同时，既是作为价值标准的“观”，就理应具有普遍适用性，即意味着它不只适用于评价中国艺术，也应同样适用于评价西方艺术，使之推广、散播到全球范畴。事实上组织者的意旨也是以“走向文化自觉，建构中国美术观”为主题，试图突破深受西方美术观熏染的认识局限，明确、充分地表达切合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及其独特形态的各种视角、观点和看法，以此来推动中国美术事业和文化建设向着更合乎自身规律的方向发展行进。于是，阐释“中国美术观”所蕴含的中华文化价值内涵，便在客观上增进了中外文化交流过程中的彼此了解和尊重，同时维护了世界各文化类型的多样性。在这一层面上，作为一种价值评判体系，“中国美术观”呈现出其民族性与恒定性的特点，同时又试图强调，这种价值观并非狭隘的民族情结，而应是一种宏观视野下具有普适意义的文化价值观。正如此次论坛主题的提出者之一吕品田所说，在美术领域，移译于西方美术观的“现代美术观”在中国已经蔚然成势，持西方理念由“同化”和“规避”两路夹击中国艺术传统，在这种局面下，中国美术不能以疏远自身传统的“开放”姿态走向国际。[1]重树“中国美术观”的用意，正是要警惕与减少中国美术在快速国际化过程中，所可能付出的与传统断然决裂的巨大代价。

　　“中国美术观”与后来的“21世纪中国绘画价值取向”概念提示出的另一层蕴意，则是面对中西文化剧烈碰撞过程中西方思潮涌动的复杂现实，在经济全球化的语境下和地域文化差异互动加剧的今日，提出中国美术的“去西方化”和“再中国化”的立场。在中国文化艺术向西方学习了一个世纪之后，我们早已熟识某种中西美术比较与互诠的方式，并以此强化中国美术的“本位”视角。回头看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旧之争”与“中西之争”侧重于优劣价值评判，即关注中西文化艺术各自水平高低的对比，事实上这一思路遗存着十九世纪末洋务运动“借洋兴中”和“中体西用”的路向;虽然这种思维在今天仍然部分地存在于文化艺术领域，但因为语境的变迁和中国文化自信力的提升，21世纪初期的中国美术价值观开始更为关注中国美术在整个世界文化格局中所呈现出的身份地位和话语权力。在这一价值观衍变的进程中，一个带有悖论性的现实语境是：一方面，“新”与“旧”、“中”与“西”等一系列简单对照、二元对立定式的比较模式，在全球化视野与共时性的文化处境中逐渐消解、模糊，而时代性与民族性的关系，也在新一轮的讨论中更多让位于传统与创新的课题;另一方面，中国美术相异于西方艺术的独特价值与文化优越性，及其蕴藏的强烈民族诉求，又必须回到中西艺术比照与沟通的层面上，才能使中国美术呈显自身传统在当代世界生发的可能性与辐射力。因此，中西二元论的思维模式在很长时间都不会完全消褪，即便以往的新旧之争与中西之争早已不再针锋相对地进行，新一轮的中西方文化博弈却依然保持着巨大的张力。在这一角度上，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中国美术观”与“21世纪中国绘画价值取向”的论题具有强烈的时代针对性，但面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问题时，仍须一方面防止民族虚无主义，一方面警惕盲目的民族自大，勿让其止步于中国文化内部的自我陶醉欣赏，或是仅仅为了回复西方文化冲击的应激反应。


　相比“中国美术观”的提出，“重返中国：21世纪中国绘画价值取向”的命题一方面进一步提示了这种“建构”过程的复杂性和难度，另一方面更加强调了追索自身传统的必要性。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陈履生将“重返”这一语词进行了双重阐释，其一是艺术本体的自我重返，其二是中国文化艺术在国际文化格局中的重返。事实上，“重返”这一具有象征寓意的动词，意味着国人的文化自信心的重塑，通过建立一个现时代中国文化艺术的核心价值体系，一方面实现历史脉络的有机衔接，找到能够与昔日中国绘画传统主线中清雅自得的魏晋风度、圆熟大气的汉唐气象和独抒性灵的文人情怀等相配适的、可以等量齐观的文化性格;一方面又意味着对于我们的近现代美术在西潮汹涌的大环境下日趋西化的反思，期望站在中国文化立场上能够返回到经典的中国文化高峰期。“重返中国”这一概念提出的初衷，根据学者黄河清的阐读，即是出于对中国文化经过20世纪的西潮涌动，很多文化精英“长跪不起，拜倒在西方文化的脚下”现象的警示与反拨。其鲜明的民族立场和问题针对性，都使这一看似叙述性的论题本身“携带”着耐人寻味的价值评判。而此论题讨论过程的多元性和多种意见的分歧，也恰恰印证了前文所提出的中国美术价值观在中西文化比照模式多元化的语境中，愈趋复杂并具有丰富的阐释空间。它的意义正在于已远远超越了简单的价值判断，而成为在跨文化、跨地域、跨学科的全球文化视野中，中国美术所持有的姿态、策略与文化自觉，及对于当下语境的回应。

　　近代背景与当代语境：中国美术价值体系的多重视域

　　无论是对于“中国美术观”还是关于“21世纪中国绘画价值取向”的讨论，都面临着一个重要的选择性前提，就是将论题背景放置于哪一个时间段下来审视。如果以一个形象化的时间轴表示，即是我们所取的讨论背景，所设定选择的是从1840年至今一百六十年的近现代史，还是从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三十余年的当代史。我们面对中国美术价值体系的视域，除了中西地域的场域之外，更重要的还是我们自身历史的“时域”。

　　原因很明晰，如果我们以中国近代历史的大背景作为观察角度与思考出发点，则一个半世纪以来国族历史的苦难与困境，及鸦片战争后中国近现代美术发展的原动力，都成为我们今天讨论中国美术价值观的历史动因与逻辑基点。上世纪初中国美术改良和革命的呼声，都与当时救国图存的时代风潮紧密相连，这一现实动力与心理背景，百年以来对于中国美术的影响至为深刻。关于此点，潘公凯、林木等学者都在相关的研究中有比较深入的论证，[2]此不赘述。而如果从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美术的发展切入，与中国美术价值观更为密切相关的是中国美术对于西方文化艺术的主动吸取、学习，特别是西方观念艺术和新媒介的拓展对于中国当代美术的影响。如在“重返中国：21世纪中国绘画价值取向”的研讨中，包林对于具象绘画及其当代价值的分析、丁宁对于当代中国文化崛起时代的中西艺术交流的讨论等，都提示了一种当代文化立场的存在。简言之，救亡图强的国族目标决定了百余年来中国现代美术的进程，而新世纪之交全球一体化和地域文化之间的矛盾互动，则更为直接地影响乃至塑造着21世纪中国美术的进程。前后两个“时域”，随着所面对矛盾与课题的转换，和基本任务与目标的更新，格局与背景都发生了快速的变迁。

　　这种选择“时域”的差异，与中国美术千年以来“大传统”与百年以来“小传统”的差异有些相似，又不完全一样。“传统”的时段分类，着重区分的是资源的远近和内容的新旧，而“价值观”的时段背景则更加具有“形而上”的意味，牵涉到我们如何认识美术发展背后文化语境的生成。这是因为讨论中国美术价值观经常要涉及到的文化身份、时代观念诸问题，都既直接源自于当下文化情境又深深根植于百余年来中国历史的宏观背景。近代以来，19世纪后半叶的洋务救国运动、20世纪初期的新文化运动，在“道”与“器”两个层面都将引入西方资源视为实现中国文化现代化改造的必由途辄;新中国成立以来，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相互结合的主流思想体系逐步构建，新时期改革开放以后又在文化艺术领域不断引进西方艺术观念与思潮，借以阐释与改造中国传统艺术，同时试图将西方现代艺术的取向，逐渐内化为中国当代文化的新成果，在建构与解构并存的过程中调整着自身审美价值体系。在这一过程中，认知、解读与建构中国美术价值观，都要以认清历史语境上下文关系为前提，同时清醒反思现代与传统的关系，以及现代性的多重层面和地域性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时域”选择的差异也经常伴随着研究方法的不同。选择百余年来近代史甚至更为宏大的中国传统文化史作为背景的研究者，经常从社会学、历史学、伦理学、思想史的视角审读中国美术的价值观;而选择新时期当代历史作为切入点的研究者，多半更倾向于从文化研究、后殖民主义、图像学等方法分析价值取向问题。这些方法论与视角的差异，一方面为讨论带来了丰富与深入的契机，使其充满活力和兴味;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很多讨论之间缺少交集，乃至难于交锋和碰撞，更难以明晰地梳理、总结与评判。虽然这种多元性的理论构建常常难以形成共识，但面对中国美术价值取向的问题，总有一些恒定的命题，即无论选取那一段“时域”作为讨论背景，横亘在研究者面前的母题经常是：西方现代主义的价值观能否用来衡量中国现当代美术?中国绘画在当代世界文化语境中的价值如何凸显?价值与现象的关系在中国当代美术中如何体现?如在对于“21世纪中国绘画价值取向”的研讨中，陈池瑜对于当代中国绘画价值转向问题的讨论，李立新从价值论哲学的角度对于当代中国美术价值取向的阐析，郑工从个体经验的文化价值的角度对于文化地缘关系的讨论，孔新苗从文化政治学角度的“天下”“国家”概念转化入手分析美术价值观的形成，王镛以文化折中主义态度反思“重返中国”命题所呈现出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等，[3]都关涉到这些核心问题，从不同侧面为我们重新认识中国美术价值观问题提供了启示和资源。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美术价值观的讨论虽然百年以来不绝于耳，但真正从学理的高度提出并展开系统讨论的次数与质量并不充分，还有很多重要而典型的论题尚被悬置和遮蔽，或是未被说清，如：中国绘画传统在当代的世界性价值究竟表现在哪里?中国现代美术的文化身份如何通过内发性的自我建构，获得西方文化的认同?中国当代美术如何葆有对于传统文化的感知力和表现力，而使其革新过程不至沦为一场列文森所描述的“腐蚀文人理想的现代化运动”[4]?这些问题的呈现恰好提示了，论题的重要性往往是和研究的难度成正比的。为此，尽管笔者依然主张理论问题的去玄虚化，警惕宏大叙事遮蔽具体问题、民族“本位”立场遮蔽艺术“本体”问题的危险，但同时也坚持认为这样的问题始终是无法躲避的，并对那种以一切理论讨论都无法解决具体问题为据排斥此类讨论的消极功利主义态度不敢认同。对于文化价值取向的讨论，我们要谨慎杜绝的，是宣言的空泛化，和永远无法落实到操作环节的纸上谈兵。

　　百余年以来，中国现代美术历经了对于传统的“革命”、“改良”的反叛，尝试过“融合”、“调和”中西的实践，进入新世纪之后，当我们回首过去的集体记忆与经验得失，当日前召开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立文化强国、将中华文化推向世界的纲领号召，“中国美术观”与“重返中国”的诉求，作为一种文化战略和身份认同，已经在国家自信和文化自觉的当下现实中成为新的目标。我们为什么要建构“中国美术观”，我们以什么样的审美价值取向“重返中国”?甚或我们是否已经面临着“积重难返”的困境，还是我们根本不必为了中国当代文化艺术的西方评判视角而杞人忧天?当越来越多人意识到中国当代美术所处的复杂文化处境，当人们意识到审美价值观问题从本质上还是一个文化权力问题，当中国美术在国际文化平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关于这一论题的讨论和研究也必将愈发深入地推进。

　　(本文发表于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11年第6期)

　　[1] 徐红梅：《谈中国美术观：困惑与审度》，《人民日报》2010年12月19日，第8版。

　　[2] 参见林木：《中国美术观与国际美术观》，《美术观察》2010年第1期;于洋：《从救亡图存到矛盾互动——潘公凯访谈》，《美术观察》2010年第3期。

　　[3] 参见中国国家博物馆、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编：《“重返中国：21世纪中国绘画的价值取向”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及本次研讨会发言整理文稿，现为内部讨论版，即将公开出版。

　　[4] (美)约瑟夫·列文森著，郑大华、任菁译：《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5月，第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