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章人文背景的深入探究

小舟

印章人文背景的深入探究
     

——读萧高洪《印章历史与文化》后

萧高洪擅长于讨论一些印史上非常实在的问题，通过旁征博引、爬梳剔抉、严密推导，得出稳实的结论，读了以后总让人有切实的收获。以往也曾零星地看过他一些散见于报刊的文章，对他的印学观点和治学方法有初步的了解，从中得到过不少启示和激励。闻知这几年他身体欠佳，兴致转向收藏，猜想这也算是长年在印学领域苦心耕耘下来的一种休整和调适。元旦前高洪来杭州，给我一本集他十多年研究成果的印学文选《印章历史与文化》，厚厚的足有30万字。展读数日，发现其中所涉猎的课题比我以往对他了解的要广得多，体系感也凸现出来了。他说这几年为了编校集子花了许多心血，才知道他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清闲，也更深地感受到了他对印学的痴迷和坚韧。
关于这部集子及作者的学术评价，邱振中先生在序中已经概括得相当精辟。我读了以后，感到萧高洪的印学研究有这么三个明显特点。
立足微观，着眼宏观。相对整个印学体系而言，他的切入点都是比较微观的，但这种个案选择很具典型性。对文人篆刻史的研究，是以赵子昂、文彭、何震、周亮工、赵之谦等关键人物为基点而开展。尽管这些人物的研究已有相当的基础，而他以新的史料、新的角度、新的方法对他们进行重新评价判断，极大地丰富和修正了已有的成果。明末清初是文人篆刻历史上一个十分复杂而关键的时期，弄清这一时期真实的篆刻状况，对于把握整个篆刻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高洪通过精读周亮工《印人传》，在参考大量明清文人别集、地方志、学术笔记等文献的基础上，写出了两万多字的《<印人传>所反映的明清篆刻界之状况》。文章从印人的社会构成与地位、科举与篆刻的关系、篆刻的市场问题、篆刻发展的地域性、篆刻的继承发展与创新五个方面，勾稽出明末清初印坛的生动状况。文章中每一个小结论都是通过非常细密具体的考订而得出的。比如通过列举大量史实，找出了篆刻艺术兴盛与当时吴越一带资本主义萌芽之间的关系，揭示出商品经济对篆刻艺术的刺激和推动作用。通过对文彭经历的考证，推翻了《印人传》中我们耳熟能详的关于因文彭在任南京国子监博士时购冻石而使“冻石之名始见于世”的结论。这样研究的意义更在于以此建立起印人与印人，印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图谱，由点贯串成线，再由线缀联成面，生动真实地勾勒出文人篆刻发展的社会背景、印学进步的脉络和前后的因果关系，从而展现出一幅阔大的篆刻历史图卷。像这样厚重的文章在集子中还有《何震的地位》、《印款概论》、《宋元之际文人印章流变之考察》等。
“以史证印”与“以印证史”相结合。以往的印学研究，在印风的艺术分析与印史考证方面往往有分驰的现象。这种内部的学术阻隔，妨碍了印学领域的拓展和问题研究的深入。集子的《后记》中他写道，“多年来的思考，使我体会到，从事于印章文化研究，不能局限于印章自身，而应通过印章去研究历史，复又通过历史去论证印章，以达到揭示其文化内涵的目的”。从他的研究实践和所取得的成果看，较好地实现了他的印学理想，对印学和史学都是非常有益的充实。在“以史证印”方面，集子中有《秦印的特点及其形成的文化背景》、《传国玺与君权神授的观念》、《试论隋唐宋（辽金夏）时期印章艺术风格的形式与发展》、《官印特点的形式发展及其审美价值》、《官印用篆及其演化的文化考察》、《民间印章的类别及其艺术风格刍议》等文章。他用这种方法考察了唐宋以前几乎整个古典印章历程，通过对各个时期历史背景的分析，找出了印章艺术风格形成、演化的规律，为我们认识风格变迁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必然性提供了便利。
在“以印证史”方面，他突出了对印章制度的研究。印章制度是印章与特定历史条件下政治、经济和文化最直接的联结点，是印章历史得以开展的生动背景和真实载体。在当代印学领域中，印章制度研究还比较薄弱。高洪以其深厚的史学功底，进行了印章制度多方位研究。《我国历代“主玺”官职略考》、《烙马印及其作用与马政建设的关系》、《仓印与古代粮仓的管理》、《“玺”改为“宝”的时代考》、《乾隆选定25颗‘宝玺’年代考辨》等，都是十分可贵的成果，一些方面还填补了印学史学空白。我总是在想，有一部完备的《中国印章制度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印章的名称、制作、形式、质地、文字、附属物、使用方法和演变轨迹等等，都被严格地纳入到制度的规范之中。中国印章这种文化现象是特有的，了解这些现象对于深刻地认识把握印章规律乃至文人篆刻又是十分必要。当然，这项工作很艰巨，要从卷帙浩繁的典籍中疏理出线索来，是一般研究者很难胜任的。而我以为凭高洪的擅长和积累，有能力、也有责任写出这样的书来嘉惠印林史林。
持论中和、学风纯正。萧高洪这本集子的意义远远不止这些言之凿凿的结论和新颖的观点，还有从中折射出来的科学方法、扎实学风和对印学的执着精神。他抒发自己的观点非常严密，对前人时贤观点的商榷辩证也十分谨慎温和，体现了良好的学风。新观点的提出不以巧智取胜更不是随心臆度，而是建立在传统的治学方法和严谨的学术态度之上。他的印学研究经历是从逐句抄录罗福颐、王人聪《印章概述》和孔云白《篆刻入门》开始的。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现成的印论资料辑编已不能满足他的要求，为了系统全面的掌握第一手史料，他花了两三个寒暑，基本把《二十四史》和《十通》浏览一遍，查考了历代文人笔记，积累了上百万字的读书笔记，这些成为他日后开展研究工作和客观公正地提出论点的可靠基础。可能是学历史出身的缘故，他对印章史料有一种超强的敏感，笔者与他的交往经历中，切身地感受到了这种可贵的执着精神。他自己说“每一个结论都是恪守史实，谨慎求证结果”。综览全书，可以看出为了贯彻这一学术信条他所作出的努力。环视当今印学界，尽管空泛漂浮的风气很甚，但毕竟还有像萧高洪这样的专精锐意者，能代表年青一代印学研究者的学术制高点和纯正学风，足以令人欣慰。
平心而论，当今印学界仍是比较沉寂的，印学家结集出版印论，高水准的唯有韩天衡、孙慰祖等先生，舍此而外再不多见。韩先生以谈艺为主，孙先生以考证见长，而萧高洪以历史的、文化的视角讨论印章，用心开辟印学新境界，这是非常值得庆幸的。这本集子内涵深弘、新见叠出、语言平朴，学术性、文化性都很强。对于一般读者来说，浏览该书可以感受中国印章篆刻文化的博大精深；对于篆刻创作者来说，可以深入全面地了解中国印学和篆刻的历史流变，丰富学修；而对于搞印学的人来讲，更是一部难得的读物，可资借鉴引用和启发学术遐思的东西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