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遗民八大山人的艺术人生

春平

　八大山人(1626-1705)，本名朱耷(音：d)，江西南昌人。他是大明朝宁献王朱权的九世孙，弋阳王孙。大明朝的遗民，清初画坛的“四僧”之一。

　　朱耷的“耷”，有说是因为他生下来耳朵大，所以取名“耷”，拆开就是“大耳”二字；又有说“耷”乃是“驴”字的俗写在他生平用过的号中，就不乏“驴”、“驴屋”之类，个中况味，辛酸自叹。

　　59岁，他开始以“八大山人”为号，一直用到80岁去世，此前用过的五花八门的号全部摈弃。

　　取名“八大”，有说是出自佛家的“四大”，东南西北“四方”加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隅”，是为“八大”。至于究竟是“八大皆空”还是“八大唯我独大”，则又是一个问号了(“性情孤傲倔强，行为狂怪”，是他的标签)。

　　他在画作上署名时，常把“八大”和“山人”竖着连写。前二字又似“哭”字，又似“笑”字，后二字像“之”字：哭笑不得。

　　这个肖像画上不起眼的干瘦老头，一生又岂止“坎坷”二字能形容？

　　他生长在宗室家庭，祖辈、父辈都是修养深厚的书画家。但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亡，不久父亲去世，贵族生活在他19岁这一年戛然而止。

　　国破家亡的年轻人朱耷遂假装聋哑，隐姓埋名遁入山中。后来，在他的画幅上常常可以看到一种奇特的符号，其实便是“三月十九”四字甲申三月十九日，明亡的日子。

　　明亡后四年，妻子去世，朱耷遂出家。他曾经装作哑人，在门上贴一个大大的“哑”字，不与人语，以手示意。他好酒，爱哭，戴布帽，穿长袍，烂鞋，以疯癫的样子，躲避新朝的迫害。西方艺术界称他“中国的凡·高”凡·高是真疯，而朱耷，究竟是真疯还是装疯？

　　晚年，朱耷从俗成婚，靠笔砚养家糊口。但因生活所迫，又不得不隐瞒明宗室身份，卖画给清朝官员。在南昌城郊的一所草房里，他度过了孤寂、贫困的晚年。

　　他笔下的动物习惯性地翻着白眼

　　那是中国画里的异数

　　人们第一眼看到八大的花鸟画，常常会笑出声来。

　　但他笔下的动物是如此不同，它们似乎充满了人的意味，显得有些滑稽，让人想起《虞初新志》中记录八大在变哑之前“善诙谐，喜议论”一条。

　　它们有些本身就是扭曲的：一只畸形的兔子，一只呈怪异集合形状的猫，古怪地呈块状的鸟。

　　它们习惯性地翻着白眼。有些则扭着头，伸长了脖颈，似乎警觉着上方的某种东西。在一幅画中，一头鹿向上望着头顶上飞过的小鸟，而另一幅画里，一只鸟极不自然地注意着它周围的环境，似乎察觉到自己正被人注视。又一幅画中，一只似乎刚挣破蛋壳的小鸡，缩成一团，害怕地看着上方，不知道这世界有什么样的事物正等着它。

　　看得愈久，他笔下的畜兽鱼鸟，渐渐显露出一种令人不安的怪异，有时甚至有点儿邪恶。

　　鱼和鸟，这是中国画里最普遍的两个意象它们大多代表着自由梦想变成鱼和鸟以逃避世俗的桎梏，是人类艺术构想中不断出现的主题。

　　所以我们常见的花鸟鱼虫，总是和谐地存在其环境中，与它们所在的世界和谐地融为一体，并完全专注于它们自身的律动。这些花鸟画，设色或浓丽，或典雅，或清新，往往予人或富贵，或轻灵，或悠闲的感官体验。这也是花鸟画为什么总是适合用来馈赠祝贺。

　　但我们在八大山人画中看到的鱼鸟，却往往显得异常的笨重，没有任何展翅遨游的迹象，它们是静止的，郁郁不乐的，如同说，这世界上没有一个自在的场所，也无路可逃。有时候它们显得局促不安，翻起的白眼带着一种威胁的、怒目而视的表情，暗示着其与环境之间的某种决裂。它们往往不是舒适地被包含在它的幻境里，而似乎是被困在其中自由和限制，疏离和调适，意识的压抑，沟通的障碍……所有的这些问题似乎都切合八大自身的困境。

　　他有一首题画诗：“墨点无多泪点多，山河仍是旧山河。横流乱世杈椰树，留得文林细揣摹。”一句“墨点无多泪点多”，夫子自道，言简意赅地叹出他那隐晦难解的画和题画诗背后的人生。

　　八大山人的绘画艺术，是他个人的心灵史，亦是那个时代的精神史。

　　虽然他的简洁孤冷的画风受徐渭的影响很深(那个恃才傲物、同样贴着“癫狂”标签的徐文长)，但没有人会否认，他的大写意花鸟，自开了一宗。而他对后世的深远影响，也许随便举出几个名字就足以说明问题：郑板桥、赵之谦、吴昌硕、张大千、齐白石、潘天寿、李苦禅、弘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