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大利先生著《画论札记》

墨客

程大利先生著《画论札记》

蔡亮
　　之一

　　自宋以来，中国画是在诗性的路上发展着。所谓“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抒胸中逸气耳。”这个“逸”就有诗性。从元至明、至清、至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中国画在“文人画”这条路上登峰造极。但20世纪以来，具体说，齐白石之后，诗与画逐渐疏离。画人国学兴致日减，画文人画的人逐渐离开了“文”，注意力放在图形、色彩和诸多科学手段上。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中说：“典型的中国人——即真正的中国人正在消亡;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类型的中国人——即进步了的或者说是现代了的中国人。”
　　辜氏的话透露两条信息，一是时代变了，中国人应顺应这种时代去发展;二是“典型的中国人”如何保留自己民族的典型性，也即如何保留自己的文化身份，这是笔墨人士必须考虑的。

　　之二

　　如果说西方艺术作品中更多的是对人性的张扬，比较而言，中国的艺术把“人格”看得比欲望和本能更重要。中国古典文化的价值指归是“人格”，认为艺术应该为人格的完善服务。张彦远解释“骨法用笔”为“生死刚正谓之骨”，文征明认为“人品不高，用墨无法”，历来的画论都把人格因素与技术因素融为一体。可以认为，中国书论和画论都是伦理主义的艺术论，认为“文”是“心”所决定的，而“文”又可以用来养“心”，使“心”至善。人格文化的社会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格文化的自然观是“天人合一”，相信“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而且强调“顺天命”。后来冯友兰讲到“天地境界”，也认为天人的一致方可以达到至高的境界，并认为这是至高文化的最高境界。
　　笔墨之道通达“天地境界”。人力不逮处，即为“天真”——“天”之“真”，努力追求这个境界，不雕不做，朴素自然，感天地之化机，自然天成，这便是笔墨的至高境界。

　　之三

　　“五四”以来的学问家都是会读书的人。读书有道，读书可以把穷理尽性，把读书和变化气质联系起来，人则会不同。而把读书与体验证悟和涵养功夫联系起来，笔墨会日进。马一浮在《复性书院讲录•读书性》写道：“欲读书，先须调心，心气安定，自易领会。若以散心读书，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必不能入。以定心读书，事半功倍。”读书在于穷理博文，他进而说：“必涵养纯熟，然后气自常定，理自常明。逢缘遇物，行所无事，毫不费力。然其得力处，皆在平日读书穷理工夫不间断，于不知不觉之中，滓秽日去，清虚日来，气质自然清明，义理自然昭著。”又说：“读书非徒博文，又以蓄德，然后能尽其大。盖前言往行，古人心得之著见者也。蓄之于己，则自心之德与之相应。”马先生把读书、明理、养心结合，道出了读书的要诀与规律。前人认为，读书多了，笔下俗气会褪，所谓“书卷气”是读书涵养的功夫积累到一定程度的反映。

　　之四

　　六朝的宗炳对赏画和作画的快乐的描述是生动而富深意的。他说：“于是闲居理气，拂觞鸣琴，披图幽对，坐究四荒，不违天励之丛，独应无人之野。峰岫峣嶷，云林森眇，圣贤映于绝代，万趣融其神思，余复何为哉?畅神而已。神之所畅，熟有先焉!”
　　这里的“闲“字，是笔墨文化的要求。“闲”是解除心累的良方，“闲”、“散”、“静”、“淡”是一种状态，也是一种功夫，在这个状态下才能产生“神思”——思想的自由与深邃。
　　“山水”相对应于社会，宗炳生于思想自由的六朝，向往山水多少隐含着对世俗生活的疲累与无奈。到了北宋郭熙，直接认为“尘嚣缰锁，此人情所常厌也。”山水画，被历来的士大夫文人看成是离世出尘的方式，以此涤滤身心，求得安静和端详。近百年来，这种出世的倾向被赋予消极的意义。山水画在“入世”上下足了功夫，贵五彩，重形似，与照相机争功，很长一段时间，本质意义上的山水画被“时代精神”异化了。当然，今天的生存环境与历史上的任何时代都有差异。但对自然的向往是人的本性。与之和谐也将是所有文化的共识。“心源”中的山水永远都是远离尘世的平淡天真。

　　之五

　　钱穆先生说，中国思想之伟大处，在其能抱有正反合一观。如言生死、存亡、成败、得失、利害、祸福、是非、曲直，莫不举正反两端合为一体，其大者则如言天地、动静、阴阳、始终，皆是。(见《中国史学略论》)
　　而中国画的笔墨辩证关系也是正反含一观。如黑白、虚实、浓淡、疏密、奇正……以“实证”的方法，看不出中国画的好和不好来。全部的辩证关系的微妙处理就会画出好画。
　　“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四十章》)，石涛活学了老子思想——“以无法生有法，以有法贯众法”，把所有辩证归一。